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6年的那张幻灯里，鲁迅看到清末中国人最卑怯投机又麻木不仁的劣根性。何以日俄两军在中国的领土厮杀而中国人仍甘为其所役，打探侦察？何以自己同胞受戮，而中国人仍张口垂涎，津津有味地欣赏砍头大观？鲁迅的忧愤，莫可言喻。

16年后，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这段文字，剀切动人，可以视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基调。医学只能救治中国人病弱的皮囊，惟有文艺才能改造他们的心志，使他们免于没“头”没“脑”、行尸走肉地生活。躯体的腐朽断裂，犹可担待，重寻心灵的头绪，才是首要之务。更进一步说，中国人引颈待戮之灾，何尝不肇始于他们精神上的身首异处？

鲁迅对头与身体、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果然卓显他的文学才具。而他自述1906年亲睹幻灯，愤而弃医就文的经过，实已极具戏剧张力。较之说部创作，亦不遑多让。学者如李欧梵等业已指出，由于缺乏实证，这场幻灯经验有可能出于杜撰，本身就是一件文学虚构！到底鲁迅是否看过那张改变他一生的幻灯片，恐怕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幻灯的有无，是鲁迅“无中生有”，以幻代真的能力，他从文字幻象凝聚毕生执念的才华。

不仅此也，鲁迅看砍头幻灯的自述，原就是他回顾创作之路，为自己、也为读者“追加”的一个起点，“后设”的一个开头。我们因而要问，此“头”果系彼“头”乎？何以一开头即是断头？

砍头或头的意象，在鲁迅小说和散文中均有发挥。著名的《药》写的就是革命志士刀下断头的血，如何竟沦为民间偏方的故事。烈士的血到头来既不能治心，也不能治身。我们也都记得《阿Q正传》中，犯人被绑赴刑场，砍首示众的场面，如何成为阿Q心中的绝妙好戏；而阿Q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事，如何成为围观群众的一大遗憾。

还有《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眉间尺为报杀父之仇，不惜自刎其颈，以求知交黑衣人能藉机谋刺秦王。故事的高潮中，眉间尺、黑衣人及秦王的三颗头颅俱落秦廷镬中，啮咬追逐，为鲁迅作品中最奇诡的景象之一。

1928年的杂文中，鲁迅更讥地评着万人争看杀头的新闻：“‘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闻之宁不堪惊！更不提像《墓碣文》等那样夸张人头尸身的场面了。

砍头为鲁迅带来的文学想像，可从刑罚与道德角度解释。作为过去极刑的一种，砍头在执行技术上饶有社会意义。如《阿Q正传》所述，被定谳斩首的犯人在受刑前必得游街示众，必得在大庭广众下，咔嚓人头落地。群众的围观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藉此，执行砍头的当局不仅可收杀一警百之效，也向公众证明其生杀予夺性命的无上权力。

这类诉请群众的“大观”式刑罚技术中外皆然。近年法人福柯（Foucault）对此曾加以理论化。他提醒我们，“大观”式刑罚有其隐忧。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众对权力当局形成一挑衅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斩首示“众”也可能导致——残酷的娱乐场合，在其中群众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传》所述。但群众的笑声、叫声未尝不使杀头的威吓、警惕意义大打折扣，从而摇动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

由是观之，鲁迅赋予头的诠释，便得从长计议。我们还记得，1906年的那场杀头是在幻灯上看到的。鲁迅的叙事位置“观看”“中国人观看杀头”的好戏。这样的游离位置引发了道德的歧义性。当他斥责中国人忽略了砍头大刑真正、严肃的意义时，他其实采取了居高临下的视角。他比群众看得清楚，他把砍头“真当回事儿”。但试问，这不原就是统治者设计砍头的初衷么？

鲁迅当然反对砍头及执行砍头的那个暴虐政权，但他似乎并不排斥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君不闻“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死多少都是不足为惜的么？鲁迅于此反成指点批判看客的高级看客。

