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我们社会的精英生活看作了不得的成功人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卑贱，不要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精英衰败与汉语危机
文/余世存
关于精英衰败问题，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例子、现象来。因为精英们整天都在我们眼前晃着，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他们，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成功光环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参照系。他们跟我们构成了两个世界。自从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跟他们的世界就越来越远了。假若说我们的世界是“有待救济、有待解放”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是生活机遇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精英的世界是“选择的、生活的”世界，他们面临的是琢磨如何生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问题，比如说，春节是到澳洲过还是到泰国过？追寻人生意义时是选择变性还是选择变脸？在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知识的力量主导了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分裂后，要不要立法来维持、保证他们的万年或说百年永久？那为什么我要说精英衰败呢？是我嫉妒他们吗？是我没本事去过精英们的生活吗？不是的。我跟你们中大多数人的感受一样，看到了精英世界的不义、堕落，看到精英血统衰败了。就像耶稣、孔子这些人一样，对当时所有的君王、贵族、王公大人、学者之流都失望了、绝望了。这些人意识到，血统衰败后要重建道统，要回到民间田野，重温人性的丰富美好，要建立自己精神上的绝对超越性，而不是像我们的很多准精英那样，排队等着去做精英。虽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不再有精英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人都有自由和机会的社会，但他们的平民精神却传了下来。精英世界与平民世界似乎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东西，但实际上精英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终结。精英衰败而不终结是相当可怕的。我今天也是非常遗憾地发现，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一时期。我们社会的精英异质同构，就像这次有人看了《无极》后，觉得错怪了张艺谋一样，我发现陈凯歌其实等于张艺谋，等于吴敬连、张维迎，等于甘阳、蒋庆，等于中国的房地产商人，等于中国的部委。其实，精英血统衰败不是我先提的。每一个文明在遇到危机或挑战时，首先考验的就是该文明共同体的精英集团，历史或命运之手的推动甚至要让精英们扮演既优秀而又高尚的角色，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进取精神、悲剧意识，致力于重建自己的文明。我们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他们社会的精英们都很不了起，德国、日本这些后发国家的精英集团，其作为也足以称道，日本人甚至提出过变种图存的说法儿。我们也有过不错的精英团队，比如“五四”前后的一两代人。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大得把我们的文明带入到一个好的制度中去，而且他们的风采已经是陈年的隔世的皇历了。关于我们的精英衰败话题，我能想到的有钱玄同先生的名言，遗憾的是我的《非常道》没有收录这句名言。钱先生在文明危机面前对中国人恨铁不成钢，他说，人到四十该砍头，意思是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虚无了、保守了、反动了、堕落了。我觉得钱先生的话在今天也未过时，虽然我离四十也只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也很快要被自己或社会PASS了。精英衰败还往前推，我们可以推到程朱理学那里，推到秦皇汉武那里，但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把账算得太清楚了，我们只谈现代史。为什么上个世纪下半叶我们民族精英的人格成就总体上不如上半世纪的人？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常说“五四”一代人，那些青年男女，也就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们，要比我们更开放，活得更有精气神，那为什么孙女重孙们还不如爷爷一代？随着费孝通费老、启功启老、巴金巴老、刘宾雁刘老等等大佬在今年的去世，精英队伍可以说更为萎琐不堪了。我在一些文章里谈过这类话题，我的意思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出身很好，有一种富家子的从容大气；80年代参与启蒙热的一代人出身就贫寒得多，他们没有富家子那种天然的根性或说从容，他们之成为精英，他们之富有是邓让他们富贵的，他们的名利心重，一不小心就要露出他的暴发嘴脸。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精英们的言行越来越往后退，从激进趋向保守，从保守趋向专制......有人说精英的生活是他个人的选择，你何苦要作践他们？这话不对，我没有作践他们，是他们自己犯贱，有他们自己的言行为证。我只是描述他们、观察他们、搜集他们。我自己也不免被别人当作精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更重要的，精英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紧密相关。他们跟我们本应该是相互督促、相互激励、相互生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损害的关系。
