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有些遗忘，是因为总有人设局，在那个“局”里头强化你的欢乐，扩大你的无知让你慢慢长大，让你遗忘。有些遗忘，是因为你缺乏自觉而接受遗忘。问题是，不管是哪一种，总有代价要付。

失去记忆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记忆，其实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需要培养。记忆更是一种权利，凡是权利，就有被人拿走的可能。

倾听一个人的记忆

龙应台北京演讲

2016年1月6日

断裂的记忆

我有一个木头盒子。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木头盒子的故事。

我的母亲有两个哥哥，在1959年新安江建水坝把她的家乡古城淳安淹没了以后，大哥一家被迁到江西、安徽边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被迁到江西婺源。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读书，第一件事就是把爸妈失去了三十年的儿子找了回来——在那之前，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90年代去了衢州，看见表哥在荒地里耕作，他的母亲，也就是我母亲口中常说到的大嫂，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坐在一个透不进一丝光的厨灶旁边。

2007年，我跟我台湾的兄弟们说：“多年来，我们只照顾了湖南的大哥，但是对于妈妈所牵挂的人——她的兄弟的后代，却很少关照，我们是不是太父系中心了？”

哥哥和我在那一年就到了江西婺源。

淳安应家的整个家族都成了农民了。我们坐在屋前的长条板凳上说话，翘尾巴的鸡咕咕咕咕到处走，一地的鸡粪和羽毛。一大堆人谈了好一阵子，把谁是谁搞清楚就已经很费了点时间。

表哥突然站起来走进内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陈旧的木头盒子。木头原来可能是有颜色的，已经剥落得认不出来，小小的锁，因为岁月长久，扣不起来。

在台北的家中拍下，和窗外台北流动的街景仿佛在说两个世界的故事

表哥有典型的农民的木讷，说，“姑妈小时候的。”

是我的母亲小时候的“书包”！

“怎么会在你这里？”我万分惊讶。

“外婆带在身上的。”

外婆？外婆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她——我对她一无所知。

表哥指着屋旁的竹林，说，“外婆的坟就在那里面，要不要去看看？”

我差一点跳起来。母亲朝思暮想的外婆在这里过世的？她曾经住在这屋里？她就葬在这林子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竟然还问我“要不要去看”？

我替母亲跪在泥地里给外婆磕头，上了香，回到屋里，我抱着母亲的木头“书包”，想看个仔细。

外婆是淳安老街上绸布店的地主妻子，在离乡背井的岁月里，万里的颠沛流离，没有一片土属于自己，生命里什么都保不住了，却紧紧抓住女儿的一只木头“书包”，到死才松手。

母亲在1948年离开家乡时才二十四岁，母女二人此生不曾再见。

我打开盒子，看见盖底竟然仍有墨色清晰的蓝色钢笔字：

此箱访客忽要开

应美君自由开箱

性格明朗、十岁的美君，“勿”字还写错成“忽”，正气凛然地告诉全世界不准动她的箱子。

我不知道外婆的名字，不知道她在哪里生、哪里死，不知道她走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的一生，我连轮廓都不知道。但是她是我最亲密的母亲的最亲密的人。我的记忆是彻底断裂的。

透过这只木头“书包”的故事，我要说的是记忆的断裂

集体记忆的网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但是把它当作社会学建立完整理论的学者是法国的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他在他的经典著作《集体记忆》的序文里一开头就举了一个例子。

1731年，人们在法国一片森林里发现一个九、十岁大的女孩子。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完全没法说出自己的身世或童年任何记忆，人们只能从她零碎的陈述片段里去拼凑她可能来自因纽特部落；

当她看见因纽特人的屋子或船或海豹的图片的时候，好像有较多的反应。她显然曾经漂洋过海被送到法国来。 

哈布瓦赫的论点是，女孩无法表达记忆，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突然被连根拔起丢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使得她与原来所属社会的集体记忆的纽带被切断了。

哈布瓦赫认为，一个个人的记忆，必须有集体记忆的大框架的承载才可能被“召唤”出来。

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我们记起了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身旁的人，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或同学朋友，问我们什么我们才会回答什么，而回答要先经过记忆搜寻，因此是与社团的互动维持了我们的个人记忆。

人越是深处于集体记忆的结构中，他记忆的能力就越强。倒过来说，越是离群索居或是与集体记忆割裂，个人记忆的能力就越低。

集体记忆是一张编织绵密的大网，个人的记忆密实地编进了它的纹理，与集体记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湖北宜昌的“记忆抢救”

我为什么对于外婆，一个在正常状态中应该非常亲密的人，一无所知呢？因为发生了战争，而战争带来断裂。外婆，以及外婆所附着的集体记忆——中国南方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整体，对于我是失去了，如同1731年那个小女孩失去了她因纽特的过去。