另一方面，他以笑谑的口吻写着砍头盛事，讽刺之余，不无自我颠覆的作用。群众的热情捧场，已暗示了传统刑罚意义的质变。当砍头渐失威吓效用时，嗜血的群众开始蠢蠢欲动。阿Q终被“抢毙”，因而代表另一轮刑罚与镇压技术的开始。只是它真能达到目的吗？鲁迅的怀疑态度，既惫懒又犬儒，并不亚于他笔下的群众。他是“与人民永远在一起”的。

鲁迅“有”头“没”头的文字，因此投射了他感时忧国的块垒，以及自身立场的游移。但我以为在上述道德的层次外，头及砍头更能导出一种认识论上的吊诡，不容忽视。

回溯鲁迅自述的创作缘起，我们可说，他在砍头一景中，不仅看到中国人的无知与无耻，也更感到个体生命符号系统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会文化意义停止运作。身首异处使人不再是人：但更可怖的是躯体的肢解断失，只是整个“中国”象征锁链散落的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四分五裂，中国的政治群龙无“首”，中国的语言“古为今用”、难达新义。连传统那圆融有机的礼教机构，也证明只是一席人吃人的盛宴，一场神魔不分的梦魇。陷身在这样个人及历史意识的断层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自是既深且远，撼人心肺。

然而鲁迅在求取艺术表达形式时，实陷入另一难题。他对砍头与断头意象所显示的焦虑，无非更凸出其对整合的生命道统及其符号体系之憧憬。但是这一憧憬在鲁迅创作意念里，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表露。换句话说，鲁迅越是渴求一统的、贯穿的意义体现，便越趋于夸张笔下人间的缺憾与断裂；他越向往完整真实的叙述，便越感到意符与意旨语言与世界的罅隙。砍头一景因而直指鲁迅对生命本体意义失落的恐惧，以及一种难归始原的乡愁式渴望。

由是延伸，我们更要说断裂的主题不只显现于头与身体的分家，也显现于像《狂人日记》中，叙事语言的文白分歧及主角性格的分裂，《祝福》中样林嫂对身后二鬼分尸的恐惧，乃至《在酒楼上》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愧疚上。鲁迅的杂文，正是以文类上芜杂散漫、“见首不见尾”的风格，分立于传统种种“大叙述”之外。鲁迅以惊见砍头所象征的意义崩裂起家，竟至自身迎向崩裂的主题、人物与风格，以作为对此一现象的批判。这不能不看作是一出为求“全”却自我割裂、否定的极致演出。

隐藏在这几近以毒攻毒的写作姿态下。至少有两层吊诡。

第一，如果理想社会文化境界只能藉否定或崩裂形式作负面衬托，鲁迅的美学观势必沦入不断自我矛盾的轮回。他越暴露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丑陋，越显出现实与他原始理想的差距，越暗示弥补此一差距的艰辛无望。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写呢？“写作”成为荒谬的活动。陷身此一轮回中，鲁迅犹抱一暧昧的耽溺心态。诚如夏济安先生当年以《黑暗的闸门》一文，描述鲁迅及其角色的悲剧命运所指：当英雄如鲁迅者投身于黑暗的战斗中，他自膺的宿命负担竟可成为一种蛊惑，一种夸耀。

第二，肢体及社会结构断裂带来了非理性状态，亦释放出始料未及的欲望。批评家早指出，鲁迅对死亡和人之心灵的幽暗面，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迷恋。

《狂人日记》里他对礼教“吃人”意象的描摹，何其鬼趣多端；又如《药》中他写古中国对人头人血的迷信、竟自流露一己的好奇。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阿Q正传》里万人争睹阿Q正法的场面充斥着一片嘉年华盛会的欢乐气息，与《铸剑》里的三“头”大战，遥相呼应。至于出现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个蛇身人首的女怪，或是散文诗《墓碣文》里，那具“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能口发人言的死尸，更展现鲁迅因由着身体的裂变，所生的深广想像。这些吊诡层面构成鲁迅作品最引人胜的动力。

沈从文14岁从军，曾经转戍湘川黔边界。军事的杀伐牺牲，对他原不足奇。尤其地方汉苗等族杂处，传统上民风已极强悍，一逢乱世，枉死刀枪下的冤魂，更不知凡几。沈的作品中关于死亡，尤其是横死的题材不在少数，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仍属他对大规模头的描写。