但事实上，我们的精英衰败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能够决定我们，或者说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比如90年代初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候，邓先生都称赞农民办工厂的价值，但精英们发明了一句话：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并且论证这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制度创新。这就使得9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民众的现代精神意识的培育成熟过程，很多农民失去了国家制度安排下有序地成为市民的机会，他们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准自然也大打折扣。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一句话，我们在精英们的掌握之中。所以说，观察精英，不仅有趣，而且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我观察到的精英衰败有哪些表现呢？我个人的眼光有限，总结了一些，诸位可以帮我补充。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是先有认知障碍，在生活学习中不断地克服认知障碍。精英们相反，当他初怀理想的时候，当他还很纯真的时候，他是没有认知障碍的。不幸的是，认知障碍是精英衰败最重要的标志。它分两类：自我认知障碍。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用一句俗话，他不知天高地厚地以为自己是一人物了。我们克服自我认知障碍的办法是让自己去照照镜子，但衰败的精英们从来不这么想，他们不认为自己在情感、认知、人伦等问题上有局限，反而认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比如杨振宁教授说上帝的礼物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上帝抛弃了，他本能地要到没有上帝的中国来表演。比如萨达姆、金正日这些精英不认为自己是独裁者，反而认为自己是人中龙凤。就是说，我们用汉语来骂杨振宁，骂金正日已经没有意义。认知障碍还有一类表现，就是常识感的丧失。精英最初是有做人的常识的，但在血统衰败的时候，他就失掉了平常心。我们中国人常说他们是人阔变脸、小康即堕。今天，先富起来了的精英们开始全面建设小康，但他们堕落而不自知，反而以为自己升上天了。比如有人闭着眼睛说要为万世开太平，比如朱成虎说西安以东的中国可以放弃，比如蒋庆说要征儒家遗产使用税。这种常识感的丧失是可笑的，我就遇到过不少失去常识感的人。我编《战略与管理》时，就遇到自由派的大学者问我，我们的生活是很专制，但这几年经济发展是很好啊。当我解释一番时他们就会叹一口气，唉，只要经济上好就可以了。我后来一想起这些朋友，就想到动物庄园里的那头驴，当他想不通问题时，就会说，拿破仑同志是对的，听他的没错。常识感丧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精英优越性或荣誉感，是精英们自以为是的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借王小波的话，跟宗教团体讲究的上层次修行不太一样。比如有的精英就不仅鼓动打台湾，还要打美国、日本，有的精英无所事事就要去攀珠穆朗玛峰。这种精英心态扭曲后、衰败后近乎弱智。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做秀、炫耀，他的全部用心在于表白，他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是阔过的。这种用心是一种依附的人格，一种合群的用心。他要依附到家族、朋友中，合群到资源权威一边。他表白的是，我们家才牛，我家真是牛啊，我父亲牛，我父亲的朋友们牛，我爷爷牛，我爷爷领导的中国也牛。这种弱智自然还要表现出对他人的轻蔑，这种精英心理认为天底下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哥们儿可与言，只有他们几个人懂得真理，其他人不配谈论真理。比如他们算来算去真理只能秘传到很少的人，中国只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比如他们认为我不是纯粹的自由派，比如他们断言某个学者是大师，某个学者是我们时代的先知。这种认知障碍导致了很多有趣或无趣的争执。比如有一个NGO去农村搞乡村建设，他们学富五车，但农民诉苦说，从他们到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不干农活儿，但他们每天要为农民们听懂的话吵来吵去。除了认知障碍，精英衰败后的表现还在于他有交流障碍，这种交流障碍在于他不跟你形成对话的关系。他是独白的、自说自话的、他是命令的。他说话了，你听不听无所谓，你接不接受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比你牛。比如季羡林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如很多精英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比如他们说：我们就是一所人民医院……就是一所贫下中农医院，从来不用特权去索取自己身外的任何利益……我们不但没有多收钱，还少收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跟精英交流是难于上青天的。你不能天真地、一脸学问写道：谨以此与蒋庆先生商榷。因为他不会跟你商量。你也不能一脸愁苦、满眼热泪地乞求说：恳请、呼吁蒋庆先生收回成命。因为蒋先生不会理你。你也不能一脸愤怒、慷慨激昂地痛斥：打倒蒋庆。因为蒋先生还活着。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话中的蒋庆先生换成张艺谋、陈凯歌、吴敬琏、房地产商人，这些话也能成立，这就是一种精英衰败后的交流障碍症。精英跟平民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堕落的精英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把戏，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捞着了，他的命好，或他聪明地得到了，完成小康式的富贵了。精英不把平民世界当回事，他们眼里没有人。我们说过，精英世界本来可以高尚而优秀，它跟平民世界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但血统衰败的精英可以蔑视平民、枪杀平民，对平民的乞求他们会不屑一顾，他们会说：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
