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今天90岁了！他没人见过的电视剧，同样应该名留历史！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16年，我在对一篇关于一部被遗忘的实验性蒙太奇电影的文章进行研究，这部电影是让-吕克·戈达尔在1981年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上创作并放映的，影片结合了他当时最新的《各自逃生》（1980）（Sauve qui peut(la vie)[Every Man for Himself],1980）的部分与其他四部电影的节选。他把这个实验命名为《各自逃生》（Sauve la vie(qui peut)）。这项研究是我前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扩展版，那篇文章是关于戈达尔1980-81年在鹿特丹发表的这部蒙太奇电影及其一系列演讲和放映片段。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联系了一些曾与戈达尔合作过鹿特丹冒险项目的关键人物，如莫妮卡·盖勒（Monica Galer）和弗朗索瓦·阿尔贝拉（François Albera），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回忆。2017年初，后者还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与戈达尔和安妮-玛丽·米耶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之间的个人信件档案以及一些其他文件，其中包括他1981年1月在另一家瑞士周刊《Tout va bien-Hebdo》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内容是关于即将为瑞士电视台制作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各自生逃》（Sauve la vie(qui peut)），新的标题为《电影之旅》（《各自逃生》）（Voyage à travers un film (Sauve qui peut (la vie))。

我惊讶地发现，戈达尔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可能存在第二个被遗忘的长篇衍生版本，就像《各自生逃》（Sauve la vie(qui peut)）一样，它也完全无任何线索可寻。我联系了瑞士电视档案馆，他们（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能够向我提供一份高质量的《电影之旅》的数字拷贝。我同样惊讶地发现，他们之前已经在他们的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删节版（62分钟而不是98分钟），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戈达尔制作的。

《各自逃生》（1980）

一看它，我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部与戈达尔的全部作品、电视历史以及电影与电视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作品。我在我关于《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的文章的法语扩展版中简要地写了一下。然而，我意识到关于它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东西，所以我在瑞士电视报纸档案馆和瑞士新闻报纸档案馆继续我的研究。我挖掘出来的资料的体量，以及《电影之旅》已经播出了不少于三次的发现——两次在瑞士罗曼德电视台（TSR），一次在瑞士意大利语广播电台 （RSI）——令它更加非凡，而它被电影和电视学者（包括戈达尔研究专家）忽略了这么久，自1981年以来就没有播报或公开展示过，从来没有被包括在电影作品年表或他的作品回顾展中。在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背景下，我接下来的目标仅仅是通过记录它的制作、广播和接收的历史，将这个被遗忘的作品带入公众视线之中。

最初，电影版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计划在1980年11月底的一个晚间时段，在瑞士电视台法语和德语频道以及德国ZDF电视台同时播放，所有这些广播公司都投资了这部电影。直到这时，令人有些失望的是，瑞士电视台拒绝允许影片在瑞士的电影院和一些电影节上放映，包括8月初举行的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于是，鉴于影片主题和情色内容（7月在法国得到18岁以上观看分级）的接受难度，以及自五月戛纳首映以来引发的两极分化的批评反应，这个原定于多频道的电视播出在1980年11月被搁置。

这是拍摄《电影之旅》（Voyage à travers un film）的背景。与戈达尔一起参与该片制作的两位关键人物是当时刚刚被任命为TSR科幻片部主管的雷蒙德·弗拉穆兹（Raymond Vouillamoz）和该频道受欢迎的电影节目主持人克里斯蒂安·德法耶（Christian Defaye）。德法耶于1997年去世，但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联系了弗拉穆兹，他欣然同意将他与《电影之旅》和后来为TSR拍摄的《<受难记>拍摄手记》（1982）（Scénario du film Passion, 1982）合拍的回忆记录在案。

《各自逃生》（1980）

关于《电影之旅》的起源，当时的记叙有些不同。据一些记者说，《各自逃生》的情色内容和推迟电视播出，导致瑞士电视台通过与戈达尔对话寻求另一条出路，这些讨论导致他创作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电视版本。一部分评论员表示，是戈达尔本人提出了以他的电影为出发点制作电视节目的想法。然而，弗拉穆兹和TSR在播出时极力强调，该节目绝不仅仅是出于必需而产生的一种“退一步”折衷方案，而是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出现的。在1981年2月3日20:10，TSR电台的《特别电影》（Spécial Cinéma）节目时段播出《电影之旅》之前，有弗拉穆兹（Vouillamoz）和德法耶（Defaye）关于项目的12分钟讨论，前者强调戈达尔将制作两个不同版本的《各自逃生》——一个用于电影院，另一个用于电视播放——是从一开始就和他一起决定了。他在这段开场白中还指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为《电影之旅》的制作与戈达尔进行了多次会晤。