而我的母亲，美君，介于两个世界中间，她被连根拔起，非但自己成长的记忆薄弱了，同时也无法对新世界的我传达她的已经无可奈何、无所附着的集体记忆。

就记忆而言，失去很容易，得回来，通常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2011年7月，我做了一次中国的火车旅行。为了实地去看百年前詹天佑川汉铁路的规划路线，我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搭宜万铁路一路西南行。

火车经过宜昌时，人们不经意地说，去年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国民党军的骸骨。

我追问，答案就是摇摇头：“抱歉，不太清楚了。”

我只好自己去找出2010年骸骨被发现时的报道：

发现烈士遗骸的地方为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目前正在修建的宜巴高速公路就从该村村后经过。《长江商报》报道，烈士的遗骸就是高速公路在修建中被发现的。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高速公路的施工方在作业过程中就发现了大量白骨，但未引起注意。“不少遗骨已随着土方被运走而被带到了其他地方。”南边村一位村民说。

当地一位八旬老人透露，当地埋葬的牺牲烈士有3000名之多……

87岁的易仁信老人，生活在南边村三组，他是目前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他说，当时的战争打得很惨，每天都有大量伤员不断送往这里的野战医院。

早年间，遗骸发现地南边村，就是一个巨大的烈士陵园。易仁英老人今年80岁，她是南边村一组村民。她还记得，刚到这个村子时，后面的山上还有一个几米高的烈士纪念碑。而在烈士碑后，还有三间纪念堂，“我来到这个村子时，纪念堂里什么都没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开始大量开荒种地，这些纪念碑和纪念堂都被毁坏了。

对于这些烈士到底是谁？他们是属于哪个部队？宜昌抗战烈士研究专家简兴安介绍，《宜昌抗日烽火》一书记载，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当时国民党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于1941年春担负宜昌小溪塔地区的防守，四年多时间里经历多次惨烈战役，阵亡无数将士。（来源：浙江在线《枣宜会战3000浙籍将士今天回家 为护英灵当地曾改建高速》，记者/胡昊）

请问，如果有一场长达四年的惨烈战争就发生在你的村子里，你每天看见尸体，村子边还有一个埋了三千人的坟场——尽管过了三十年、五十年，你会忘记这样的事吗？这个村子里的人，会忘记吗？

湖底古城

同样的问题，早期我曾经问过千岛湖的亲戚。因为我发现，当年到千岛湖观光的中国人竟然很多都不知道湖底有两个古城。1959年建水坝，至今也不过几十年，却可以淹没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的记忆？怎么可能？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现在千岛湖的导游会说到千岛湖下面有古城，龙应台的妈妈的家就在里面，我还偷偷高兴了一阵子。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居民，战争过后的七十年里，和街坊同一群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可能忘记那些惨烈的情景以及村子边三千个亡灵，但是战争，尤其是内战，后遗症就是带来种种的禁忌。政治正确的，可以纪念；政治不正确的，必须遗忘。那些“必须遗忘的”，第一二代人或许还深藏在心里，但是不可言说、不可传世到第三代以后，就是真的失去了，可能永远失去了。

记忆被按“暂停”了七十年之后，露出几根白骨，这时的人们对记忆有了新的态度。在2010年宜昌高速公路的规划里，箭在弦上的是要打桩，一根桩子预备插进的位置，正好是合葬坑的上面，当时的地方政府就决定，调整桥基位置，避开大墓。也就是说，一条高速公路为一个集体记忆而转弯了。

2015年，宜昌发现骨骸的位置，会建立一个纪念墓地，而三千骨骸，多半是当年年华正茂的浙江子弟，已经移灵回到浙江的乡土。

这时候，村子里的老人们就开启了关闭已久的记忆盒子。

“我曾经在当地找到过一户人家，他们家里就住着一个担架排，他告诉我，宜昌保卫战的时候，每天都要抬回来五十多个重伤伤员，最后能救回来的只有五分之一，那些牺牲的将士，按照当时的规矩，就是就地掩埋，”简兴安说，“枣宜会战里，光一个宜昌保卫战下来，就掩埋了一千多名将士。”

简兴安说，一开始，每个阵亡将士的遗体还是用白布包好，并埋上一个小石头，刻上数字标记。到后来，白布也来不及包了，就直接下葬。再后来，就是人叠人埋葬，上面盖上一层黄土。（来源：同上）

湖北宜昌的“记忆抢救”，是一段佳话。如果真诚又认真的话，后续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入爬梳，对于家属的口述记录，图片和文物的寻觅等等，都是把断裂的记忆重新接回来可以做的努力。