精英如此歧视平民，在于他们把平民看得太笨，以为平民都是傻子。比如一个叫任正隆的精英说：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不知道诸位听懂了这个精英的话没有？精英们不愿正视，或者说不以为民众有创造力。比如20年前，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们在一起计划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想到要现代化，十亿人至少得人人穿一双牛皮鞋吧。结果一算账，把全国的牛都杀光了也不够中国人穿牛皮鞋，过现代化的好日子。比如92年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制订政策时，以为到2000年时，中国人的手机拥有量也就是80万部左右。精英们以为他们看管的是一群猪......精英们很少想到对民众创造力的扼杀，很少想到资源的浪费。在他们眼里，民众是背时的，倒霉的，活该的，是注定要做牺牲的。比如会写代表的论文的精英就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你们知道这个精英是谁。这些精英总是想当然以为民众太笨，太劣根，太胆小。这些堕落的精英是那么丑陋，以致他们头脑里的那一点想象力，那一点想法儿，就够别人去琢磨、去服从了。这就是唯彼作威作福，唯彼有想象力，有奇幻，有权威，比如陈凯歌就敢拍出无极这样的电影来，蒋庆就敢代儒家征税。精英们为什么会如此堕落？我的答案是：过于长久的类人孩生存状态使得精英们的心智在进化的阶梯上不仅停滞不前，而且蜕化了，腐朽了。他们没见过世面，就像孩子一样，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还没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指望他们尊重生命；他们很早就把三字经一类的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你怎么指望他们不卖弄聪明，怎么指望他们去寻求更高的生命智慧；他们空手套白狼抢劫了千万、亿万财富，你怎么指望他们心态平常，不虚荣势利。在座的精英不多，对我说的话，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座的多数可能算是准精英，还没有进入衰败的序列。我可以提供的建议是，不要把我们社会的精英生活看作了不得的成功人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卑贱，不要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你们从全国来到北京来，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你们来了，证明你们有足够的判断力，这里含有两个意思：二，你们有责任、有义务连接你们的来处和去处，你们有责任连接中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如果你们不能发动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思潮那样的人文主义运动，你们至少可以像西方人那样怀疑一切、重估一切价值，或者可以像现象学的方法那样进行还原，把精英们的嘴脸打回到原形。精英们的衰败带来了很多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汉语的低能。我们首先在真实状态上描述不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外人想了解我们，我们是快乐还是悲哀，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外人看不出来，但我们也说不出来。你说你很痛苦，但北京、上海的中国都市充满了狂欢喜庆，中国的媒体同样充满了喜庆。你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报道出来了，但人们多在关心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道里如何占有一席位，不仅中国人自己，就是欧洲人、美国人也都想在这市场里占有一份额。那么这种飞扬的而又沉默的生存是怎样的，我们的汉语表达过了吗？鲁迅说：要画出这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是难的。的确是这样的。
精英们都为真相莫衷一是。你说你看到了，他说你能保证你的眼睛没毛病吗？你说事实如此，他说你知道背后有阴谋吗？你说你有讲稿，他说为什么他听到是颠三倒四，不成句子的讲演呢？缺乏真相，缺乏共识。所以我曾经说，十几亿人所使用的词汇，太简单，太贫乏了；我们的精英使用汉语来往往是翻译别人的话，比如民主宪政，总是西方知识谱系里的组合。
我们民众完全为生活所苦，他们一有超越的想法儿时，要么想到陈胜吴广，要么想到毛泽东。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作过一次统计，我们搜集一年中国创造的新词，数来数去，也就100出头，也就是说，十几亿人日常交流的话语都是陈旧的。我们可以说，汉语曾经有主体，汉语是孔子、司马迁、李杜、鲁迅、胡适们的语言。即使不久前，汉语还是毛泽东、顾准、林昭们的语言。但现在的汉语似乎失去了主体资格，它呈现为世界文化下面一个亚文化或子文化的方言状态，它成了一种工具性语言，从中言说产生不了独立的人格和精神个性。我们想到人性的自由追求、博爱愿望、民主可能，都是由其他的语言来表达的，甚至是宗教性语言来表达的，汉语很少表现这些人类的精神意识。如果说汉语仍有自己的追求，仍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可以说一直在往下走。从精英那里走向平民，到大众广场......汉语一直在往下走，如果你看来精英们也在研讨网络文化、手机短信文学，你最好不要听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已经不能表达今天中国人的精神进展。即使那种对现体制进行批判的学院文字，你也不要看，你可以看看蒋彦永先生的汉语，那才是明心见性的，才是硬朗的，才是男儿的，才是人类说的话。但这种下行现象还没有产生足够的精神主体。