这也是TSR在播出《电影之旅》（Voyage a travers un film）的新闻稿中提出的事件的版本(见下文)，并且在其播出前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重复了这一版本。例如，克里斯蒂安·泽恩德（Christian Zeender）写道，一些瑞士电视台高管“对瑞士广播公司(Swiss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SR)竟然制作出这样一部电影(《各自逃生》)感到震惊，认定不可能播放它，因为它太粗俗了。但这却忘记了，从一开始，一个专门为电视而设计的版本就和电影版并驾齐驱。”然而，其他记者持怀疑态度，怀疑TSR编造了一个方便的虚构故事:“J.-L.戈达尔最新的电影《各自逃生》目前不能在电视上全部播出。对于某些镜头会有太多的抗议。所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在拍摄前就已经在合同里签好了一个电视版本。奇怪，其实都没有人问过这些解释。难道是一种简洁而又合理的方式来遮盖隐情甚至审查？”

《各自逃生》（1980）

真相应该是在中间某个地方。如果原计划于1980年11月进行多频道播出的《各自逃生》如期播出，就不会有问题（尽管它很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而且几乎肯定不会制作《电影之旅》了。另一方面，戈达尔可能会制作一个不同电视版本的《各自逃生》的想法并不是TSR发明的。正如阿兰·贝加拉（Alain Bergala）在1980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戈达尔在1979年底拍摄《各自逃生》时就已经提出了可能制作两个版本的想法：“最终的电影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视频版本（针对投资制作的电视公司）和一个将在戛纳上映的电影版本。”因此，这种可能性早就在戈达尔的脑海里了，也无疑很早就被搬上了他与合作制片人讨论的台面上。随着这部电影的成型，在法国完成并上映后，在瑞士影院上映和电视播出的期待过程中，他显然重新提出了这个想法。显然，这个想法吸引了瑞士广播公司SSR的广泛关注，尤其得到弗拉穆兹和TSR（SSR的法语分支机构）的特别关注，因为这允许他们展示一种影片的变化，同时又可以坚持说，这既不是出乎意料也不是一种屈服迂回，因为不同的电视版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如前所述，《电影之旅》于1981年2月3日首次播出。事实上，它原本计划于1981年2月2日21:45在德国瑞士频道DRS播出，但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婚之惑》（1966年约翰和罗伊·博尔廷导）（The Family Way (John and Roy Bolting, 1966)）。这是一个非常晚的决定，因为直到1月30日，DRS的广播仍在德国和德语瑞士媒体上公布。据媒体报道，这是“TSR和导演的最后一刻改变”的结果，这意味着德语字幕无法及时完成。尽管媒体暗示这次广播将推迟到以后的日子，但我在档案中找不到这件事发生的痕迹，而且似乎节目最后也没有在DRS上播出。最初的报道说，它将于2月5日或6日在RSI播出；最终，它在1981年2月27日22:15在该频道播出。第二年，1982年8月27日22:50左右，它也在TSR的一个晚间时段重播，以配合前一天未剪辑电影版《各自逃生》的迟来的电视转播，这被TSR、DRS和ZDF称为是一个致敬电影的文化“迷你欧洲视界”。

《各自逃生》（1980）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在拍摄《电影之旅》的时候，戈达尔刚刚获得了他觊觎已久的电视电影机，这台机器使他能够把胶片转换成视频录像，并以视频录像的方式操作处理合成的材料。事实上，他之所以同意在1980年至1981年在鹿特丹举办系列讲座，主要原因是他在1980年10月底从鹿特丹艺术基金会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这使他能够购买这款新工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把它直接用在了《电影之旅》中。

除了拆解和重组《各自逃生》，对原材料进行实质性的重新排序，有时在不同的背景下多次使用相同的镜头，戈达尔还加入了两个关键的新元素：他和德法耶之间，以及他自己和两个女主角之一的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之间的录制对话的延伸摘录。后者是该项目的核心，在她与戈达尔的交流中，她不仅仅是持有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电影之旅》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引人入胜的视听肖像。根据弗拉穆兹在其随附的文章中所说，在TSR办公室拍摄的与德法耶的对话中说到，戈达尔使用了斯蒂芬·库德尔斯基（Stefan Kudelski）发明的一英寸录像机的原型。其他没有出现在《各自逃生》中的新材料，包括乔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的歌曲“影和光”（Shadows and Light），这首歌开启和结束了节目，以及斯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火箭之爱”（Rocket Love）的简短节选，他用这首歌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即斯蒂夫·旺达是一位通过声音创造图像的伟大的电影制作人。

