【党史百年·天天读】5月17日

1938年5月17日

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此前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作说明和补充。其中指出：第一，中共中央估计武汉失守后，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政策，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它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借统一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于它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或者成为它底下的一个派别。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第三，从内战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他们武器比较陈旧而不整齐，但是在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下，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从敌人的侧后克敌制胜，建立根据地。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第四，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地位大大提高了，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而国民党惧怕真正的群众运动，它的许多团体没有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之是否正确。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任弼时的报告，打消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顾虑，为使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六月十一日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篇报告收入《任弼时选集》。

1984年5月17日

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谈到国际局势指出：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解决南北问题，北方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并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南南合作。

他谈到中国国内政策指出：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为此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内搞活经济也是开放政策。

2000年5月17日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说：基础研究的成果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突破和进步，也促进了应用科学的发展；而应用科学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对基础科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研究力量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方面有一个合理的配置。当然，还要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每个国家的实际。我们要为科学家创造良好宽松的科研环境，鼓励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和探索；在科研机构，建立符合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新机制；继续增加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部门、地方、企业和民间基金等多种形式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他强调：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科学的健康发展。这篇谈话收入江泽民《论科学技术》，题为《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 

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他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