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故宫
城市就像人一样，也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敏感的人，只要走进某座城市，一下子就闻到。所以，读城，也就是读人。城市并不仅仅是房屋和街道、店铺和城墙。如果没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过一座“死城”，又有什么好读的。——易中天
城市与人
文/易中天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我喜欢读城。
由于种种原因，我多少到过国内的一些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打探一下它的历史沿革、建筑文物、风土人情，品尝一下那里的吃食，在街面上逛逛，学几句方言、民谚、歇后语之类，然后回来向别人学舌。
每到这时，便总是不乏热心的听众。而且，他们也往往都不满足于只当听众，也要参与讨论，发表他们对那些城市的看法，并同自己居住的城市作比较。
于是我就发现，读城，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的确，说起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讲。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城市的各种民谣，比如“生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与之配套的则还有“穿在苏州，吃在广州”两句。后来，这个段子又被改成了“吃在广州，穿在上海，说在北京”。这是因为上海的服装早已超过了苏州。
而北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诸方面都乏善可陈，可以夸耀的只有一张嘴，正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也是关于城市的老段子，只不过已经由城说到人。
其实读城也就是读人。
所以关于城市人性格的说法也很不少，比如武汉人是“九头鸟”，而南京人是“大萝卜”等。这些民谣和说法，都无妨看作是民间版本的《读城记》。
它们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实在是极其可读的。
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光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有不少。
比如伟大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古都西安，旧邑洛阳，特区深圳，圣地延安，石城南京，泉城济南，花城广州，春城昆明，“白云黄鹤”的武汉，“龙兴之地”太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成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长沙，“天下三分明月夜”占了两分的扬州，“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等等。
这些城市，都风姿各异，个性鲜明，极具“可读性”。就连一些小城，如城池完好、古色古香的兴城、平遥，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丽江、凤凰，徽商的根据地黔县、歙县，晋商的大本营祁县、太谷，还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赣州，“万川毕汇，万商毕集”的万县，也都是可读的。
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阳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红叶，冬季到哈尔滨晒太阳，而“夏季到台北来看雨”。既然有孟庭苇的盛情邀请，何不潇洒走一回？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并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你还可以读书。比方说，读我这本《读城记》。
武汉
01
中国的城市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即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
当然，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塞北重镇”，又是著名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
这样“身兼数任”的城市实在很多。我们的分类，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钻不得牛角尖的。
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流落于街头，蒙尘于市井，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
因此，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所谓“名邑”，无妨看作是资格稍微差了一点的古都。
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只不过那些政权或非“正统”（如公孙述的“大成”），或非“一统”（如刘备的“蜀汉”），又没成什么大气候，就挤不进“古都”的系列，只好屈尊为“名邑”。
从字面上讲，所谓“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一个城市，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人物或东西，就有了名气，却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说，“苏三离了洪洞县”，上饶出了集中营，都挺有名的，却不大好算是“名邑”。
这里说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内）。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比如扬州3000年，江陵2600年，苏州2500年，景德镇1700年。
其中最绝的是绍兴。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邑”，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历史长，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有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
比如长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园林，扬州的炒饭，绍兴的花雕，泉州的洛阳桥，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云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当然，还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
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罢。
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谁不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只要吟诵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杭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扬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沙）等等名句，这些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
圣地其实也是名邑。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称得上是“圣地”的有四个，即遵义、延安、曲阜和拉萨。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遵义和孕育了新中国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曲阜是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祥地，而拉萨则是藏民族“圣者的乐园”。在藏语里，“拉”是神，“萨”是地，所以“拉萨”就是神地或圣地。