《各自逃生》（1980）

从《各自逃生》和对话中截取的长片段被重制剪辑进了延伸品《电影之旅》。在其他地方，戈达尔改变了运行速度——电视转化镜头和新拍摄的视频材料都有——通过使用放慢，停止-开始，加速和倒放动作。值得提及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各自逃生》的后期制作的时候，他关于改变电影中动作镜头的希望，是将35毫米胶片镜头转换成视频，以便控制视频图像上的运行速度（他和米耶维尔（Miéville）在前几年的视频工作中广泛探索了这一技术，尤其是他们在《两少年环法漫游》（1977）（France tour détour deux enfants, 1977）使用了博世BCN视频设备），然后将处理过的镜头重新转换回35毫米胶片进行编辑。然而最终证明这行不通，在《各自逃生》中著名的特效镜头是在实验室中用光化学方法制作的，尽可能地复制结果，而不是采用与他和米耶维尔以前通过视频自己获得结果的相同的方法。相比之下，对于《电影之旅》而言，其目的是制作录像带为最终产品而不是35毫米作品，他完全控制了图像的电子处理，包括来自《各自逃生》的电视化处理电影材料。他尽情施展了这项技术所赋予他的自由，在正常运行速度胶带中进行调节，例如在耀眼的开场镜头中，这三个《各自逃生》中的主要人物——丹妮丝·兰博德（Denise Rimbaud）/纳塔莉·贝依（Nathalie Baye）饰，保罗·戈达尔（Paul Godard）/雅克·迪特隆（Jacques Dutronc）饰，伊莎贝尔·希维尔（Isabelle Rivière）/伊莎贝拉·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饰——在歌曲“影和光”的伴奏下登场。

该节目形式上的新颖性首先源于戈达尔将电视电影素材和新拍摄的对白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通过一种惊人的对于视频图像的渐变和叠加的独创性运用作为创造性批判工具，从内部审视和阐释《各自逃生》。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该节目提供了“一种通过图像手段对电影的讨论”，因此它是当代视听电影批判学和学术发展谱系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电影之旅》的众多使用了这些技术的段落中，这些节选不仅仅说明表面所述的内容。通过分层过程，戈达尔探索并塑造了对话主题与电影片段之间的联系，构建了一个双向的交流与互照的过程，电影与对话处于一个互动与评论的不断转换过程中。

这一深入探索的实验的结果是源电影与广泛的自我评定反思的彻底电子化混合，戈达尔前瞻性地探索思考了电影与电视、电影与日常生活以及导演与演员之间关系的主题。他还把劳动的主题突出了出来：参与电影制作过程，演员和导演，以及这一时期两个戈达尔式核心——爱情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对整个工作世界的代表性的匮乏。

此外，《电影之旅》对《特别电影》的传统形式进行了有趣的改变，并将该节目的批判性和对话性维度融入到其结构中。在序言部分，弗拉穆兹和德法耶明确表示，他们认识到这个节目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安，而弗拉穆兹也确实表示希望如此。在《电影之旅》开始的时候，德法耶重申了这个警告: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拍摄《各自逃生》时，戈达尔不仅提出了制作电视版电影的可能性，也提出了在影片结束后再进一步制作一个视频的可能性，在那个视频中他可以对他曾经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被搁置的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反思。他最初的想法是播放他为法国的Avance sur recettes资助计划项目制作的视频“脚本”——《<各自逃生>拍摄手记》（1979）（Scénario de Sauve qui peut(la vie), 1979）——以及他在完成电影后计划将制作的这个第二个视频，取名为《路易·卢米埃》（Louis Lumière）。《电影之旅》可能更应该被认为是《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特别电影》（Spécial Cinéma）和《路易·卢米埃》（Louis Lumière）的第二个自我反省部分的综合体。将《<各自逃生>拍摄手记》（Scénario de Sauve qui peut(la vie)）与《电影之旅》（Voyage à travers un film）同时制作，实际上会产生很高的生产力，因为前者包含了戈达尔对慢动作和叠加的思考的长镜头，这些内容与之前制作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时一样多。事实上，多亏了使用简单的视频图像后处理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戈达尔在《<各自逃生>拍摄手记》（Scénario de Sauve qui peut(la vie)中的理论性思考，例如对一幅图像在另一幅上重叠和交叉融入滑动，两层图像之间打开形成一条通道，最终都在《电影之旅》中比在《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中得到更充分的测试、应用和展示。

