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一百个人的十年》初版序言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陈阵冰冷。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10年到20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
文章选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