我们的精神也就因此很可怜地站在社会断裂的各个碎片上，彼此伤害、相互歧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的人那里，精神的要素主要停留在描绘断裂混乱的状态，超越这一状态以达到某种智慧是非常少见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精神太贫乏了，以至于在今天，血缘、地缘、信仰团体、文字缘成了我们维系善的形式，至于能否实现正义、公平、和谐自然成了未知数。我就问过不少人，什么是今天的中国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答不上来，顶多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给我听一遍。但我们生活在这里，是没有正义可言的，甚至可以说，人性之善也处于风雨飘摇中。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读经的倡导，信仰的倡导，都只是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维系善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呢？我不知道诸位找到答案没有。我自己倒是从汉语的危机中看到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由道路。当然我今天说出来，可能又要像我五年前的预言一样落空。在我看来，要实现和谐必要经过诙谐。不知诸位还记得汉语里的这个词不？诙谐是通向和谐的手段。
在这方面，我们的汉语里虽然有诙谐一词，但我们实在太缺乏幽默感，太缺乏喜剧精神，太缺乏怪诞思维，太缺乏反讽意识了。甚至可以说，程朱理学之后的汉语，鲁迅、胡适之后的汉语，要寻找精神的高度，要寻找精神性的突破，诙谐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诙谐对于精神的解放是极为重要的，它证明并赐予我们精神的成熟，它打破了拘泥于事物常态的单调逻辑，建立了一种自由奔放、充满意外和欢乐的想象力。它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智慧。我以前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过于相信真理或价值的优先性，过于相信悲剧的美感，没有想到悲剧也会把人压垮，没有想到对于无价值的人物应该也可以撕破。因为在精英衰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痛哭流涕，我们不能乞求，我们也不能忍受，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喜剧。笑是我们的权利。我们都知道一句谚语，穷人是笑着生活的。一个自主的穷人当然是笑对生活的。在我们民间有大量的笑话、小品、讽刺语言，就是一个证明。据说今天的中国人不太会笑，统计数据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只有百分之九的中国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前不久《中国青年》的编辑问我，社会责任有快乐可言吗？似乎在一般人眼里，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太少了，因为大家都去追求快乐去了。但统计数据却说明中国人并不快乐。这说明相当多的穷人受了精英们的污染、侮辱和损害，所以失去了笑的能力。我今天这么说，其实对我自己也很难的。我自己并不习惯幽默。我们太愿意遵从事物固有的经验，无能发现其超验的联系。在我们中间还缺少莎士比亚式的、拉伯雷式的、卜伽丘式的汉语人格和汉语思想。笑不一定出于欢乐，比如它可能是对痛苦的反击。一个人存在得愈彻底、愈实际，就愈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克尔凯郭尔的话。
在我们人类已经发明创造的喜剧大超市里，已经有了诙谐、悖论、怪诞、幽默、黑色幽默、讽刺、反讽等多种产品形式。如何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当代喜剧，如何让人们笑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勇气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卡通片里面，那些动物木偶们都说出了极富人性的话时，再看看我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精英嘴里，却吐出了利维坦式的怪物语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笑起来呢？他们以为他们演悲剧或正剧，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笑声或用我们的汉语告诉他们：我们恭逢盛世，看到了我们时代盛大的喜剧演出？喜剧精神是一种坚定的理性主义，一种绝对的个性主义，一种实在的历史时间观念，它在汉语语境里能向我们揭示许多悲剧都无法表现的生存处境。今天的汉语，相当多的是在自说自话，自我导演作秀，它没打算和你说话；还有一类汉语充当教育、宣扬、宗教训命式的工具，或者承载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容器，它的意识形态色彩过重了。汉语缺乏一幅整体性的中国风景，缺乏有关中国人生社会的总体性描述。这就需要个体精神向喜剧的高端前进，去拓展喜剧的空间，哪怕是黑色喜剧的空间，去发现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有太多的恐怖、清规戒律，有太多片面而愚蠢的严肃性，我们需要把他们撕破，找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恢复我们的趣味、爱、幽默和笑的能力。我昨天中午见到了李杨导演，就是拍《盲井》的导演，我问他，能不能为我们拍一部真正的喜剧，李杨导演说只要有条件，他肯定会拍。结果到了晚上就见到了王小峰等人，他们今天要拍《小强历险记》，有人可能知道，王小峰是个报人，有个网名叫按摩乳，他和几个朋友自费拍电影，不是地下电影，业余电影，完全是业余人做专业事。我看到他们的拍摄道具就觉得有意思。在精英们一脸严肃的时候，我们已经在DIY，我们已经在打拼，创造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汉语新生的基础。我们的悲剧已经太多，我们流过的泪水已经太多，现在需要我们找回自己人格的一种知觉，或者说我们人格上的良心。我们现在需要笑起来。只有笑，我们才能很好地度过今天，度过我们的平安夜晚。余世存：“烂笔头”不再，我们的记忆多“被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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