显然，一些瑞士电视台的高管曾对同意制作一个可播出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版本时戈达尔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进行自我审查表示过某种恶意的高兴。据我所知，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发表的采访，内容涉及《电影之旅》（Voyage à travers un film）的制作，他将这一采访交给了左翼的瑞士《公共领域》周刊。在回答有关自我审查事项的问题时，他首先提到了所谓的情色镜头（“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一个问题”）。然而，他继续表示，他在《电影之旅》中保留下来的片段，在电视上的效果可能比在电影院里更有争议性更令人震惊。他还说，总的来说，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审查自己，然后总结道，“在电视上，主要审查是与能够做什么有关。这是迄今为止审查的最高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重点是他能够拍摄《电影之旅》本身——“一部可以被倾听、可以坚持的东西，考虑到这些限制，这是相对体面的。这就够了。我想这已经很好了。”这是他当时在法国电视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位评论员（记者兼作家彼得·泽因德勒（Peter Zeindler））将《电影之旅》描述为“阉割”版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并认为“色情”场景的移除剥夺了观众理解和欣赏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

《各自逃生》（1980）

如上文所述，TSR电台在播放前向新闻界分发了一段关于《电影之旅》的短文。弗拉穆兹似乎对本新闻稿的编写有很大的投入，因为它与他在转播之前在《特别电影》序言中的评论非常吻合。这篇值得全文转载，因为它在许多瑞士报纸上被多多少少反复引用，经常附有安妮·玛丽·米耶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在节目制作期间拍摄的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与戈达尔交谈的照片，因此，它在为电视观众构思和介绍这部影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正式播出前，《电影之旅》在洛桑和苏黎世向媒体提前点映了前半段。并不是所有在其转播之前发表了相关文章的报纸都仅仅是重复了这篇新闻稿的内容。最实质性的正面播前评论报道是上文提到的弗朗索瓦·艾伯拉（Francois Albera）于1981年1月30日发表在日内瓦独立周报《Tout va bien-Hebdo》上的。这篇精辟的短文概述了该节目的创意和成就，艾伯拉（Albera）开头便指出，它深受戈达尔与米耶维尔广泛的早期实验性视频工作所益，即与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INA）共同制作的两部连续剧《六乘二（传播面面观）》（1976）（Six fois deux (Sur et Sous la Communication) , 1976）以及《两少年环法漫游》（France tour détour deux enfants），他以一种与当时主流观点相反的方式将其描述为“为电视制作的最具智慧的作品，也是戈达尔所做过的最好的作品之一”。然后他开始关注戈达尔的录像手法的效果呈现。他观察到，所有《特别电影》的标准元素都出现在《电影之旅》中：德法耶与导演的访谈，演员（于佩尔）的访谈，以及正在讨论的电影片段。但他认为，戈达尔对这些熟悉元素的处理是全新的:

《各自逃生》（1980）

然而，总体而言，主流媒体的热情要低得多。在节目播出前，伊文·斯特恩（Yvan Stern）在弗里堡日报《自由日报》（La Liberté）上发表了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戈达尔应该被给予足够大的自由来呈现和反思自己的电影，而不应受到其他人那么多的批评审查或讨论。他指出，瑞士电视台给一个团体或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不少见，但这类节目通常由一名记者主持，或在节目结束后进行辩论。“对于戈达尔，”他总结道，“他们不敢。这将是一次微妙但更丰富的尝试。”

播出后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多，总体上更加负面。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是一部基于具有挑战性的电影的深度实验性作品，并且在主流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它对电子图像的正式实验，与同一时期在法国的INA制作的系列作品（如Rue des Archives）中进行的一些工作相去甚远，但这些节目显然被贴上了实验性的标签。）一位评论家简单地将其斥为“一个毫无用处的节目”。另一位则以描述《各自逃生》是一部“非常美丽但又艰难的电影”开始，进而攻击《电影之旅》则是一部“难以理解的、叠加在一起的图像、文字和噪音的大杂烩导致的难以辨认和音像困难”。他继续评论道，戈达尔在获得完全创作自由后，显然被自己的试验和挑衅的爱好冲得忘我了，最终只是成功地劝退了那些还没有看过《各自逃生》的人。人们一再抱怨节目的“不可理解”性质。因此，另一位评论员首先谴责“图像的无序排列，这种景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爆炸”，然后继续抱怨说，图像和声音的不断叠加，以及从对话到电影场景的突然转换，对理解毫无帮助。