这些圣地当然也是风采各异的。遵义的雄奇，延安的质朴，曲阜的古雅，拉萨的神秘，构成了它们独特的魅力。
有趣的是，除曲阜外，它们也都是边关和重镇。比方说，“北依娄山，南近乌江，近控五城，远瞰巴巫”的遵义，就历来是黔北重镇。一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仅唱出了遵义的豪情，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豪情。
的确，边关有着独特的风情。
所谓“边关”，并不一定就是像山海关、嘉峪关、娄山关那样的“关”。这里指的，其实是那些远离中央政权和正统中心的边地城市，即边城。
这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再强有力的政权和文化，往往也鞭长莫及。由于它们在地缘上是那样的遥远，主流文化的影响便总是要打折扣的。
中原地区的城市季风，不管是什么风向，刮到这里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何况这里的自然地理、山水风光也不一样。雪山、莽原、瀚海、冰川、峻岭、雄关、丛林、险滩，无不与中原大相异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方城。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它们又往往是少数民族的聚落，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这就为原本异彩纷呈的边地城市，平添了万种风情。
甚至就连它们的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异国情调。想想这些地名吧！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额尔古纳、齐齐哈尔、霍林郭勒、察布查尔、阿尔泰、阿克苏、阿图什、库尔勒、牙克石、海拉尔、佳木斯、扎兰屯、日喀则、德令哈、格尔木......你难道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不过，虽然异样，却也亲切，而且会产生很想去看看的冲动。事实上，许多边地城市我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它们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至少也有所风闻。
请问，谁不知道“万方乐奏有于阗（和田），谁不知道“瑞丽三月好风光”（瑞丽），谁又不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莎的小刀、和田的玉。
即便我们方位感不强，地理学得也不好，但好歹总归听说过漠河、伊春、图们、丹东、凭祥、阿坝、景洪，喝过通化葡萄酒或普洱茶，唱过“康定情歌”吧！
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或“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就更是人人皆知。
边关往往也是重镇。比如昆明、兰州、银川、西宁、南宁，比如张家口、锦州、武威、张掖、酒泉。
当然，重镇不一定都是边关。
重镇有三类。第一种是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这主要指那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太原、福州、南昌等。它们独当一面，举足轻重，当然是重镇。至于拱卫京畿的天津和雄踞天险的重庆，自然更不在话下。
政治重镇中的某些城市，还兼另一类或另两类重镇的功能而有之，比如武汉就是。
这另两类重镇，一类是军事要塞。比方说大同、遵义、襄樊、徐州，当然还有武汉。
由于那里地势险要，地形独特，或依天堑，或踞雄关，或扼咽喉，或处要冲，或“钟山龙幡，石城虎踞”（南京），或“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淮南），历来就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儿在那里横刀立马，挥戈上阵，与守城之军或来犯之敌一决雌雄。
所以这类城市往往有一种豪雄之气或强悍之风，甚至可能会像徐州那样，背上“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黑锅。其实徐州人是很热情豪爽的。《太康地记》说他们“其气宽舒，秉性安徐”，并不刁蛮。只不过那地方仗打多了，便难免多了点粗犷，少了些文雅。
战争，毕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无论如何也雅致不起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读到这样的诗章，我们就不免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甚至“恨不遗封向酒泉”。
另一类重镇是工业基地。如煤都抚顺，锡都个旧，钢铁城鞍山、包头，汽车城长春、十堰，石油城大庆、玉门、克拉玛依，当然也还有武汉。
这里又是另一番风貌，是另一些男子汉的“用武之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个让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国人吐气扬眉的英雄业绩。
林立的钻井，齐整的厂房，喧闹的工地，繁忙的运输，构成了一道迥异于巍峨城阙、灯火楼台、百年老店、十里洋场的风景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尽管由于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这些城市的日子都有些困难。但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的。所以它们也必将重整旗鼓，再造辉煌。
所谓“滨城”，顾名思义，也就是“水边的城市”。
滨城又有两种。一种是滨江之城。如万县、宜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南通，当然也包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
另一种是滨海之城。如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汕头、湛江、北海、三亚。
这些城市，不是港湾、口岸，就是门户、要塞，或二者都是。这就使得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战时是前线，平时是前沿，总是“得风气之先”。
所以，一旦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首先活跃起来的，也往往是它们。它们是中国城市中得天独厚的宠儿。
水边的城市也多半美丽。俗云：“娇不娇，看吊桥；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爱美之心；滨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风姿绰约。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一种气象；“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种风韵。美丽总是令人向往的，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扬天下。
尤其是那几座最为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烟台、青岛、厦门、三亚，从来就是中国城市选美竞赛中难决高低的最佳选手。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旅游胜地，是度假和休闲的好去处。
在这里，我们能得到最开阔的视野，呼吸最洁净的空气，享受最美好的时刻，体验最放松的心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拦，也没有什么污染，而只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只有永远蔚蓝的大海和永远蔚蓝的天空。
这当然要感谢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
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
商埠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牌的。如广州、宁波、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对外开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则是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
