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三无”教授，史学界的无冕之王

政事堂2019

胡适在推荐他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举荐信中，曾评价道“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傅斯年曾称赞其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大师。

蒋介石视其为“国宝”，曾亲自登门请他一同去台湾，被他严词拒绝。

这位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的历史学家，便是陈寅恪。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曹云祥质疑陈寅恪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著作。

梁启超反驳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正是因为梁启超这句对陈寅恪的高度评价，让“无学历、无著作、无声望”的陈寅恪，可以到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个极其自信的“四不讲”规矩：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凭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陈寅恪在清华迅速声名鹊起，他的课堂一直座无虚席，甚至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知名的教授都慕名而来，端坐堂下，听其讲学。

他的课堂上，一度形成了一半学生一半老师的奇观，故陈寅恪被赞誉为“教授的教授”。

曾师从于陈寅恪的著名国学家季羡林在回忆其授课时提到：“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尽管，陈寅恪曾因为是“三无”教授备受质疑，但他凭借真才实学彻底为自己正名。

年仅36岁的陈寅恪，便与53岁的梁启超、48岁的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同时，陈寅恪也与吕思勉、陈垣、钱穆一起，被后人誉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而且，陈寅恪还是精通十几种语言和文字的奇才。据说，俄国学者曾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前往研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后请来陈寅恪才得以翻译解读，令学界叹服。

他在讲课中，时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而考证其出处无一错漏。在讲授《金刚经》时，他可以运用多种语言佐证讲解，让听其讲学者无不叹为观止。

民国时期，堪称一代“狂人”的刘文典，可谓学惯中西，曾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在庄子和红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他一直自视甚高，曾敢直接顶撞蒋介石，连鲁迅都不放在眼里，却唯独对陈寅恪的渊博学识心服口服，敬重有加。刘文典曾崇拜地说：“我十二分地敬佩陈寅恪先生，我连他万分之一都不如”。

然而，盛名之下，陈寅恪的一生却屡经磨难、异常艰辛，不禁让人慨叹天妒英才。

陈寅恪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陈宝箴为清朝重臣，其父陈三立与谭嗣同等并称为“维新四公子”，也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所以，年幼的陈寅恪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12岁开始，他便先后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的知名学府求学，直至36岁回国，却连一个正式的大学学历也没有。

幸运的是，有梁启超、胡适等“伯乐”慧眼识珠，没有因为一纸文凭埋没了这个旷世奇才。

但生不逢时，在国运飘摇、局势动荡的年代，陈寅恪生命中最安稳的时光，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终结，开始跌入不幸的深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被日军控制。当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表示绝不逃难，誓要与北平共存亡。而日军想拉拢有一定名望的陈三立未果，便将其软禁，陈三立不堪其辱，悲愤绝食而终。

对父亲陈三立的逝世，陈寅恪悲痛至极，加之长期治学劳累，导致右眼失明。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他携家人开始了到处避难，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日军也一路对其围追堵截，企图让陈寅恪到他们开办的学校教书，并许以高薪和各种丰厚的待遇来威逼利诱，均被陈寅恪拒绝。

在逃亡过程中，为复原那些被损毁的宝贵书籍，陈寅恪凭借记忆夜以继日地记录编撰，导致其仅存的左眼也失明了，自此陈寅恪变成了生活起居、读书写字都需要人照顾的盲人。

就在这段朝不保夕，战火纷飞的时节，陈寅恪收到了牛津大学的聘书，成为牛津大学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

抱着到英国救治双眼的希望，陈寅恪曾在牛津短暂任教，但因双眼耽误治疗太久，当时英国先进的医疗水平也无力回天，彻底失去复明希望的陈寅恪最终还是选择回归祖国。

蒋介石撤退时，曾亲自登门劝陈寅恪与他一同去台湾，也被陈寅恪严词拒绝。

本以为抗战胜利，陈寅恪可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不想他的悲剧命运才徐徐拉开序幕。

1962年，72岁的陈寅恪在家中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骨折，导致其无法行动，瘫痪在床。

1966年，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纵使这样一位受尽病痛折磨的垂暮老人，也没能逃过这场劫难。

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对于父亲被批斗的情形是这样回忆的：

文革”伊始，父亲是校中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革命群众”日夜随时可以闯入家中抄家。我家即经受多次红卫兵涌进家中，在室内、床头张贴大字报，高呼口号、质问、批斗；高音喇叭对着父母卧室窗户，喧嚣叫嚷终日不绝；令两位老人身心备受折磨。

1968的一天，“有红卫兵来通知：明日要批斗陈寅恪，他不能走，就抬去现场，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届时来抬人，你们不得阻挠、拖延。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缅怀刘节先生》

本该被抬去现场，接受批判的陈寅恪，因其学生，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刘节挺身而出，甘愿代替卧病的恩师挨批斗，才算保住了这位历史大师最后一丝尊严。

当时，跪在批斗台上的刘节，曾大义凛然地对红卫兵说：“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是我的光荣”，这份深厚的师生情谊令人动容。

当年参与此事的一位当事人也有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

查封是“平静”的，陈寅恪的手稿与书籍都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数月前，陈寅恪还是只能敬仰的一个人物，不要说登堂入室，就是慕名晋谒的请求，也不一定能被接受。

历史系的“革命群众”，终于乘着时势肆意地踏上了这块“神秘的领地”，一睹庐山真面目，痛快地做了一回主宰者。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969年10月7日，在高音喇叭的责骂声中，陈寅恪含恨而终。这位才学惊艳了一代人的国学大师，就这样落寞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