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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闰土们在绝望地下沉，那么，周家人就不可能真正地出走。社会的命运，取决于所有人对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的自觉。“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陈映芳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文/陈映芳
01
1919年的鲁迅与闰土
“闰土”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因为教材中《少年闰土》一文而广为人知。人们也多知道，他的原型章闰水原是周家一位长工的孩子，因曾被他父亲带来帮活，和周家少爷（鲁迅）成了朋友。教辅材料通常会这样解释：这篇文章塑造了一个在鲁迅眼中“聪明、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乡村少年形象。“少年闰土”其实是小说《故乡》的删节版——大概为了给孩子们呈现一个正面的乡村儿童的形象，这篇课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正文，裁去了成年后的闰土及其命运。这样，实际上也遮去了作家的时代感受。在发表于1921年的《故乡》中，鲁迅讲述了“我”回老家处理掉所有家产，接母亲和家眷，“告别了熟识的老屋”，“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去异地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作者的生活中，这真实的一幕就发生于那之前的1919年。 “离乡”在鲁迅是早就下定了的决心。旧家族压抑人性的一面，鲁迅在不少作品中有深刻的揭示。在《琐记》一文中他还讲到，在老家那个看似亲密，实质封闭，相互间连心肝也了然的熟人圈子中，年少的自己曾怎样为阴险的流言所伤。所以，“好，那么，走罢!” “走出去”，摆脱那片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束缚，这是多少年青人的梦想！在历经了出去、回来、再出去的一路艰辛之后，人到中年的鲁迅，这一次，终于连根拔起，彻底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此后鲁迅再未回过绍兴）。“离乡”其实是“离群”——从个体无从选择的相互缠绕、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抽身而出。那是与家族、村落、乡邻，以及学缘、业缘……各种熟人群体的程度不同的割裂。对渴望从传统共同体的压制下获得自由的人，有能力走出去的人，这样的出走，是对一种强制性关系的摆脱，是个体获得新生的机会。但是，对留在那儿，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走出去的人来说，这样的被分离，往往也意味着原生纽带的断裂，是命运共同体的解体——这样的遭遇，不啻一种“没有加害者的受伤”。在原来的渊源中，周家与章家，虽然属于不同的阶层，却有世代相传的雇佣关系和情谊关系。即使在周家败落后，两家依然保持着往来和牵挂。但这一次，双方都清楚，将会是一种真正的分离。在此之前，闰土曾一次次地向周老太太打听鲁迅的归期。他对老东家的离去，内心抱有的是真诚的祝福，还是失望、绝望，甚或怨愤？闰土不言，作者也没有点明。但闰土喊出的那一声“老爷”，给鲁迅带来了内心冲击。这是读者都能够感受到的。显然，那样的相会和分别，对鲁迅和闰土，都有难以承受之重。时代大变局中，周氏兄弟有不能不走的理由，为自己、为家庭，或为了国家；而生活重压下的中年闰土的下沉，也是可以料想的命运。在从此得以摆脱“族人”、“杨二嫂”、“衍太太”等等的同时，鲁迅的抉择也断割了周家与章家之间的那一丝纽带，将落寞无助的闰土，遗留在了原地。周家母子对故乡的背转身去，对闰土而言，意味着一种“失缘”。相对于闰土的沉默和哀伤，周家最后善意赠送的家具、祭具和柴灰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轻飘。闰土无疑是《故乡》的主角，是绍兴老家让鲁迅难以真正放下的那一个牵挂。在《故乡》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周家母子在情谊上的不舍，以及道义上的不忍。今天的史学界，对于发生于上世纪初期的这一切，已经有许多分析：当科举制被取缔，中国的读书人及社会精英纷纷离乡和定居城市，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回流乡里的历史渐渐终结。随之，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社会生态恶化。这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阶层趋于破产的重要因素。1921年的鲁迅，未必有这样的学术思考。但《故乡》可以被视为鲁迅为正在迅速解体的传统共同体写的一首挽歌。作为一个决绝的出走者，他在内心再一次面对了哀伤的闰土，也再一次审视了自己与乡缘共同体切割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绪。如果不是内心承受着这样一种重负，鲁迅的社会文化批判，会有多少意义？而彼时的闰土，在海边沙地里，为一家人的生计辛苦劳作（现实中的章闰水，因贫因和疾病，于57岁去世）。对于周氏兄弟正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界获得的地位，他或许会有耳闻。作为一介农民，从理论上讲，他与鲁迅正在形成亦可称为休戚与共的另一种关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可这种关系是他能理解、接受的吗？是他和他的一群孩子们当时的生存状况最迫切地需要的吗？想来，鲁迅的世界，闰土够不着。那个曾经给章家提供生计的周家，已经远远离去。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离开老家，“到外头去”，已经不再是读书人等少数人的权利和选择。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大潮，将数亿普通人卷入其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无数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随之纷纷解体——知青团体，生产队，单位，社区邻里……为了出路，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改变工作和身份，不断地变换生活的场所和环境。在这过程中，每个人不断地经受着“分离”——或者自己抽身离去，或者留在原地目送身边人远去。