此外，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的苏州，曾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的佛山，也都是。
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枢纽所在，水陆辐辏之地，自然车马纷至，舟揖络绎，贩夫奔走，商贾云集。
另一种则是近代以来开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们纯粹是出于一种商业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所以刚一“上市”，就迅速地压倒和盖过了那些“老字号”（也许只有广州还勉强可以与之抗衡），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
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
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
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
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
总之，特区（我这里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种迥异于古都名邑、也不同于重镇商埠的全新的城市。
这些全新的城市还包括某些无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明星城市”。如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惠州，以及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设施好，展示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迥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而异彩纷呈。
02
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过，这“茶”喝到这会儿，只怕也该喝出点味儿来。
这个“味儿”，就是城市性格。
事实上，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还极为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别特征。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
的确，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华北、西北和东北，而且只会在那里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
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灯笼，高粱红了一地，苞谷黄了满山的地方；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壮士远行，哥哥走西口，好汉上梁山的地方；是强人落草，响马劫缥，枭雄逐鹿问鼎，豪侠比武论剑的地方；也是架起烧锅大块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败论英雄，却以酒量论英雄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当然是男性的；这些地方的城市，当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有人还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说什么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是洋场少妇（当然是旧上海）；或成都是宝钗初嫁，重庆是徐娘半老，广州是文君卖酒，武汉是木兰从军，而厦门则是纯情少女，并且似乎还情窦未开等等。
总之，南北之分决定了男女之别，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灵秀，造就了两地城市不同的风貌。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贵阳虽然也在南方，却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女性的。显然，这里还有另一条“原则”：水边的城市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而山里或平原上的则多半是“汉子”。
其实这与前一条“原则”并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则多半是水乡。当你骑着骏马或开着快车在豫西、冀中、鲁南、苏北大平原上驰骋，或站在八达岭上雄视天下时，你的感受与驾着小船在江南小镇里穿行绝对两样。
“古道西风瘦马”，山野和平原总是有着阳刚之气；“小桥流水人家”，河流和湖泊则总是有着阴柔之美。所以，夹在成都和昆明之间的贵阳，就只能是“男性的”。
“贵州的老子云南的妈，四川的耗子驼盐巴”，多山的贵州，总是不乏男儿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怎么会有“女儿的妩媚”？有的，也只能是“贵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气，或者既有几分“虎气”又有几分“猴气”吧！
照这样说来，某些北方的水边城市，就似乎应该被看作“北地胭脂”。比如，有着举世闻名的服装节，而且又干净洋派、美丽可人的大连，便不妨看作是一位豪爽而不失妩媚的北国姑娘。
然而不少人说“不”。他们坚持认为，大连是具有阳刚之气和男性魅力的。只要比较一下大连和厦门的海岸线，就不难看出冷峻与温馨之别。
北方大海毕竟不同于江南水乡，赫赫有名的大连海员俱乐部更让人联想到击风搏浪的男儿豪情，何况大连人又是那么地酷爱足球。大连的英雄气质，使这座城市更被看作英俊帅气的北方小伙。
大连、青岛和烟台的魅力也许正在于这种“刚柔相济”。正如“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被看作是“贵相”（成功之相）一样，这些北方的水边城市总是那么令人神往。
老实说，连那里的人都很漂亮。北方人本来就比较高大，常常下海游泳，又使他们的身材匀称，结果自然是姑娘健美、小伙帅气。
青岛的年轻人，甚至是可以坦然地穿着泳衣穿过街市走向海滩的。那是一种美的展示，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他们的城市，也像他们一样，健康美丽，落落大方。
相比较而言，贵阳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不管怎么努力，贵阳似乎都很难进入中国城市魅力的排行榜，尽管它也应该说是“南人北相”的。然而贵阳似乎运气不佳。
这个建在大西南高山坝子上的城市，好像哪一头都沾不上：作为高原，它没有拉萨神秘；作为盆地，它没有成都富庶；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昆明那么多的风情。这使它很委屈地成为西南、甚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灰姑娘”。
但，作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贵阳其实有着它自己的风采和特色。耸立的山峦，不大的规模，使它颇有些南方精壮汉子的味道；灵秀的黔灵山，绮丽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风情。
贵阳还是值得一去的，虽然它并不是最男性化的城市。
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能在北方。
北方是男子汉们建功立业逐鹿问鼎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建立城市的地方。伏羲的事情不好说。说涿鹿是黄帝建立的都邑，则多半有些可能。至少，夏商周三代的京都和主要都邑是建在北方的。这无疑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
事实上，北方的城市，大多有着悠久得令人咋舌的历史，而且不是帝王之都，就是圣人之乡。就连一些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县城和县级市，当年也是诸侯国，是威风八面的地方。
