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从文

好朋友：

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像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

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

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

前者不必例举，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像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坚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

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地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

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

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誓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

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有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

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汉奸、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意？

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

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

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的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找“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

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

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

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

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会好好地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

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

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

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大一 点，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

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的意见能对你们有一点用处。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

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

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

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轻，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像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轻力壮时各自低头干个十年八年，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一 种意义上活得很长久。

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地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像一个活人？一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

选自沈从文的《创作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