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作，写作是为了全人类丨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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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萧红和我们的时代相差了70年

两者却有一种古怪的相似

萧红：写作是为了全人类

编者按：《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不同于浪漫悲壮的爱国颂歌，萧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真实质朴的口吻呈现出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许鞍华说：“虽然萧红和我们的时代相差了70年，在我看来，两者却有一种古怪的相似。我们这个时代，又轻松又残酷，这与萧红所写东西又暗合起来，不仅吸引我，也是如今大家又重读她作品的原因。”

1934年10月萧红和萧军从东北来到上海。按萧军自己的叙述“像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没有做“卖文章的美梦”。上海和哈尔滨很不同，两人在这里没有名气，囊中羞涩的二萧挤在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Rue dela Tour）一栋砖房的二楼，也就是上海特有的亭子间。无依的二萧投稿都石沉大海，从青岛来时带的四十元也快用完。

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上海梁园豫菜馆请客吃河南菜，特意把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4年二萧合影。二萧受到饭局邀请后，萧红为萧军新做了一件方格子礼服。二人还去照相馆合照留念，萧红非常调皮的叼了一只烟斗。

就在1934年年底，萧红中篇小说《生死场》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当时，中央宣传部“文艺审查委员会”在进行出版的审查工作，委员会积压拖延半年之久，竟还是告知不能出版。但彼时鲁迅非常看重萧红这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拖延也成了鲁迅的苦恼。

干脆“非法”发行！

1935年月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假借容光书局的名义出版，鲁迅作序，胡风作读后记。二人对《生死场》的评价都很高。鲁迅在序言中称赞：“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而胡风更是把萧红与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1984，《静静的顿河》作者）相比，称“她所写的农民们的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生死场》一出版就被查禁，但越禁越红。一时间轰动文坛，萧红也因该书的影响力在上海文学圈子站住了脚跟。就像1938年萧红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样：“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真实的，残忍的，大胆的

《生死场》是围绕北方农民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活展开的，按鲁迅先生的原话就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我想先讲讲萧红的叙述方式。

在阅读《生死场》文本的时候，我发现萧红开篇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北方麦场的风景“毗连着菜田的高粱林”、“杨树的叶子”、“天空中的云和烟”，但重点是这些并不是情节的铺陈，而是萧红式的散文描写。

萧红的叙述视角是亲近的稚嫩的，同样是人生的苦难，萧红纯真且稚嫩的叙述使得“生死”格外残忍但不煽情。小说的第七章《罪恶的五月节》的冲击和力量就在平常的讲述中爆发，萧红的冲击感来自于简洁和真实的残忍，真实到让你觉得这不是小说情节，这些荒谬和压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也许是昨天。

同时，这种冲击感使我自然联想到余华对于苦难和人性描写的煽情。

举个例子，余华在《兄弟》第一章写主角宋钢的爷爷自然老死，写了整整十段，从“茫茫气息”的氛围写到宋钢煽情式的美好回忆再写到宋守着死尸，村里人掉下眼泪，还要加上评述一句“苦到尽头了”。余华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烘托悲伤人间生老病死之苦，将准备好铺天盖地的苦水往读者头上浇，而萧红恰相反。萧红即使在写王二婆娘因为儿子死去悲伤过度要自杀，在叙述“死亡”这个动作本身也只有寥寥数笔。

我相信二十三岁的萧红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对于语言的运用显然不如余华这般会“操纵”读者泪腺（我自己私下读余华后期的作品《兄弟》和《七天》会恶意揣度余华在文本背后冷笑，他的独白是“读者朋友们，到这里该哭了”），但正是萧红这种真诚稚嫩的视角和简洁真实的笔触使得故事更加鲜活逼真。

萧红的打破陈规之处不仅在一个仍然包办婚姻的年代自己选择爱情和流亡，她写得时候，也大胆！上世纪三十年代不像今天，“肿胀”能成为公开的话题甚至潮流，当时文坛主流还不能接受肉体和交欢乐的，即使在建国后《菜圃》和《荒山》的牵扯到“性爱”话题的描写，也是被删除的。

生是不需要坚强的，变化才要

我把《生死场》这个标题理解为“生”、“死”、“场”三个主题线。我想反驳鲁迅先生的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这句褒扬，我把这句话当做是强化作品抗日主题的嘉奖状。倘若承认北方农民的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重复劳作和迷糊的生殖繁衍这样的真相，农民对于“亡国”的认识也停留在“这不是叫人死吗？亡国了！麦地不能种了，鸡犬也要死净。”日本人对于农民的残暴行为似乎无法引发憎恨和爱国之心。

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把文学是“夜行火车的窗户”，认为我们居于夜行的火车中，我们透过车窗玻璃更多的看到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界，偶然看到真实不变的自然界。我们自己才是非意志下被赋予的一个戏剧主角。萧红能把贫穷写到溅血，因为她来自冰天雪地的呼兰河，又经历了颠沛流离且贫穷的一生。

贫穷对于农民来说是困扰一生的问题，而缠绕贫穷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吃、穿、家畜，二里半在卖掉牛之后，要靠去卖鸡笼才能供全家吃饭。萧红描写贫穷的方式是孩童视角的：“一碗豆腐脑是怎样舒畅着平儿的小肠子呀！他的眼睛圆圆地把一碗豆腐脑吞食完了！”，这句是写平儿和爹爹去市集卖鸡笼，饥饿的平儿吃豆腐脑的描写，并不苦楚反而很可爱。也许读者要发问，为什么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有人去解决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一样穷，这种“相对平等”似乎给了农民屈于命运的出口。

村民的生活是很辛苦枯燥的，“看热闹”是所有村民狂欢的方式，但荒诞的是只有观看而没有“参与”；所有人的私生活暴露在熟人的观看和议论下，但并没有人会参与团体的互助。妇女的休闲方式是聚集在某一户人家边劳作边以别户人家的性事打趣的。何谓“麻木”呢？那就是嬉皮笑脸面对所有的变化，发自心底的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永远妥协于现实和“受”着外界变化的农民二里半，决定要去抗争有两次。一次是地主要加租，另一次就是抗日。可见这两次是让农民“麻木地活”都不行的猛虎。

当时二里半、王婆、金枝都活在混沌的快乐中，他们的面孔很模糊又是上世纪三十年年代农民群像的缩影：不会去审视自己的人生，也不会去追寻身份、价值和意义；他们在劳作、闲聊和缺乏爱的生殖冲动中被时间牵着打转，因为自己农民的命运，将自己埋葬在麦场。

人命至贱，女子尤甚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生命对于农民来说是一文不值的：金枝的孩子因为啼哭被摔死；王婆服毒后奄奄一息，丈夫赵三等着把尸体送去坟场，而王婆的“生命力”实在顽强，为了快点促成她的死亡，竟用扁担砍向王婆。而在场的人在干什么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吃饭，喝酒，等王婆有了动静就放下杯子，探身看看继续聊天。

金枝和王婆的遭遇是没有同情的，因为村庄里所有女人的命运都是这样。犹如成业婶婶对她说的预言一样：“你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女性在那个年代像是无休止劳作仍处处受到惊吓的小鸡，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

萧红笔下荒凉、冷峻的麦田，也是那个年代群体一生的基调。“中秋节过去，田间变成残败的田间；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撩走。”

从冰天冻地的呼兰河逃离的萧红，似乎一生都与这块苍茫荒凉的大地揪扯不清。她不断回忆故土，书写记忆中的童年故乡和邻人。把乡村的丑陋，个人的古怪都随着萧红的文字流淌进被严寒冻裂的大地。

萧红（1911—1942），女，本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民国女作家，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

（转自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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