小说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散文传记如《从文自传》《湘西》等均曾涉及砍头的情景。陶醉于《边城》《长河》式作品的沈迷们，可能不免讶于这类血腥场面的出现。但沈写来处变不惊的风格，才更让人心有疑窦：怎么到了人头落地的节骨眼，他还能“温柔”、“抒情”得起来？但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沈从文将传统抒情文类的范畴，推至危险的极致，并藉此一展他前卫叛逆的企图。

同时，他处理砍头的态度，也为鲁迅所示范的那套写实法则，提供一不同的出路。

我们且先以中篇《我的教育》为例。该作描述沈早期行伍经验，自传意味浓厚，而看杀头则是其中的一大项消遣。全文23个小节里，细写或提及杀头的部分竟占了12节。年轻的小兵沈从文看到军队砍土匪的头，也砍逃兵的头；砍罪犯的头，也砍无辜百姓的头。军队的生活太“单调”了，“要刺激，除了杀头，没有可以使这些很强壮的群人兴奋的事了”。看完了砍头，有人爬上挂人头的塔尖，“拨那死人的眼睛”，有人以抛头为乐。沈从文不甘人后，也好奇地“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晚上大伙议论刽子手的刀法，并用同把杀头的刀杀狗烹肉，沈也乐在其中。

日子久了，一切习以为常，沈反在寂寞里，有了新感受。一天早上他一个人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到杀人桥上观看。一掬烧剩的纸钱，“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地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一切宁静如常，沈无言而退。

以沈从文多次参与砍头大观的经验来看，他一定也是鲁迅痛骂的无知“看客”之一，为人吃人的社会，加油助威。可不是，沈老年轻时，看之不足，还用脚踢咧。但要紧的是，他在文中不仅是无知麻木的看客，“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兵，“也是”灵犀渐通的年轻艺术家。他同时用不同的观点看砍头、看世界，也要求读者作如是“观”。由此产生的包容的、多角并行的生命视野，在同辈作家中，实不多见。

在《黔小景》中，或在《从文自传》《槐化镇》一章中，他写尚未成年的小孩，“用稻草扎成小兜，装着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哭啼地在山道上走着。懂得的人立刻可知那是小孩父兄的头。如何死的却是“谁也不明白，也不必须过问的”。在自传《一个大王》中，他笔锋一转，写一个狐媚的女匪被捕后，仍能颠倒众生，俟机脱走。她最后与一弁目一夜风流，事后终难逃被捕的命运。或是在《新与旧》中，他写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刽子手，在刑罚技术演进到枪毙时，竟面临了生命价值的危机。

描写被砍头或看砍头者的反应，鲁迅已有先例。但从黑色幽默兼同情的角度替刽子手唏嘘，沈从文此作可算独沽一味。当然，沈在追述当年苗乱及辛亥革命时所无谓牺牲的脑袋成千上百，其惨烈令人掩卷后，犹自耸慄不已。

试想鲁迅如果要写作这些题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沈从文笔下我们只得一清如水的文字白描。既少孤愤，尤乏讥诮。但沈对人性的愚蠢、家国的动乱，岂真无动于衷？《我的教育》或《从文自传》的叙述者，以蓦然回首的姿态，回顾军旅生涯的血腥点滴。因年纪与见识成长而生之反讽意图，早藏于字里行间。

当小兵沈从文凝视溪流边斩首尸身的血迹，一夜就能濯洗尽净；当他眼见无辜的农民，被迫以掷筊的儿戏方式赌输性命，哀哀向待释的难友交代后事，他形诸于外的反应是莫可奈何。但作家沈从文想到死者已矣，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家人似乎很快就忘了一切，“大家就是这个样子活下来”；“规矩以外记下一些别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谁也无这义务”时，寥寥数语，却有多少对人世劫噩的大悲悯、大惊恸积蕴其中！

这样的诠释方法，虽点出沈从文极敬谨沉潜的人道关怀，却仍不能说明他砍头故事真正的力道所在，以及他与鲁迅分庭抗礼的最大本钱。欲论其详，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03