这一代人不让上一代人消失于黑洞里，那么下代人才不会把这一代人也视为尘土。

卡廷森林的骸骨

“因为我害怕集体的遗忘。”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的屠杀不可计数，有些暴行的记忆，在战后得到用力的保存和传承，譬如犹太人的悲剧；有些，却还不见天日。我自己一直在关注的，是与宜昌枣宜会战同时的1940年发生的卡廷事件。

1943年，德军在波兰的卡廷森林发现千人骸骨，断定是苏联军所为，但是苏联反指控是德军所为。一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才公开承认，苏联秘密警察是卡廷惨案的刽子手。

卡廷森林和周边几个的战俘营里，究竟杀了多少人？转型后的俄罗斯在1990年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公布的结论是：总共大约两万两千人。单单在卡廷森林处理掉的就有：三个将军，二十四个上校，七十九个中校，两百五十八个少校，六百五十四个上尉，十七个海军上尉，三千四百二十个低阶军官，七个牧师，三个地主，一个王子，四十三个政府文官，八十五个二等兵，一百三十一个难民，二十个大学教授，三百个医生，数百个律师、工程师、教师、作家、记者，以及两百个飞行员（来源：Lebedeva, "The Tragedy of Katyn," pp. 102-103. 36u7）。

全部用行刑的手法，脑后一枪毙命，尸体用卡车运到掩埋处。基本上，是用标准公务作业有计划地消灭掉整个波兰国家的治理精英。

两万多人消失了，一整层国家的骨干人间蒸发了，你说，这怎么可能被忘记呢？就是可能。因为在某种目的主导之下，某些记忆，无论如何重大，都会被那个当时被当作更为急迫、更为重大的目的所遮盖。

后来的调查证明，其实在二战中邱吉尔和罗斯福就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苏军，不是德军。可是在战争里，苏军是友军，德军是敌人，这个真相怎么能说出口呢？

1944年，传言实在太多，罗斯福总统指派Earle上尉去实地调查，上尉回报调查结果，明确指称苏军是犯罪者，罗斯福为了“大局”把报告按下，而且不允许上尉对外泄露。到1988年，美国才第一次公开解密美国的调查资料。

波兰自己的政府，在战后成为苏联的附庸，对卡廷的任何传言，全力封锁，与苏联政府合力维持“纳粹是卡廷屠杀元凶”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开放政策，为卡廷历史带来一道光。波兰知识界开始公开要求苏联开放档案，莫斯科街头开始出现群众游行，要求卡廷真相。

1990年10月3日，戈尔巴乔夫亲手交给当时的波兰总统一叠文件，那叠文件就昭告了天下，1940年的屠杀者，不是纳粹，是苏联，但是关键文件，就是斯大林亲手签字的格杀令，不在那叠文件里面。

必须等到1992年的10月，那时叶尔钦和戈尔巴乔夫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叶尔钦突然拿出了关键文件——斯大林亲签的格杀令。他说，是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档案里翻出来的。

1940年3月5日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头子Beria上陈的公文上批示同意枪毙两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个波兰“俘虏”（来源：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winter99-00/art6.html）

就在戈尔巴乔夫引进来一道微弱的光但是还照不到黑洞深处的时候，有人一直在努力。波兰裔的学者Waclaw Godziemba-Maliszewski ，在美国的档案馆里发现德国空军在二战期间用侦查照相机拍下的卡廷照片。系列照片显现出卡廷地貌的改变，更拍到苏联秘密警察用推土机推平坟堆、迁走骨骸的作业。

1992年叶尔钦到卡廷去献花、下跪，但是到今天，卡廷断裂七十年的记忆还是破碎的。俄罗斯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的罪叫作 war crime, 而且拒绝提供完整档案。

2012年，十二个卡廷被害人的十五个亲属正式在欧洲法庭提告，2013年10月欧洲法庭的最后判决是：是的，俄罗斯犯的罪叫作war crime，应该谴责，但是因为时间久远，而且俄罗斯是1998年才签署欧洲人权协定，欧洲法庭没有能力开展处理此案。俄罗斯唯一的惩罚是：支付原告五千欧元的诉讼费用。

两万多人的屠杀。五千元的诉讼费。

2007年，曾经得过奥斯卡外语金像奖四度提名的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 （Andrzej Wajda）在八十岁那年拍了《卡廷惨案》这部电影，2007年上映。问他为什么到了八十岁还来处理这样巨大沉重的题材，他说：“因为我害怕集体的遗忘。”

身体上都有蓝色刺青的“反共义士”

“反共义士”的刺青

你的记忆，决定了你的相信或不相信，决定了你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和恨。

在台湾成长，从威权走到民主开放，从什么都相信到什么都不相信，到自己去决定忠诚和反叛的标准，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了然于心了。我记忆中该修复的，该重建的，该抛弃的，该紧紧拥抱的，我都知道了。

