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戈达尔提供双手，戈达尔教他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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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的得力助手法布里斯·阿拉诺（Fabrice Aragno）解释了《影像之书》是如何通过简洁、自制的手段来抵达辉煌的。

采访：艾米·托宾（Amy Taubin）

来源：Film Comment 2019年1-2月刊

译者湿度

一个追求无聊的人

豆瓣 @湿度

戈达尔自始至终都坚信着电影是书写20世纪历史的媒介，而这样的信念也一直影响着他的电影创作。从其史诗般的作品《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1988-1998）开始，其拼贴式的电影就描绘了这个镌刻世界历史的媒介是如何发展的，即电影是如何从一个在剧场中被当众放映的赛璐璐胶片发展到可供个人观看的录像带、网络、磁盘的；并且，其还阐释了一直以来电影是如何通过图像来“书写”像文学史一样个人化的历史的。21世纪的今天，随着数字电影的出现，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也呈现出了在活动影像中记录这个世界的图景，并且随着活动影像本身的媒介转变，对世界的历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镌刻。

《影像之书》剧照

法布里斯·阿拉诺被视为戈达尔《影像之书》（The Image Book ，2018）的摄影师、联合剪辑与联合制片人——从《电影史》衍生出来的作品中，《影像之书》是最为抽象以及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作品。在《影像之书》的拍摄过程中，戈达尔使用了先前在其拼贴式电影中使用过的相同的模拟录音设备，并让阿拉诺对电影进行数字化的再处理，此外戈达尔还要求其在保留模拟记录设备的表现力和迹象的同时，增加数字媒介独特的元素。不过就像阿拉诺很明确指出来的那样，虽然戈达尔的双手由于太过于颤抖很难去按下数字程序的按钮，但是阿拉诺每次的选择则必须得到戈达尔的认可。不过戈达尔几乎从来都不认可。

自从戈达尔不再巡回展映后，阿拉诺就将《影像之书》送到了2018年秋天的纽约电影节上。虽然他拒绝代表戈达尔说话，但是它却非常乐意讲述在过去16年中他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情况。此外，他还需要确保电影中精心设计的环境音在每个场景都维持平衡，尽管扬声器的效果变化取决于你所坐的位置。他进一步说道“如果你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并且你的两边都有扬声器的话，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戈达尔好像在你的大脑中直接用立体声在讲话。”但是他也很喜欢坐在剧院的后排，因为那里图像很小，并且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影像之书》剧照

更好的情况是，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可以自由的活动——就好像他们在一个装置中。这些装置中的第一个于11月最后两周在洛桑市的维迪剧院进行了亮相。阿拉诺说道，虽然戈达尔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虚拟现实的技术，但是长久以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有趣的VR工作。他推测道，戈达尔可能会使用虚拟来定义具体的事物，就像他曾经用3D技术去定义2D技术一样。“我们将取消VR，并且我们最终还可能会展现VR设备被摧毁。”

《影像之书》剧照

艾米·托宾：你能谈一谈在《影像之书》中是如何和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诺：首先，戈达尔在录像带上进行了剪辑，然后我又在电脑上把一切又重新做了一遍。我曾经用Final Cut对《再见语言》（Goodbye to Language, 2004）进行过剪辑，其中还用到了3D技术；不过此后我又在Davinci上重做3D。在这部电影中，我依然使用了Davinci。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

艾米·托宾：《影像之书》中的剪辑与先前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有所不同，尽管这里的一些影像其先前使用过。其实与其说这些图像在剪辑点上发生了碰撞，不如说它们经常很到位的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我认为这是很多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短暂的黑色画面的效果。那么这些黑色画面的出现是因为戈达尔所使用的下载图像的原始的模拟技术吗？

布里斯·阿拉诺：其实镜头之间的黑色画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荒野怪客》（ Johnny Guitar，1954）中的三个镜头序列。或许这其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戈达尔依然选择保留了它。

《荒野怪客》剧照

艾米·托宾：他曾经经常使用那句琼·克劳福和斯特林·海登之间的台词“告诉我，你一直爱着我”，以至于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哦不，别再说了”。不过这次好像又有所不同。

布里斯·阿拉诺：首先，他选取了女人的影像，然后是男人的，然后又是女人的，并且他还保留了所有的声音，但是他又用没有声音的黑色图片代替了男人的影像。戈达尔的一个巴勒斯坦的朋友曾经写信跟他说，学习《古兰经》的方式就是维持安静。但是更普遍的来说，不能仅仅因为技术的老旧就认为他无法的得到他实际想要的东西。这就像一个想保留绘画技巧痕迹的画家一样。有时这可能是错误的，但依然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在影片中展现这种迹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让-保罗·巴塔格里亚（Jean-Paul Battaggia）就非常讨厌这种“错误”。我们一起工作已经16年了，并且很多时候不只是工作。戈达尔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老，尽管在他心中他还很年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或许《影像之书》就是戈达尔寄给电影的情书。也或许是他对人生的一次反思。