德法耶在第一次播放《电影之旅》前的序言中与弗拉穆兹交换意见时指出，该频道接到了一些电话，表明人们对即将播出的确切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他强调，这并不是电影版，而是一个不同的“让-吕克·戈达尔特别构思的电视版”。此时，银幕上出现了两个为《各自逃生》拍摄的广告，一个列出了影片在洛桑丽都电影院的放映时间，另一个则是日内瓦的好莱坞电影院的，而在广告的底部，用大写印刷体给出了以下文字：“《特别电影》/呈现《电影之旅》/《各自逃生》/与J.L.戈达尔和I.于佩尔一起/在T.V.S.R. 二月3日星期二20:10播出”

这些广告同时指向电影版和电视版的《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体现了《电影之旅》的一个关键维度：戈达尔在两部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并得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展示和接受，来产生通过围绕电影主题的思考、对话和辩论。一位评论员恰如其分地提出，与电影版相比，《电影之旅》是一种“预备研讨会”。与此同时，弗拉穆兹在开场白中的评论，再次呼应了TSR的新闻稿，强调观众是否已经在电影院看过《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并不重要。他认为，该节目的功能与序言和后页一样好，无论怎样，它都能为原作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各自逃生》（1980）

《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于1981年1月30日在瑞士日内瓦、洛桑、诺沙特尔、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发行。这部电影在瑞士采用的发行策略实际上违背了戈达尔的意愿。正如他在一些高度批判性的评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把那里的电影发行制度与黑手党和宗教裁判所相比较，比起在大电影院短期内上映，在那里放映方会寻求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他更希望这部电影与《电影之旅》的电视版一起，在选定的较小的剧院放映，在那里它可以播放更长时间给更适度规模的观众。在影片上映的同时，还伴随着一个他早期电影的回顾展，从1月12日到2月27日，在洛桑、日内瓦和苏黎世的多个地点（包括瑞士影院Cinémathèque suisse）举办。在这段时期的一些报纸列表中，人们可以在一页纸上看到回顾展的详细信息，《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正在放映的电影院，以及《电影之旅》的播放公告，甚至一些记者将这三者组合在一起打包呈现。

弗拉穆兹在序言中的评论中明确提出了在电视和电影院并行发行《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动态关系，以及电影和电视之间更广泛的延伸，使他唤起了类似乒乓球游戏的想法：通过播放一个不同的电视版本，其中包含了戈达尔对他自己电影的延伸思考，“我们要把球还给电影院，就像电影院把球还给我们一样”。他认为，这是“一个事件”，是电影和电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

《各自逃生》（1980）

我们知道，在电视和电影之间建立联系和交流过程的想法在这一时期的戈达尔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关于《各自逃生》/《电影之旅》（Sauve qui peut(la vie)/voide a travers un film），还是他后来在《受难记》和《<受难记>拍摄手记》之间所做的类似配对。正如雷蒙德·弗拉穆兹（Raymond Vouillamoz）在其随附的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他、德法耶和戈达尔在第二年再次合作制作电影《<受难记>拍摄手记》（Scénario du film Passion），该片于1982年11月15日在TSR上播出，以配合《受难记》（Passion）的瑞士影院发行，这也是在一个《特别电影》的特别版的框架内进行的。鉴于《电影之旅》受到的批评，这是弗拉穆兹和TSR的一个勇敢举动。在TSR播出《<受难记>拍摄手记》的几天后，在法国南部城市维特罗尔斯（Vitrolles）的影视创造地中海中心（Centre Méditerranéen de Crématographique），由雷·阿利奥（RenéAllio）组织的一次活动上，举办了一场关于《<受难记>拍摄手记》（Scénario du film Passion）的延伸讨论，戈达尔以他作为制作人和艺术家的角色强调了故事片和随附视频之间的联系：在电视上的视频播放有助于吸引人们对在映电影的注意，因此起到了一种他称之为“文化广告”形式的作用，同时也为影片打开了多重视角。“在瑞士，”他接着说，“因为我住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效果很好。这部电影周五在日内瓦、苏黎世和洛桑上映，周一，这部电影（《<受难记>拍摄手记》）在电视上播出。并不是先播，而是后播一点点。也许它有用，也许没有，但我觉得它有一点帮助。”他还表示，他曾试图说服该片的法国发行商和电视联合制片方安特尼2台（Antene 2）也这么做，但他们拒绝了。此外，在谈话稍晚时，他又回到这一主题，强调说电影和电视之间的新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特别是在由电视联合制作的电影方面：“如果我是部长，我将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将持续到我被解雇为止，规定所有由电视联合制作的电影都必须有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由剧组成员或其他参与制作的人担任主角。这将有助于宣传这部电影，但最重要的是，它将迫使人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做一些研究。”