一直到我认识了赵先生。

赵先生1934年在山西平遥出生，十二岁不知所以地参了国民党军，“打共军”——我们现在常常谴责非洲很多国家用儿童兵，忘记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儿童兵普遍得很。

赵先生不知所以地打仗，十四岁被俘虏了，就编入解放军，打国民党军。十七岁发现自己被送到了朝鲜战场，打美军。又被俘虏了，在1954年成为 “反共义士”，到了台湾。

“反共义士”我是有记忆的。大概和我的好朋友严长寿先生差不多，所以我用他的记忆来说。他六岁，被大人扛在肩头，欢欣鼓舞地站在台北街头，欢迎投奔的“反共义士”。

“那真是万人空巷啊！”他说，连六岁的小孩都记得那份普天同庆的兴奋。

在我往后的记忆中，“反共义士”手臂上身体上都有蓝色的刺青。岳飞的母亲在儿子背上刺“精忠报国”，“反共义士”在身上刺“青天白日”“反共抗俄”。都是那个年代向往自由、表达赤忱的方法吧，我想。

但是，眼前这位八十二岁的赵先生告诉我的是，在俘虏营中他如何目睹两个想回老家不愿刺字的年轻战士如何活活被打死，而他手腕上已经刺青的“国旗”，当他恳求说“想回家”的时候，手臂上那面“肉国旗”就被生生地用刀片再割下来。

我还能相信我的记忆吗？

何应钦在不在

我有个好朋友叫王小棣，是个知名的导演。有一次，她为台湾的电视拍一个跟军人主题有关的纪录片。她想要访问何应钦将军，就交代助理去设法联系。

交代完，正要出门，走到门口听见那位年轻女助理在电话上说，“喂，我是电视制作助理，我们的节目想找何应钦……”

王导演吓一跳，停下脚步看着助理。

然后，那助理仿佛有点听不清电话内容，皱着眉头说，“嗄？死了啊？”

王小棣差点腿软，赶快走向助理，听见助理继续说，“啊？没死？那何应钦在不在啊？”

何应钦是中华民国第三任行政院长，第二、四任国防部长，抗日战争中指挥过惨烈的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是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代表中国受降。

这个年轻的助理，记忆中没有何应钦这个人，就是没有这个人所代表的历史和那历史中的集体记忆——烽火、死亡、流离、屈辱、饥饿、屠杀和突围、坚忍和懦弱……

她的记忆——记得的和遗忘的，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呢？

伦敦的墓园

有些遗忘是因为总有人设局

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在2009年一次访问中说，记者请他谈1989年的风起云涌，他说：“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1989是远古史了。我到布拉格的学校去演讲的时候，常常要先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来源：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9/aug/02/ivan-klima-interview）

前两天刚好收到一个捷克朋友的电邮，他说：“这三年来捷克变了很多，多半是变坏。很多我们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竟然逐渐收紧，但是这也很好，它激起你全身活力，你知道你得抵抗，无论如何都得抵抗。”

写电邮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克里玛是个八十多岁的人，他们跟克里玛所说的“什么都不知道了”的二十多岁的人，怎么解释记忆，怎么传达传承？

在欧洲，历史，像踢足球、参加合唱团、组织烹饪课一样，是一个全民活动。街坊和村落都有民间自己组织的“历史学会”，对自己生活圈里的事情做历史调查和保存。譬如伦敦的墓园很多，几乎每一个墓园都有历史社团在做研究，社团里不是专家，而是街坊邻居、高中生、小学老师等等。

在某些国家里，所谓国史，是从家史，从街史，从村史，从乡史出发的。如果只允许从上而下的国史，如果我们所有的记忆都由单一的宏大叙述去垄断，我可能就会套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了。

马克·吐温曾经批评议员说，一半的议员都是混蛋。议员们激愤不已群起攻击，马克·吐温就认错了，说，我错了，一半的议员不是混蛋。

历史，也是这样，我会说，一半的历史是假的。或者倒过来说，一半的历史不是假的。不管怎么说，如果只有宏大诸如政治史、军事史，而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历史再怎么写，都很难不是假的。

有些遗忘，是因为总有人设局，在那个“局”里头强化你的欢乐，扩大你的无知让你慢慢长大，让你遗忘。有些遗忘，是你自己因为缺乏自觉而接受遗忘。问题是，不管是哪一种，总有代价要付。记忆断裂了，一切又从头来起。

因为失去记忆而重来一遍的，往往是灾难。

记忆，其实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需要培养。记忆更是一种权利，凡是权利，就有被人拿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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