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柴静
因为如果是我
文／柴静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那刻，他问我怎么猜到时，这个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得很清楚，这需要警惕，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作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这种采访像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亲戚，50多岁了，最近发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二十多岁的女孩，竟然怀孕了，竟然要离婚。”“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这次真是！”“不太有人会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像作家一样去问问他。”我的朋友是一位心灵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对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夺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这是一个模式。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个男人“为什么”去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看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己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像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 End -
柴静：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承不承认
柴静：我们要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柴静：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柴静：我只是讨厌屈服
柴静：那些被家暴后以暴制暴的中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