前文已试申明，鲁对砍头意象有着不能自已的焦虑与恐惧。这不只因为万头攒动、争看人头落地的奇观，道尽了中国人的麻木冷酷，也更因为那场景所暗示的荒谬气息，带出了一切礼仪及生命的崩颓与断裂。鲁迅的焦虑与恐惧，因有其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寻求文学语言的表达时，个人肢体砍断失落的震颤痛苦，还有阵阵围观者的叫声、笑声，成为他一切想像的具体依归。

请注意这里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之间虚实交接的连锁关系。就像语言与事物，意符与意指互为指涉的关系一样，身体、社会与国家是某种内烁资源的外在体现，构成一情境交融的象征体系。作为其基础的个人身体/精神有变，自然反映更高阶序之象征关系的倾圮。

于是由小说《黄昏》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扬子江中游的一个衰敝的小镇里，正值晚饭时分。炊烟处处，彩霞满天。午后的一场大雨停后，处处稍见新意。孩子们正在臭水塘边围捕鳝鱼，小鸭则悠游水中觅食。而这也是每日例行的砍头时分。看狱的老门丁刚从白日梦里惊醒，他原在计算“属于一生的一笔账项”。年轻时的荒唐，百年后的准备，一一流过眼前。

行刑兵的步伐已近。被点到名的囚犯，或惊惶，或悲泣，或抵抗。一阵骚动后，一个被拉走的乡下人还老实地拜托狱吏:“砻上人来时，请你告诉他们，我去了，只请他们帮我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我应当还他这笔钱……“

刑场上只剩下“留在家中也没晚饭”的孩子们高兴地围观。天上一角全红了，“一切是那么美丽而肃穆”。典狱官急着办事，偏偏一个小兵点灯不慎，打翻了一地灯油。典狱官惦记着“自己房中的红烧肉，担心公丁已偷吃去一半”。这时，“天上红的地方全变为紫色，地面一切角隅皆渐渐的模糊起来，于是居然夜了。”

我们如果只看到《黄昏》中对社会的反讽批判，或是“天地不仁”的慨叹，未免糟蹋了这篇小说。砍头，而且是冤枉的砍头，是沈从文的主题。托生乱世，人命果不如蝼蚁！但他抒情的笔触静静地将与砍头同时的各种感官意象联结起来:变幻莫测的夕照，晚饭的炊烟菜香，小孩的嬉戏目光，老门丁的春情旧梦，犯人的最后交代，添油兵丁的笨拙举动，还有典狱官的红烧肉，似乎一起来到眼前。

这些杂然分属的事物好像各不相干，但又似乎有所关联。分则木然兀立，合则生机乍现。离合存没之间，它们没有象征闪烁的逻辑，惟见文字左右联属的寓意。鲁迅断头一瞥所引出那决绝的、崩裂的危机感渐弛渐远，取而代之者竟是一连绵柔韧的生活及生命憧憬。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一个政教秩序四分五裂的时代，沈的断头故事别具道德意图。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不因荒诞无道的世路而稍挫。他对文字“之间”接驳意义的可能（而非必然）未曾失去一再尝试的兴趣。这种对身体、文字、具象符号增殖互补的信心，其实充满了嘉年华式的反叛冲动，与鲁迅追逐终极形上道统的姿态，遇相对立。同时，沈从文也对抒情文类的题材及道德尺度，作了历史性的突破。

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故事，因此提供我们绝佳的机会，回顾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鲁迅从断头的场景，看出了中国的社会民心，以及“中国”的道统象征，不可收拾的摧颓瓦解。沈从文面对这样的现状，却试图从文字寓言的层次，提供疗伤弥缝的可能。

但两者成就，皆远过于此。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不由自主的迷恋，一种与理性背道驰的恣肆快感。奇诡曲折，令人三叹。沈从文则决非童騃的乐观主义者。正如著名的《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尾所述：“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求藉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意格式，他将碎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

在意识形态狂飙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失落的终极信仰和生命寄托“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边城》结语）但对沈而言，处在或长或短的等待状态里，哪怕是虚构的希望也还得有。生活还得过，命还得活，“故事”也还没有到头。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接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像，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

文章来源：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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