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

他还塑造了一个特别好的母亲的形象，就是祥林嫂。祥林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没丈夫。一个孩子还被老虎吃了，她一辈子的工作要把她的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孔乙己。孔乙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断了，他看到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近。那我知道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现像姚洋院长讲的这个民族的现状，一点都不奇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的生命。

另外，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两个人有9块钱，以我们国发院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去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就挖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很多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缺远见，远见对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开始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

投机分子走近路，因此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对于他们自己，是你做这些事情，只对你自己好。刚才张维迎教授列举了好多的数字，民族之间的对比，他讲的话希望你们牢记：要做笨人。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

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

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两百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

我有个舅舅，是一个木匠，他小时候种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一个炉边谈话。

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

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他说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他又说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当木匠的时候会有恍惚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一棵树，我看到如果它是一个松木，是一个柏木，是楠木，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的手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我觉得他已经到达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到达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我们民族的马路两边基本上大家会看到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

但是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像欧洲、北美其他的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的对比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

一句是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功夫直腰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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