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英文名则一如“One World One Dream”般简洁：Better City, Better Life。
12年过去了，大学里的本科生几乎已经都是零零后了。我们的生活……无疑会变好的。那么，是否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了，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2011年出版了《城市的胜利》，他的论述背景是20世纪末以来，欧美传统大城市的郊区衰落，城区条件改善与复兴，人口回归，城市的吸引力上升，外加关于环保账的新算法与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
而《创意阶层的崛起》的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则在2017年推出了《新城市危机》，反思那将“人”带回城区的经济因素也将财富不平等导向了居住的不平等，一方面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吸引不了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非超级都市与超级都市截然不同的境遇。诚然，欧美关于城市发展历程的思考与研究转向，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有限的，但其中体现的经济规律，则是思考中国城市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标准。城市和大城市吸引乡村以及小城市的移民，客观上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空心化、衰落与停滞吗？大城市的高额生活成本，已经容不下低收入者和非高收入产业从业者了吗？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新作《向心城市》中指出，人口向城市、大城市与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是当今世界各国共通的现象，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三个层次的向心趋势，也是顺应经济规律，“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必然路径。疏通区域发展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能让城市、乡村、城区、郊区以及大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都更好，而这不仅能让人民更安居乐业，也是由无数个人自己“用脚投票”的结果。有人认为，较之城市研究的经典《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的胜利》运用数字与经济学分析，论证显得更为理性，也有人认为，格莱泽的分析对于人的心理感受与体验关注不足。那么，在号称“从实践出发，用数据说话”，深耕中国社会现实的《向心城市》中，陆铭教授及其团队，是如何用城市数据抵达个人的选择与体验的呢？又是如何得出有关“向心城市”的趋势判断的呢？在全书第一部分，作者研究了生产、收入、消费、餐馆口味与评价、通勤、公共机构设施（学校、医院、文化机构、国有银行等）分布等，引出了城市内部的“向心”特征，而这一特征也适用于更大尺度的区域。举一个关于衡量城市公共管理效率的例子。以对上海市12345热线、网站等方式反馈的市民投诉（涉及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工商管理等12个大类，占道经营治理、夜间施工治理等29个小类）为切口，研究团队用每条投诉从登记到最终处理所花费的时间来度量管理效率，进行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方格层面上，夜间人口密度每增加1%，投诉处理时间缩短约0.15%—0.16%。这表明，常住人口在空间上集聚时，政府的治理半径更小，相关部门的执法距离缩短，从而提升了治理效率。宏观数据依然代表了不可忽视的视角。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63.89%高于推算数据，而3.76亿的流动人口数也远超预期，这样的体量不仅表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轰轰烈烈、潜力巨大，也说明了人口流动、移居与城市化问题在中国社会议程中再靠前也不为过。作者团队进一步比对了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细分数据，并将人口的流入流出进行了可视化呈现。2010 年“六普”至 2020 年“七普”中国各城市和区县人口变化量可以看到各地的人口数量变动，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主要是由人口跨地区迁移导致的。此处的两张图分别表示的是城市级和区县级行政区的人口数量变动。从中可以看出，人口在向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大城市周围集中。而从区县级更仔细地来看，人口集中趋势更为明显。在总体呈现人口增长趋势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增长较多的是核心地区，外围地区（如苏北、粤东）的人口却是减少的。而在总体上呈现人口减少趋势的地区，如东北，却有不少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比如，哈尔滨作为一个城市，总人口是减少的，但其实人口减少的是它的郊区和农村，而它的中心城区人口是增长的。数据的细致处理与可视化，直观地体现了各个层次上的向心趋势，各级中心的集聚，暗藏了近些年中国空间格局变化的密码。而各地人口变动主要来自移民的事实，也印证了愈演愈烈的“城市抢人”现象——对人口资源的吸引已经是各地发展的重中之重。《向心城市》中有这么一幅图。简单说，通过基尼系数来看，广东省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省内各市人口总量的差距变大了，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变大了，但是人均GDP的差距却相应缩小了。加之欠发达地区生活成本也较低，广东省内非珠三角核心区域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核心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这么看，也许“虹吸”这个说法就有些粗线条了。将视角拉高到全国范围，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这些年也呈现出这一形势。如果将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去除，这种人均的平衡将会更快。目前，东部最发达省份的人均GDP是内陆最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五倍。通过人口流动，能加快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那么，目前全国有多少城市在收缩，有多少城市需要减量发展呢？作者援引彭冲、李杰伟的研究数据，指出在2010—2020年这个人口普查周期，在有数据的357个市级单位，人口增长的有201个，人口减少的有156个。并且，其中有区（县）的276个城市，中心城区（市辖区）人口增长的超过80%。但与此同时，几乎全国的城市都在做扩张性的规划。对比前述研究，作者还展开了对“远、大”新城的研究。作者及其研究搭档收集了全国600多个新城的建设资料，发现将它们的数据加总起来，已公布的规划面积达到6.63万平方公里，已公布的规划人口达到1.93亿。而事实恐怕还不止于此，国家发改委报告曾提到，中国的新城新区有大约3000个。遍地开花的新城地图，虽然是平面的，但也能帮大家将新闻与日常认知中又远又大的新城区形象进一步立体化。进一步结合人口的流向，人们生活、工作的地区偏好，部分地区的房价、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债务，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了。向心城市的趋势，对于农村而言，是被动接受，预备承受的压力与危机，还是可以主动把握的机遇呢？中国粮食生产有“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怪象。《向心城市》第十章指出，粮食产量虽然从2000年至今平均每年增产超过1000万吨，但2018年的粮食进口却达到了1.08亿吨，其中大豆进口就占到2/3（如果中国农业生产总体上成本太高，缺乏价格竞争力，必然先从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效应最强的产品开始失去竞争力，那就是大豆）。另一方面，2019年，第一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是7.1%，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却高达25%。陆铭言简意赅地总结道，大可不必担心没人种粮，真正要担心的是有太多的人种粮食。目前，不仅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期较低，政府对于三农的补贴压力也居高不下，而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容乐观。从下图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家庭的平均农场面积并未明显提升，甚至大幅度地低于被认为走了小农场模式的日本，而日本模式的农业竞争力，又远不如欧美的大农场模式。图中的数据已经经过了技术处理，不直接对应实际经营面积。书中作者也援引了权威数据：（农村户均经营规模）美国是我国的359.64倍、澳大利亚是我国的8661.86倍，韩国是我国的3.12倍、日本是我国的4.58倍……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的最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市化，减少农业人口，推进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而中国农村的户均农业经营面积长期受限，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向心城市》的第三部分对城乡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但向心城市的趋势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契合的。简而言之，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的道路是有具体步骤的：第二步，“三农”补贴的方向应往推进城市化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向调整。从特定城市的内部，到区域城市之间的关系，到全国的尺度与城乡的协调发展，看城市必须是在体系中看，理解向心城市的趋势因而也必须在各级层次中理解。本文选取了《向心城市》一书中的几处论述，帮助读者窥见一斑。那么城市的规模应该多大，各层级的人口应该如何分布才合理呢？这其实反倒不是能准确用数据得出的答案。因为真正决定规模、体量与边际的，不是管制思维的规划，也不是承载力的计算，而是具体到个人的人民对于迁移决策的成本收益核算。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了吗？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向心城市》用数据告诉我们，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拉扯影响着我们对于城市的定义，人们的选择与顺应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决定了城市的未来。不同的城市、城区以及乡村，有着各自的命运，但只要人民能自由地流动，能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安居，城市就让生活更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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