如果不是“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咱们现在要到那些地方去，没准还得签证呢！
这些城市中，“男爷儿们”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个。
有句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西安，是“米脂的婆姨”还是“绥德的汉”？恐怕还是汉子吧？
的确，西安这座城市，是很难被看作婆姨的。秦涌、碑林、大雁塔，钟楼、鼓楼、大差市，都和女人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是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它记录了一个女人最风流浪漫的故事，可惜这些故事又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快要谢幕的时候，所以她的名声也就远不如杭州的白娘子那么好。
当然，西安还有那位让日月都为之一空的则天皇帝。但她统治的，却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自己也因此有些男人作派。而且，到最后，她还不得不把政权向男人拱手相让。何况她并不喜欢西安，她喜欢的是洛阳。看来，西安只能是男性的。
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在民间这边，也还可以有三条理由：喝西风，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当然也是西安的风尚和习俗。
西风性烈，泡馍味重，最能表现男子汉的“吃风”。别的不说，光是盛泡馍的那只粗瓷大海碗，就能让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叹如果没有一只足够强大健壮的胃，怎么能容纳和消化那么多、又那么硬朗的东西。
如果说，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么，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关中人的特征。
很少有什么地方，会对自己的地方戏像关中人对秦腔那样痴迷，也许只有河南人对豫剧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
想想看吧！“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弘的气势和场面？一点也不比世界杯足球赛逊色的。秦腔，就是关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实上，秦腔和足球一样，是很雄性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阳刚之气。它实在是中国最男性化的剧种，就像越剧是最女性化的剧种一样。
豫剧虽然也很硬朗（听听常香玉唱的“刘大哥说话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来的。秦腔却是“吼”出来的。
民谚有云：“面条像腰带，泡馍大碗卖，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戏打鼓吼起来。”这最后一句，说的便是秦腔。作家高亚平说得好：“秦腔的境界在于吼。”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以及在什么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这声音经过阳光打磨、冷风揉搓，发自肺腑，磨烂喉咙，便有了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秦腔》）。
这种肃杀之气也是属于西安的。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
的确，提起西安，我们已不大会想到新蒲细柳，曲江丽人，而多半会想到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
西安和北京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红叶，我们想到的是秋阳；抚摸古城青砖，我们想到的是秋风。
历史上的西安，当然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听着那喇叭声咽，我们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墙下，看着那洞开的城门，巍峨的角楼，齐整的垛口，你仍会感到一股豪雄之气从岁月的谷底升起，霎时间便沸腾了你的热血。
是啊，面对西安，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对话，并深深感到那是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系。
西安是很男性的，只是老了点。
中国北方的城市都有点老，很需要冒出个棒小伙子来，才能重振雄风。
白娘子
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苏小小啦，冯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这男人也是女人气的“小男人”，比如许仙。
“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构筑的。
同样，提起杭州的景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脉脉，苏堤春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浪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
“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这难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确，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无不透出女人味儿。难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说见到西湖，就像曹植在梦中见到洛神。
此外还有越剧，那个曾经只由女人来演的剧种，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从风景到风俗，从风物到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东方女性美”。
于是我们明白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为什么只会发生在杭州，而那个会让别的地方的男人觉得丢脸的“小男人”，为什么不会让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乐道。
的确，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这里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原本就天经地义，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谁要是出来挡横，或者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他就会像法海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仇恨和诅咒。
当然，男人相对“窝囊”一点，也就可以“理解”而无需“同情”。谁让他生在杭州城里。再说，有这样好的女人爱着护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丽的西湖上演。不要说把它搬到燕赵平原、秦晋高原、哈萨克草原，或闽粤码头，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与杭州齐名的苏州，也不合适。
苏州当然也有水，也有桥，然而却没有西湖，也没有那“断桥”。苏州是水墨画，杭州才是仕女图。
苏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爱、能爱，为了爱不惜牺牲生命的白素贞，也不大可能有爱憎分明、侠气冲天的小青蛇。顶多只会有“私定终身后花园”，或“唐伯虎点秋香”。
这大概因为虽然同为女性，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山塘。”杭州西湖虽然没有武昌东湖那么大，好歹也要比苏州山塘和园林大气。
所以苏州的女人有好心肠，杭州的女人却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让多少女性扬眉吐气！