艾米·托宾：你是否可以多谈一点你是如何处理戈达尔所提供的材料的呢——也就是谈一下你是如何处理那些戈达尔在电视上所展示的他用DVCAM录影机所做的剪辑的。

布里斯·阿拉诺：你知道在后期制作中如何对图片进行色彩校对，从而使一切变得平滑均匀吧？戈达尔想要的正是相反效果。他想产生断裂的效果。首先是彩色，然后是黑色和白色，或者一些不同强度的色彩。或者在这部电影中，在图像出现之你会后看见帧数的变化。当他把录制从电视转移到老式的DVCAM模拟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其实这个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维修它所需的配件。电视会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识别和调整DVD或者蓝光的格式。无论它是1:33还是1:85。并且，在许多电视中，他使用的那一台是最慢的。他想保留这一切。虽然我可以更正这些问题，但是戈达尔并不想让我怎么做。这里有张《战争与和平》的图片。

（他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展示了一个图片序列。）戈达尔通过一台老式的模拟视频特效机器制作了图层和色彩，如红色、白色和蓝色。这就是你感觉到模糊的原因。当我尝试用数字技术重做时，我才发现我不行。这些边缘太过于锐利了。此外，我并不知道他是如何让这些图片抖动的以及他为什么让它们抖动。或许是他调动了电缆线。手动调控的动了电缆线。他想看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他那台老式机器的功劳。

《影像之书》剧照

他为我编辑了一本书，从而使我能够在全都电影的编辑中使用：首先是整个电影的章节大纲，每一章节都有一些文字和图片。这就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维尔）（Anne-Mairie[Mieville]）为这部电影发表的那本书一样。我们也对《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和《再见语言》做了这些事情。如何他从他编辑过的每一个影像中都提取出一帧。他给其制定了一个代码，并且他还写了格式，写了声音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以及音乐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他基本把所有事情都写上了。不过，我其实并不怎么用那本书，因为我的工作只不是把他的录像拷贝到DaVinci上而已。并且，我有时还会找到他所用过的电影的更好的拷贝，然后再去代替它们。

但是有些时候，当我试图把其做的更好时，我却发现这是个错误。杜辅仁科（Dovzhenko）的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一段处于《影像之书》中被称作“中心区域”的地方，在那里，画外音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然后我找到了我所认为的“更好”的电影拷贝是什么了，在那里你可以更好地看见他的脸，她的眼睛以及他那只放在她胸前的手。这全部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戈达尔却说“你完全不了解我的意思，这是人们在修复电影时所作的。他们把肉毒杆菌放进了电影里。”的确，审视面孔虽然重要，但是审视图片中的雪花屏也同样重要——那些老旧恶化的痕迹。戈达尔用一个老式的麦克风记录了画外音，并且我们还保留了全部的噪音。这就是时间的标志。

《影像之书》剧照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工作。（他再一次在笔记本上进行了展示）他昨天把这发给了我。“一天的影像”。这是一个洛桑市的空间的图解图，我们将在那里展示《影像之书》。这是他的一些衣服，这是他家里的一小块地毯，上面还有一本安娜·玛丽（Anne-Marie）的《图像解释》（Images en parole）。这是我们在电影结尾看到的几本书中的一本。看看这些木质的桌子。这是7个扬声器以及放置屏幕的位置。虽然它很像一个小型的剧院，但我们依然可以像一个古老的教堂那样把它建立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入口的外面是戈达尔制作的前两幅拼贴画，它们被装裱好后挂在对面的墙上，上面还有一小段关于透视法的文字。在里面，屏幕的后面有一面白墙，旁边是一堵黑色的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这象征着早期电影中的黑白画面，还有就是这个黑色的门，这似乎听起来很夸张，但是其很可能象征的死亡之门。他虽然没有解释，不过同时处于电影内部与外部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并且，在安装的同时，我们在一个常规的剧院中用35毫米的放映了《影像之书》中的四部电影：《爱的挽歌》（Book:In Praise of Love，2001）、《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2005）、《电影社会主义》、《再见语言》。这个装置将会像一部戏剧作品或者卢米埃尔的电影那样传播开来。卢米埃尔的第一部影片是在一家咖啡馆里播放的。我很想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么做，但我们需要筹集资金。我们进行这样的展映是为了《再见语言》。瑞士的艺术影院并没有3D的放映技术，而大型影院只上映一些超级英雄的影片。所以我使用两台投影仪来建构这个系统，从而创造出3D效果，然后我们带着它循环展映。

《爱的挽歌》剧照

艾米·托宾：电影中有戈达尔画的一些场景什么的吗？

布里斯·阿拉诺：有，在阿拉伯区。他拍摄了他自己的绘画作品。他使用的是他的iPhone上的摄像头。我把它们转到了电脑上面，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上色——把黑色调低，把饱和度调高。在他工作室的电视中所存在的画面与最终完成的电影之间有很多的工作。这是我和戈达尔在那里一起制作的独特的画面。虽然是我的手在控制这些工具，但具体怎么做则是由戈达尔来说。他是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