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吕祖谦赞叹不已的“水帘亭”，你去过了吗？

从武义县城出发，大约20分钟左右的车程，来到茶亭自然村。武义县作家协会主席、车苏女婿鄢子和告知，茶亭村原只有一个茶亭，由金柱寺出资田租兴建，并雇人烧茶以施济行人，后住亭烧茶人在此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小村落，遂以茶亭名村。我们不禁为古人的古道热肠而啧啧。放眼茶亭村，只见十来户人家依山而建，高低错落，一条小溪蜿蜒穿村而过，四周茂林修竹，群山如屏，东北方向两座青峰直抵蓝天。子和指着两座青峰说，那就是金柱山，两山之间有一瀑布当地人俗称龙潭坑瀑布，文人则雅称水帘亭瀑布，水帘亭就在瀑布东侧山麓。金柱山并不像柱形，奇峰突兀，而是座基很宽，往上逐渐收小，形如埃及的金字塔。当年浙江文史馆馆员、著名篆刻家、武义明招学者叶公一苇先生来此游览，见金柱山曾大发感叹：“吕祖谦学问的成就，基础厚而冒尖，何其与金柱山有惊人的相似！”（叶一苇《寻找明招文化·水帘亭觅踪》）

我们下车，沿着山垅间泥路，溯小溪而上，来到金柱山脚。上山只有一条小径，两旁杂树丛生，人只能在枝叶下弯腰钻过。由于雨后初晴，树叶上的水滴落到我们身上，打湿了衣服。幸好，细心的《明招文化》编辑潘美进带了一把柴刀，赶到前面砍去路边的枝叶为我们开路。行不多远，透过路旁的枝叶，见前方山峡悬崖上挂有一帘瀑布，但只见上端一段，下半段被树木遮去，也听不到瀑布的轰鸣声。

沿山径曲折而上，峰回路转，山势渐开，我们不觉已来到瀑布前。只见崖壁之巅有一岩石突出，宛如淋浴器的喷头，山涧之水流经“喷头”从百米高空喷洒而下，飘飘扬扬跌落底下的龙潭坑，飞珠溅玉，形成一层薄薄水雾。眼前的水帘亭瀑布，既没有壶口瀑布的狂野，也没有黄果树瀑布的壮观，而是尽显江南水性的温婉绰约。瀑布后面有一天然洞穴，我们从一旁走了进去，只觉寒气袭人，从瀑布后面往外看，一挂水帘从天而下。透过水帘，但见远处山色空蒙，明晦变幻，神秘多姿。子和说，这水帘亭瀑布很奇特，在某个位置对着瀑布呼喊，瀑布就会向你飘来。于是，他带我们选了一个位置，对着瀑布大喊起来，瀑布果然向我们飘来，溅了我们一身水雾。《武义县宣平地区历史文化丛书》主编吴金宣兄说太冷了，就走到离瀑布远一点的地方晒太阳去了。

▲透过枝叶看水帘亭瀑布

诗人、武义地方文物考古爱好者包剑萍告知，他曾多次来此游玩，发现瀑布附近的山崖上有多处摩崖石刻。说着，带我寻找起来，在瀑布东边、南边的山崖上果然找到几处石刻，可惜年代久远，石刻已风化剥陊严重，字迹辨认不清。只有南面溪边那块巨石上，还可认出几个字：从右到左横刻并曾用红漆描过的“水帘洞”三个大字，下面是从右到左竖刻9行小字，依稀可辨“民国三年……徐……王仁……刻石记之。王仁（治？）书”等字样。

此时，茶亭村民、水帘亭精品民宿老板张国喜闻讯赶了过来，见我们在观看辨认摩崖石刻，又带我们拨开柴草找到几处。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水迹氤氲，石刻都已辨认不清字迹。后来在一处石刻前，国喜取出餐巾纸，将上面的水迹吸干，见石刻后半段有“金柱泉”三个字尚可辨认。国喜说，据村里老人代代相传，这些石刻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会不会是宋代的诗词石刻？我们未敢妄下结论。抬头仰望，见瀑布后面半空石壁上，也似有刀斧凿刻痕迹，可能也有几处摩崖石刻。如此算来，这里大概有摩崖石刻十多处，如果能辨认出是宋代的，那将是武义文化古迹的一大发现！剑萍和国喜说等天气晴朗后，请专人来拓片，看看能不能一探石刻的究竟？

▲水帘亭瀑布

或问水帘亭在何处？国喜指着瀑布东侧的山麓说，就在那儿，巩丰修筑的水帘亭原来是石制八角亭，1964年坍塌了，县档案馆还存有水帘亭旧照，这里现在只留遗址。山上树木杂柴茂密，我们走不过去，只有带着遗憾从山上下来。路上，金宣兄说，作为古武阳十景之一，这里不仅有金柱山和水帘瀑布自然风景，而且还有古寺、古亭和摩崖石刻等人文遗迹，加上茶亭村的古风民俗，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如果进行保护性开发，投资不会很大，却能有望成为武义的一个旅游胜地。

