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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8日，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

在沈从文看来，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

1949，沈从文自杀之谜

文／钱理群

转自南京万象书坊

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后加。

1

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的国民⚪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

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的自杀，指出：

“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

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十三年后的1961年，沈从文又这样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视为生命，极为看重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

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致命的。

如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

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恐怖迫害”：“怕中⚪，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

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的“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的著名台词。这样的“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的恐惧是从海涅开始的世界知识分子历史所共有的命题。

这样，沈从文的困惑以至恐惧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存在论的层面：

“绳子断碎了，任何结子都无从......”

“你是谁？你存在——是肉体还是生命？”

“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

“革命来临以后”，我将“如何自处”？

“我（的）意志是什么？”

“‘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我实在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

“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这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说的有形之阵与“无物之阵”）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惧。

他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以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因此，确如论者所说，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都是有“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的。

如果说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说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和现实人事之间的巨大冲突所引发，他尚能够在其间“推挽撑拒”；而到了1949年，沈从文却面临着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要被体制拒绝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他连挣扎的可能都没有了。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地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而那些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条线的：他后来就谈到自己和胡适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谈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

而现在，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和这些朋友的隔膜。

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这些留在大陆，聚集在清华园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境：“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

沈从文对老朋友的乐观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奴颜”）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这样的亲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参预谋害”的幻觉，是足以使沈从文崩溃的。——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

4

婚外恋引发的家庭危机

关于家庭危机，沈从文有两点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谈到自己这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

这里谈到“生活不严肃”，所暗示的自然是沈从文的家庭感情危机。

过去已有学者考证、研究过沈从文和诗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恋。2009年《十月》2 期发表了新发现的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摘星录》和《梦与现实》的初刊稿，以及发现者（裴春芳）的研究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爱欲内涵发微》，考证了沈从文与其姨妹的一段恋情。

而新发现的《摘星录》即是这样的爱欲经验和幻想的产物，也就是这篇小说被许杰等作家批评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从文作品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其主要依据大概也是这篇作品。

文章选自《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三联书店 2014版）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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