一代人接力一代人的出走，也让越来越多的“故乡”渐渐沦陷而成为“弃地”。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曾用“压缩的现代化”，来解释韩国及东亚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亚洲国家将西方国家两个阶段的过程（即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压缩成为了一个阶段，由此造成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种种生活危机。而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除了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在时空上被高度浓缩化的过程之外，更还有一个国民化程度不足的特殊背景：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国家，尚没有建立起一套以所有国民为平等成员的国民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等级化、地域化的身份体系，客观上让向上流动成为许多人改变身份主要方式。加之在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下，城乡间、城市间、地域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差，持续地分化，更助推了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这几十年来，是数亿人不无悲壮的大流动，构筑起了今天的经济局面。地位的流动也可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稳定得以维持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机制。但是，公平正义目标的长久飘浮，身份体系、赋权体制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让流动成为望不到终点的常态。“生活”成了一种人人处于“不安”情境下的生存竞争，演化为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地位拼抢。难以避免地，对被遗留于弃地的恐惧，对中途被搁浅的担忧，还有对被超越、被淘汰的焦虑，成了无数人的共同情绪。而每个人在人生竞技场上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拼博的无奈，成为一种集体的困境。当身份流动、地位竞争不再被视为生活的手段，而成了人生的目标本身，“成功者”或“失败者”这样的“象征身份”，就可能取代人们在现实中的各种“具体身份”，而成为一种特殊的首位身份。这是一种相对的、可以不断翻转的抽象地位。因为相对性（相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台阶）和翻转的可能性，人们倾向于逃避现实中所面对的种种身份认同难题，而更愿意认同“胜出者”身份；同时，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地位，人的内心深处都可能难以摆脱失败者的自我怀疑；而无论哪一个拼抢目标的受挫，都可能激起他对“对手”及其背后的竞争规则的敌对情绪。在社会层面，在以所有人为“想象的对手”的竞争中，亲密关系和私德伦理普遍被工具化——人们需要用心地缔结、维系或激活各种可资利用的人脉关系，并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对价值标准、道德评价等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对“失败者”身份的蔑视或不甘，对“难以翻转”的命运的恐惧，还会让人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甚而接受强者支配一切的丛林法则。对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而言，这一切看似充满悖论，却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现实的逻辑。这是一种与“身份丧失”、“价值剥夺”相关的社会病。身陷其中者，可能是一个打工者、经商者，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官员、教授。它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在“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地位”，“不能让下一代再吃苦”等等目标后面，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也许真的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境地，可也许就只想寻找那一个可以让人“安心”、“安全”的安顿下来的地方，是想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获得认同的位置。历经时代变迁，今天的读书人，没有了“少爷”或“老爷”的身份。今天的农民，早已经纷纷加入到了出走者、流动者的大潮中。假若在1977年前，鲁迅很可能是浙江农村一个投亲插队的知青，一个真的需要闰土教他如何劳作、需要章家照拂他生活的青年。1977年高考恢复，读书人家出身的鲁迅大概率会于78年初离开农村，外出读书。假若是在那以后，那么，在绍兴城里和乡下，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将在同一套教育体制下展开考试竞争。如果闰土够努力，他们会成为同一个地区的考生——学历竞争中直接或间接的对手。如果周氏兄弟依然早早地去外省、外国读了书，并成功地落脚于北京、上海、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而闰土仍无缘大学，那么，闰土或者会进城打工，或者会就地创业，也可能四处经商。无论如何，进入中年的闰土，一定会努力地将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送进大学，甚至送出国去。这期间，有着世代通家之谊的闰土与鲁迅，极可能会保持往来，后者也很可能为他提供种种帮助，助他一步步实现生活的目标（现实中章闰水的后代，也确实与鲁迅后代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关系）。可以想象，“闰土”在今天，生活中他可能时时需要求助于身边够得着的干部、老板，或医生、教师。如他遇到受冤受害的事，也可能会找记者、找律师、甚至教会……当然他很可能找到成了大名人的少年朋友鲁迅，请他代为发声喊冤，或请他动用人脉，帮他找到权力人物来介入。