▲武义县档案馆保存水帘亭旧照

走到金柱寺，女住持卓玛邀我们进去喝茶。国喜告知，如今的金柱寺及其对面的石凉亭，是由这位四川阿坝州藏民卓玛来此于2009年募资兴建的。原来的金柱寺在村东南的竹林边，是由明招寺德谦禅师的师弟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间始建，寺院占地长宽各60米，鼎盛时僧人多达150余人，寺里还有不少粮田，武义古时曾有“北岭洞的风，鸣阳楼的钟，宝泉寺的竹，金柱寺的谷”之说，可见金柱寺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据说，日本禅学院也有关于金柱寺的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日本人来此寻访。可惜古寺已毁，如今只剩下一口古井。

喝茶时，子和说，800年前，朱熹、吕祖谦、陈亮和巩丰游此地曾写下了《游水帘亭》同题词作，千古流芳。今天我们来此，也应学古人写点诗文，赓续宋韵风雅。于是，大家起哄请他先赋诗一首，他又推武义本土明招文化研究者王文政，让他先讲讲南宋四大名人游水帘亭的风雅之事。文政推辞不了，就讲述了他的推断：《游水帘亭》应该是四人同题唱和之作，而非四人同游之作。先有吕祖谦、陈亮和巩丰同游作词，后朱熹唱和。朱熹在吕祖谦生前没有来武义，是在吕祖谦去世后第二年（1182）巡历绍兴属县、婺州、衢州途中转道明招山祭拜吕祖谦墓，然后勾留武义，踏足水帘亭。巩丰曾拜朱熹为师，可能得知朱子转次家乡，特意请假赶回陪侍左右，并当面恳请朱子和词二首，于是才有了四人的同题唱和之作。我赞成文政“四人唱和”的观点，但对1182年巩丰请假赶回陪朱熹游水帘亭并恳请和词的说法表示异议，子和趁机“点火”：“你们两人，一个是武义本土学者，一个是武义籍在外学者，今天就来一场关于朱熹是否来过水帘亭的辩论，一肯定一否定，到时在《武义报》刊登一个专版，助推明招文化研究火热一把。”我们没去钻子和设的“圈套”，小憩片刻，驱车回城。

▲摩崖石刻

藏在武义深山的一个小小的水帘亭，能得朱熹、吕祖谦、陈亮和巩丰四大南宋文化名人同题作词，并流传至今，可谓荣幸之至焉。现将四人同题词作转录如下：

四人中，朱熹与吕祖谦是南宋大儒，名满天下，无人不知，兹不赘述；陈亮，永康人，永康学派创始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事，以连上《中兴五论》反对议和、力主抗金而名闻天下，深得宋孝宗赏识，然因权臣当道，陈亮屡遭陷害，三次入狱。绍熙四年为宋光宗钦点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及就任离世，追谥“文毅”，有《龙川文集》《龙川词》传世；巩丰，武义人，南宋淳熙年间进士，他一生仕途坎坷，一直在州县辗转任低级官员，直至致仕前才授从七品的提辖左藏库。但他诗文并擅，“尤工于诗，多至三千余首”（叶适《巩仲至墓志铭》），深得中兴诗坛两位领军人物陆游与杨万里的推许。晚年归故里，巩丰超尘脱俗，安然自得。叶适说他“性质易，无岸谷。暇日载一瓢，独行田野，不问歧路，抵暮而返”（《巩仲至墓志铭》），颇具魏晋名士风度。

四人八阙同题词作，从不同视角描写了游水帘亭瀑布以及归途中所见晦明百变的水帘亭景致，抒发了各自的情怀，可谓情景交融，各有千秋。从词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四人游览的季节在春末夏初，时间是一天或至少一个下午，因为归途时已是“近黄昏”“日暮天”，可见四人在此游览之久，游兴之高。

关于《游水帘亭》同题词作，由于四人文集中均未收入，朱熹、吕祖谦年谱亦未载此事，仅见武义地方志书和何德润《武川备考 》载录，而何德润《武川备考》又录自清嘉庆《武义县志》，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此持有怀疑看法。以为巩丰是吕祖谦的得意门生，陈亮与吕祖谦是至交，他们三人同游水帘亭并填词吟咏，这不必怀疑，然朱熹远在福建，四人是否真的同游并同题作词？质疑重重，众说纷纭。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说法：

