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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非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易中天

两种世故

文/易中天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

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

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几。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

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出来。

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

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溜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

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嗦。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

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

“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

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

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

这里面讲究大。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辈”？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

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

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

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

当然，也不认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几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

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

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

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

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

专Z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

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

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这就说来话长。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

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式地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

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

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

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

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兑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兑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

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

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

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

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叫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当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

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

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这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

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和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

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

显然，正如“长歌当哭，要在痛定之后”，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也就是说，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会满不在乎。于是，无奈到了极点，反倒心气平和。因为一切都无所谓。

比方说，不就是找不到单位，找不到工作？那就“练摊”呗！顺便说一句：“练摊”这两字，也表现出一种世故和人生哲学：哥们不过是操练操练，玩一把罢了，较什么真呀！

正因为不必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当回事，则越要一本正经。

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炸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揉在一起混说，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

如果说，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苦乐随缘、安贫乐道，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那么，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讨巧卖乖、明哲保身，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

上海人的确一门“槛精”。他们深知“老虎胡须摸不得，刺毛毛虫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并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因此决不乱吃，也决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没事找事，当然也就既不会油嘴滑舌挖苦别人，也不会装傻充愣调侃自己。

挖苦别人会得罪人，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而装傻充愣则无异于丑化自己给别人当笑料，那才叫“戆”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当“戆大”的道理？于人不利，于己无补，这种“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会去做。

的确，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们也不干；凡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他们也不买。

当然，他们买东西，并不只考虑有用，也要好看。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买了有用的部分，同样是不合算的。那么，装饰品之类“没用”的东西，就不买么？买的。因为它们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说，可以提高档次、表现品味、附庸风雅、显示气派等等。

总之，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非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

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

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

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会出在北京，不会出在上海。上海人没有那么大的“胆”，也没有那么“坏”。

上海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利己不损人”；即便坏，也“小奸无大恶”。他们是在上海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给他们的，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应以尽可能不犯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只会最终导致自己利益的丧失殆尽。这当然并不合算。

其实，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样，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

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多的事（成本较低），就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还能反衬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对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让北京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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