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有这样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应该拍案叫绝的。难怪鲁迅先生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该”。
杭州让女人大出风头，南京却让女人背上恶名。这当然多半因为那条秦淮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事实上，由于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性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运和名声，都远远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
北方的四大古都也有亡国的记录，然而却不会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带来的“晦气”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它们必须承担王朝覆灭和政权短命的责任，至少在民间是有这种说法的。
就像我们惯常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样，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权的背时倒霉不走运，也被说成是不该在这两个女人气的城市建都。
只要比较一下南京、杭州和开封，就知道舆论有时是何等地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寻铁链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杭州也固然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开封难道就没有“靖康之难”么？
“靖康耻，犹未雪，巨子恨，何时灭”，可惜，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杭州头上去了，没开封什么事。好像徽钦二宗的被虏，不是在开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问题的严重不是那两个昏君丢失了江山，而是他们的胆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进取，不想报仇雪恨。
杭州无端地替开封承担着罪责，而提起开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有这两位黑脸汉子在那里坐镇，开封是掉不了价的。只要凛然一声“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开封便豪气冲天了，谁还敢说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数落，就像长得漂亮的女人总会有人来品头论足一样。
其实，南京不是女人气太重，而是文人气太重。与杭州不同，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脂粉气的城市。我们只能说“六朝金粉，秦淮风月”，而不能说“六朝脂粉，秦淮风月”。
说“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无法接受，我们自己说着、听着也别扭。金粉其实也就是脂粉。但用一个“金”字，便多了些阳刚气，少了点女人味。这就像“巾帼”，原指女人的头巾和发饰，与“粉黛”一样，也是用服饰指代女人，但“巾帼”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并无多少女人气，却多文人气。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欢南京，即便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这大约与所谓“六朝人物”和“魏晋风度”有关。
对于文人来说，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不愁吃喝也不必负责，又能讲些高深玄远的道理，发些嫉世愤俗的牢骚，比什么都过瘾。南京便最能满足他们这种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欢南京。
南京，其实是最有希望成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气一重，就没多少“王气”，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
中国的事情很有趣。同样是战争，往哪个方向打，说法便不一样：南下、北伐，东进、西征。南方攻打北方总那么艰难，北方拿下南方，却像喝小米稀饭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于是南京和杭州，便总是处在一种挨打的地位。
实际上，南京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东吴，就差点在它的创始人手上丢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可不玄乎？
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孙皓最后还是自个儿在石头城上摇起了小白旗。“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一部原本可以让南方人问鼎中原的《三国》，便这样灰溜溜地收场，只留下一段“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
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权的，似乎没有几个像孙权。于是以后的南京，便是接二连三地为中国史贡献亡国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官娥。”不是才子，哪里写得出如此绝唱？
事实上，南京也是一个屡遭刀兵的城市，而且南京保卫战也似乎从来就不曾成为军事史上的成功范例，倒是那些断壁残垣、新亭旧地，一再成为文人墨客凭吊的对象。
在南京怀古是最合适的，而最值得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陵园：南唐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盘谷寺、雨花台。有时你会觉得中国最好的陵园都集中在南京，这使得我们走进南京会有一种肃穆之感，也会有一种悲壮之感。
南京当然也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但人们却往往记不住。“吴楚地，东南诉；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留下的只是歌舞弦管，文章词赋，是乌衣巷的传说和桃花扇的故事，以及“为爱文章又恋花”的风流儒雅。
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掩盖了英雄气，使得南京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有时还有点伤感。
重庆的性格同样复杂。作为南方城市又在水边，重庆似乎应该是“女性的”。何况，还有重庆是“徐娘半老”的说法。但是，作为西南山城，它又和贵阳一样，有着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和成都相比，这个特征就更为明显。
“重庆崽儿坨子（拳头）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齿的妹娃，代表着重庆的则是尚武好斗的崽儿，男女之别已很分明。
事实上，两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顺，而重庆民风爽直。成都人觉得重庆人太粗野，重庆人则看不惯成都人的节奏缓慢和讲究虚礼。
把重庆看作“辣妹子”，也许是合适的。事实上，重庆这个城市的特点是“火辣”或“火热”，而非“火爆”。
有名的“麻辣火锅”就是重庆人的发明，后来才风行四川、风靡全国的。在国内任何城市，只要一看到“山城火锅”的招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重庆。重庆也正像这火锅：刚一接触，火辣辣的叫人受不然而，慢慢地，就会觉得“味道好极了”，而且会感到一种柔情。
这样的城市，你说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
03
我们到底要读什么
其实，把城市区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只不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说法罢了，甚至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结论。