▲摩崖石刻

现对上述四种说法作一分析，并结合相关史实提出我的不同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伪托说，怀疑者是以武义嘉庆县志始载四人同题词作、此前不见记载作为立论根据，缺乏科学依据。因为嘉庆九年（1804）《武义县志》，并非武义最早的地方志，早在之前近400年的明代正统初年武义就修过县志，甚至宋代武义人氏张淏也曾写过《武成志》（武成即武义），只是这些地方志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说我们未曾见过，但不能断定这些早期武义志书中就没有载录四人《游水帘亭》同题之作。就如巩丰诗目前以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全宋诗》收罗最为丰富，但仅收录诗23首、残句二则，还不到他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一，但我们不能以《全宋诗》来否定叶适说巩丰诗“多至三千首”。因此，在未得到确凿证据之前，“伪托说”失之臆断，不足为凭。

关于同游说，持此说者的立论依据是未到实地不能写出如此真情实感的作品。但我觉得考证是否同游之作的关键点，在于四人是否具备同游的时间节点，而并非词作内容的真实感与否。据我所涉猎的典籍及朱、吕互通书信考查，朱熹在吕祖谦明招讲学期间未曾来过武义（见拙作《朱熹未在明招“朱吕讲堂”讲学考论》，载《浙江学刊》2010年第5期），或者说朱熹在吕祖谦生前未曾来过武义；陈亮与朱熹的初次会晤，在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上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之时，并陪朱熹作旬日游，此后再未见面，但频繁书信往来展开了十年之久的学术争论；巩丰并未“拜朱熹为师”，只是在福建任职期间曾向朱熹问诗，且看朱熹《答巩仲至》：“闻名愿见为日久矣，兹辱枉顾，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别后又承惠问，并示武夷佳句。获闻于役之暇，不废山水之娱，赋咏从容，曲尽佳致，尤以为喜。比想已还官次久矣。”（朱熹《晦庵集》卷六十四）从信的开头第一句看，显然是朱熹与巩丰初次相识后的第一次通信，而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证，这是巩丰在赴任福建叶翥帅幕期间，时间当在庆元四年（1198）末与五年初之间，也就是说巩丰是在吕祖谦去世之后18年才与朱熹初次见面（见拙作《南宋诗人巩丰考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由此可见，四人同游的时间并不具备，因此“同游说”并不成立。

▲金柱寺遗址瓦当残片

至于未到实地只能泛泛而谈，写不出真情实感云云，此说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未到实地却能写出真情实感作品的例子俯拾皆是，以李白为例，他并未到过新昌天姥山，却能真情实感地写出绝世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又如他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写到金华时云：“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岧峣。岧峣四荒外，旷望群川会。”是不是该身临其境才能写出金华如此景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身临金华，而是听了魏万的叙述写成的，这在其序文中分明有交代。再说，叶公一苇先生论证真情实感的依据之一是“词中如朱熹写的‘未知何日更重游’”，而“未知何日再重游”是陈亮而非朱熹的词句，因此此说未免有牵强之嫌。

关于唱和之作与两次游之作，其实可并为一说，即唱和之作。但既不是吕祖谦一次陪陈亮，一次陪朱熹，成两次游之作，也不是巩丰陪朱熹游并请得和词，对此前面已考证两人都没有与朱熹同游的时间条件。即便假设巩丰陪朱熹的时间条件具备，同样不能成立，理由有三：一是朱熹此次巡历，“每出，皆乘单车，屏徒众，所历虽广，而人不知”（清懋竑《朱熹年谱》卷之三），朱熹与巩丰此时尚不认识，因此更不会知会巩丰；二是巩丰地位低下，又不在本地为官，一个州县底层官员请假回乡陪同朝廷大员，将置当地官员于何地？于理于礼皆不合；三是朱熹于淳熙九年正月十七来明招山拜祭吕祖谦墓，但其词作分明写着“深入帘栊四月寒”，朱熹不可能在武义勾留二、三个月之久，至于后来是否来过水帘亭则当别论，所以此说断不能成立。

我觉得朱熹的唱和之作起码有以下几个渠道可以促成，一是吕祖谦、陈亮、巩丰同游同题词写成后，由吕祖谦寄给朱熹并介绍了同游经过、水帘亭景色等情况，于是朱熹依韵和词两阙，成四人唱和之作；二是吕祖谦与朱熹会晤时，吕祖谦讲述此次游览雅事，并示词作予朱熹，朱熹阅后欣然和词两阙，成文坛一段雅事；三是巩丰在福建帅府任职期间拜访朱熹时，与朱熹讲述此次同游水帘亭并填词之事，并恳请朱熹和词两阙，遂成四人《游水帘亭》同题之作。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目前的推断，至于真实情况如何，尚期剑萍和国喜日后拓下水帘亭摩崖石刻后有所发现，或者研究者从其他文献或文物中找到新的实证，然后才能再作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