几天前，戈达尔在他和公众之间进行了一次长达86分钟的直播室讨论，由德法耶主持，讨论的主题是《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和《受难记》（Passion），这是特别版《特别电影》（Spécial Cinéma）的一部分，其中播出了《<受难记>拍摄手记》（Scénario du film Passion）。TRS宣布了另一个专门致敬戈达尔的特别版《特别电影》——紧随着《电影之旅》频道播出了戈达尔60年代的一系列电影，以及《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la vie)），这一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引起了媒体上的一些刻薄反应：“克里斯蒂安•德法耶先生一定是非常厌恶电影，他坚持周期性地用数小时同样晦涩难懂的官腔来轰炸影迷，从而让他们感到厌烦……”。这无疑是另一个大胆的节目，引起了对戈达尔的广泛讨论，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期间，观众很少提及他们刚刚看过的《<受难记>拍摄手记》（Scénario du film Passion），以及根本没有被提到的《电影之旅》。

考虑到《电影之旅》在瑞士电视上放映了三次，而且有大量的瑞士报纸文章对它的播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就更令人惊讶它竟然被遗忘到现在。它的隐没可能部分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瑞士电视台在联合制作戈达尔的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他毫无疑问起到一定作用的因素包括：在1981年早期，录像机的所有权仍然相对少见，以及《电影之旅》(Voyage a travers un)没有卖给外国电视频道，也没有由外国电视频道重播。相比之下，电影《受难记》被卖给了许多国际频道，并配上了字幕，因此获得了相当多的观众。例如，1983年5月，它在英国第四频道的“电影视界”（Visions: Cinema）栏目播出。此外，它的原声带的完整文字版本于1984年出版，很快就产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的批判性评论——包括新闻评论和学术评论。另外，它获得了作为主要作品的声誉。例如，在1988年，雅克·奥蒙特（Jacques Aumont）将其描述为20世纪80年代戈达尔作品的“关键文本”，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发表了著名宣称:“我更喜欢《<受难记>拍摄手记》，而不是《受难记》，但我热爱《受难记》。”它最终还发行了DVD。相比之下，《电影之旅》却在档案中黯然失色；1981年之后，这部影片就再也没有播出过，也没有多少戈达尔的传记作者提到过它，也没有产生任何学术评论。认为关键的复盘回顾已经成熟完善是不充分的。

正如1981年11月杰拉德·柯朗（Gérard Courant）在为《艺术报》撰写的一篇短文中记录，当时，有一个人确实试图引起人们对《电影之旅》的关注，他就是多米尼克·帕尼（Dominique Païni），他将这部影片纳入了1981年他在巴黎43号电影制片厂地下室策划的一个视频放映节目中，当时在巴黎有戈达尔作品大型回顾展，他将放映时间安排与之同时进行。但在那之后，直到2020年，我都没有发现它被播出或再次公开播放的痕迹。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我曾多次试图引起策展人的兴趣去展示它，包括在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但都没有成功。2020年初，我向妮可·布里内兹(Nicole Brenez)提出了这个想法，当时她正在巴黎为法国电影协会(Cinematheque francaise)策划一场戈达尔完全回顾展。她热烈回应，并把《电影之旅》加入作为回顾展的闭幕活动。我非常希望它现在能被重新整合到戈达尔集锦中并开始流传，希望在过去了四十年之后的今天，策展人、观众、评论家和学者终将能有机会看到并参与这个了不起的实验。

我感谢以下人员在本文研究的各个方面提供的帮助：弗朗索瓦·阿尔贝拉（Francois Albera），马克·布罗克维尔（ Marc Brocqueville），雅克·奥蒙特（ Jacques Aumont）， 多米尼克·帕尼（Dominique Paini），雷蒙德· 弗拉穆兹（Raymond Vouillamoz），德尔菲·齐默尔曼（Delphine Zimmerman）。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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