比方说，杭州就不但有小青墓，也有岳王坟；不但出过美艳绝伦的苏小小，也出过一身正气，宁愿粉身碎骨，也要“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杭州人素有“杭铁头”之称，则其硬朗也就可想而知。何况还有钱塘潮。“弄潮儿在船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岂非男儿气概？
同样，人们耳熟能详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不也是西安女性的柔情么？
显然，“男性的城市”或“女性的城市”云云，不过“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情，当不得真，而且很容易被证伪。所以，这些说法准确与否，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也不妨各执己见。
但城市像人，则应该不成问题。我甚至还认为，城市就像人一样，也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敏感的人，只要走进某座城市，一下子就闻到。
所以，读城，也就是读人。城市并不仅仅是房屋和街道、店铺和城墙。如果没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过一座“死城”，又有什么好读的。
那么，城市里的人又有什么可读的？
可读的是他们的“活法”。
城市是人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是由每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街道建筑、历史传统和人文氛围构成的。
因此，不同城市中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即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的个性，即文化性格。比如北京人大气，上海人精明，杭州人闲适，成都人洒脱，武汉人直爽，厦门人温情等等。
这，便正是我们这些读城者特别关注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是互为因果的两个东西。比方说，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活得潇洒而又马虎。
在先前，臭豆腐就贴饼子，再加一锅虾米皮熬白菜，就是好饭。如果那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上面又滴了香油，就简直能招待姑奶奶。现在，则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便可打发一餐。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开水来泡面，干啃方便面就凉水，也能对付。
但，即便是这种简单的生活，也不乏乐趣。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丁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不是装的）。
即便不过是小酱萝卜就窝窝头，或者素炸酱面拌黄瓜丝儿，也能吃得有滋有味。没有水果么，“心里美”萝卜就很好。寒冬腊月里，在大白萝卜根儿上挖个小眼儿，塞一粒菜籽儿进去，再浇上点儿水，等那嫩芽发出来，绿盈盈地挂在家里，粗糙简陋的日子便情趣盎然。
上海人的活法又不一样。上海人精明，所以上海人活得精致而小巧。他们的住房多半面积不大，功能却很齐全。不少家具都是多功能的，而且摆放得恰到好处，既未占地方，又错落有致，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衣服也是不多不少的。既不会多得穿不了，压箱底，或开春时没法晾晒，也不会捉襟见肘，弄得没有出门的行头。反正一年四季，都能有体面的一身。这些衣服也不一定要买。不少家庭主妇或“主男”，都是能工巧匠。别人做两条裤子的面料，他能裁出三条来，那款式和做工，也都是专业水平。
吃饭当然也不会马虎。即便寻常人家过小日子，每顿饭也得“烧几个小菜吃吃”，而且有荤有素，营养齐全。隔三岔五的，还会上街去，找一家偏僻（因此价格也较便宜）的冷热饮店喝一小杯咖啡或吃一客刨冰；或是在一家干净而又实惠的小店里点几样小菜，喝一杯啤酒；或是在逛街的时候，买一小块奶油蛋糕或一只苹果边走边吃。
花钱不多，却照样享受了都市生活，既快乐又实惠，谓之“小乐惠”。
显然，上海人的这种活法，北京人是看不上的。什么“小乐惠”？简直就是“过家家”。同样，北京人的活法，上海人也不以为然。“找乐子”？“穷开心”吧！
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异。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是读人，读文化。
就拿“小乐惠”一来说，原本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方言，本义系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之乐。日常饮食嘛，何况又是平民百姓的，当然不会是大吃大喝，无非虾油卤鸡、葱烤鲫鱼、蒿菜豆腐干、毛豆雪菜煸笋之类，甚或只不过茵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决不会是茅台或XO，故谓之曰“小”。
然而小则小矣，其乐也无穷，其趣也盎然。更何况惠而不费，所以叫“小乐惠”。老作家汪曾棋写作“小乐胃”。江浙一带地方人说话，“惠胃”不分，而写作“小乐胃”，大约是因其主要表现于饮食方面吧？
即便如此，我以为也不能叫“小乐胃”，而应该叫“小乐味”。因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饱”，而是“口之乐”，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时的那种自得其乐和有滋有味，怎么好叫做“小乐胃”。
江浙一带早已有之的“小乐胃”或“小乐味”，到了上海人那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乐惠”。江浙人的“小乐味”，多半还是农业社会的田园之乐；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乐惠”。比方说，到“百乐门”去挥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摊点上将就着吃一碗阳春面打发一餐，当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简单，前者太“大”，而后者又并无多少“乐”可言。
显然，所谓“小乐惠”，必须是“小”而“乐”者。一般地说，它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小，是“小弄弄”、“小来来”；二是精致，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须属于物质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则必须是精心计算、安排策划的结果，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得的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说，质量既高，样式又多，价钱还便宜等等。
所以，不假思索地买一只烧鸡大嚼一顿不算“小乐惠”，用同样多（甚至更少）的钱，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斩鸡，还吃了有荤有素好几盘菜，外加一小杯可乐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乐惠”。
在这里，第四条原则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虽然好，钱却花了许多，被“斩了一记”，当了“冤大头”，心里“气煞”，哪里乐得起来？
第四条原则最重要，还因为它是上海人的“小乐惠”不同于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乐惠”的紧要之处。
杭州有民谚云：“工人叔叔，螺蛳吮吮（音“缩”）；农民伯伯，鸡脚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乐惠”。吮螺蛳，掰鸡脚，是很费时间的，然而乐趣也就正在这里。就那么一点东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细细地品，品到精细处，就不难砸出鲜味来。