实在不行，他可能只好强咽下去，也可能横下心来豁出去。每个人都是行动者。但是，私人领域之外，今天的“闰土”们与知识精英们，如果在公共社会相遇，又能够结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们通常把鲁迅理解为爱憎分明的道义化身。但现实中的闰土们，却不只是抽象的“孺子”，他们一个个都是具体的人。鲁迅也是。不同于上世纪初期，今天的普通民众与文化精英，已经身处同一个平面的世界中。尽管有种种阶层间的区隔，但总体而言，他们大多是跻身于同一个教育体制、同一套身份体系中的竞争者。他们同样是国家各种政治、经济运动的动员对象。平日里，“闰土”们也会读小说，看电视，听闻天下事，会关注文人们的骂战，也多少了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间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变化。当然，他们还会在网上发言，会点赞、打赏，会吐槽、骂人。在公共平台上，他们同样会根据自己的认知，或选择依附权力，或选择相应的价值规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宣泄自己的情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因为对“国家现代化”这一大目标的重要性，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曾经是相互尊崇的两个社会群体。现实中，80年代以来，当面对各种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等，社会各界也曾相互支援，曾形成有被称为“众志成城”的全社会上下同声共气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当下层民众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时，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司法等领域的专业精英，纷纷担当起了道义声援和权利救济的职责。在有限的公共领域中，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的有机的社会联结，虽然不无艰难，却呈现了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只是，社会的变动，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结的脆弱性——政治、经济局面的变化，公共领域的被压缩，都可能导致这种联结的再次裂变，甚至导致相互的敌视。这是这个转型中的社会的一种悲剧。尤其可悲的是，在看似因为“价值分裂”的言论纷争中，真正具有价值博弈意义的讨论，很少成为舆论中心的重要议题。反而是对不同群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角色伦理的审视，成了论争的焦点：是知识人就必得对国家绝对忠诚、无私奉献，是底层民众就应该奋起反抗、推动历史的前进……非如此，则一无价值，必欲教导之、训斥之。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熟悉。它们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纷争中一再被搬出来，是斗争各方共享的文化武器。这其中的道德主义的一体化要求，多少包含了不同群体对重建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对建设现代民族/国民国家的愿望。但其中裹挟着的文化暴力，恰与这样的目标诉求相背离。对强制性的伦理关系的挣脱，原是人为了获得人格完整性而纷纷出走的深层动机。而依靠道德胁迫维持的共同体，在人格残缺的个体之间，只能是强者的压迫，或相互的残害。这样的文化暴力被正当化，多少与传统共同体和现实社会体制中的种种强制性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从近代以来的国民观中发现某些渊源。曾经，为了建设现代国家，扮演启蒙导师的知识分子们和政治指导者们，致力于建构种种“新民”观。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政治性道德成为合格的先进国民的首要德性。而到了发展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一种国民观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不仅在各种政策安排中，对国家发展、地方经济的有用性，成为每个人获得社会地位、获得差异化的再分配的资格。甚至在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中，地位竞争中的失意者，对国家/社会/家庭不能再作什么“贡献”的人，很可能在人们的眼中和自己的心目中，就什么都不是，是“无价值之人”。当身份焦虑、价值危机成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普遍问题，当社会情绪演化为阶层间矛盾，甚至被转化为政治纷争时，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想象中或现实中的“胜出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相互的价值剥夺或地位翻转——没有人可以因观念而被判为罪人，也没有人应该被视为“渣”或“蛆”。我们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对所有的“人”赋权、赋能。包括知识人在内，我们需要对功利主义的人观作出真正的反思。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是相互的承认，是基于公共性的社会联结。《故乡》里面的鲁迅，在再一次细细回味闰土的哀伤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忧虑？如果闰土们在绝望地下沉，那么，周家人就不可能真正地出走。社会的命运，取决于所有人对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的自觉。“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丧钟为谁而鸣》）文章来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鲁迅为什么那么喜欢咀嚼黑暗，并直视着黑暗呢?丨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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