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丨聂华苓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一束玫瑰花
文/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
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
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
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聂华苓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你批评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
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中国大陆时已订婚。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
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
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
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
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帘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
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
他有时也邀我们雨天赏花。否则，非请莫入。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 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决不借人的。
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
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罗素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
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
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
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
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旧笔还给他。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
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瓖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
仙洲几千纫，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复远。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霄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
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沐。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蒉今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匊。
后生更亹亹，峻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爷爷的宝贝。母亲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又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
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可不可以?
那要看是什么事。
有一副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花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
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
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
请问，殷海光冷静地：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
哎呀!看嘛!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
甲子岁暮以事玉燕。购于张文传先生，如获连城。
题后数言，秘之箧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见也。
这两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咔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聂伯母：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
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
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
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
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
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份动人的感情。1952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
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
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他那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
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 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的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问。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你来看她，对她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再来了。
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他于 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