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过客，难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闲。螺蛳吮吮，鸡脚掰掰，便正是对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这悠然自得中，什么尘世的喧嚣，世道的沧桑，便都忘得干干净净。
正所谓“老酒天天醉，毛主席万万岁”，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还是叫“小乐味”好。
杭州“小乐味”既然以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为旨归，就显然与上海“小乐惠”的精心策划、算计、安排大相异趣。
这就颇有些类似于北京人的“找乐子”。北京人的“找乐子”，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
会鸟、票戏、下棋、摆弄花草，不在乎东西好坏，也不在乎胜败输赢，图的是那份随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这些事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致，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上海
在北京人看来，“乐子”到处都是，就看你会不会“找”。显然，这和杭州人那种“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风流”的人生态度是正相一致的。
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毕竟都是乡土中国的田园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气平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
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
上海就不一样。上海不是“田园都市”，因此没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难得那份“儒雅”。
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嘈杂的、五光十色而又贫富悬殊的现代化商业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为奢华享乐所诱惑，而又为贫穷、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
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们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为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这就使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也会逼得他们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来兮”。
可以说，占上海人口半数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这种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业服务也乐意于为这种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发半两一张的粮票，小吃可以搭配着买，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
这些做法就保证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们也能过上方便、实惠、舒适而又不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和他们的城市一样雅致。
当然，要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精明”。事实上，每个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活得如鱼得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
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
上海人不是很“势利”，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
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显然，北京人的“找乐子”也好，上海人的“小乐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乐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宽、手头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
要之，它们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所不同者在于，北京人欣赏的是自己的“大气”，上海人欣赏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赏的是自己的“闲适”。
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什么世面没见过？哪在乎生活的粗细，又哪儿不能找到乐子？
上海人是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不算计也得算计，不精明也得精明。何况机会又比较均等，竞争又相对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练出来。
至于杭州人嘛，没的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贴近自然，更会享受人生？又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慵散，更悠闲？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甚至就连这三种活法背后透出的无奈，也不一样。
说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宫王府见多了，又进不去，只好到城墙根下去“找乐于”；上海的市民则是灯红酒绿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给自己来点“小乐惠”。至于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天堂”，日子却未必真那么好过，便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酒杯中当神仙”。
无妨说，北京人的“找乐子”是苦中取乐，杭州人的“小乐味”是忙里偷闲，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实实在在地调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
相比较而言，上海人更“务实”，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审美”；上海人更“现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传统”。
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也是城市与城市的差异。
因此，读城，就像读人一样。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得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将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认识一个城市也如此。
我写《读城记》这本书目的也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本书，像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来认识我所到过的这些城市。当然，也想和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成为朋友。
那么，让我们走进城市。
文章选自易中天《读城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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