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既然历史是“他”的故事，是“History”，而“你”和“我”当然有权力再保持一份各自不同的记忆。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从多元的记忆开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最自然的事情却最容易被人忘记。——朱学勤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大了，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一九九六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那里正在举办奥运会，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注视着这个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后来这个城市因为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规格不如国内习惯的那样高，以及另一些中国人不太习惯的问题，曾激起一部分留学生的愤怒。对于这些遥远的爱国主义者出国之后再爱国，我以后若有机会，会在这个栏目写一点不同看法，可能会让这些爱国同胞生气，甚至挥拳相向，有什么麻烦，到那时再说。这里先说当时亚特兰大留给我的印象。这个城市不大，但似乎架子不小，它的居民不太欢迎在家门口举办奥运会，确实没有我们中国城市那样，每到这个时候像孩子过年那样欢呼跳跃。我所生活的上海，比它大十倍，却比它更容易动员，或者说更容易激动，近些年已经比北京好多了，却同样让人气馁。有一年还不是举办奥运会，仅仅一届本国的运动会，也闹得全城立正。开幕那一天，全市职工要尽可能放假，并停留家中，为的是让出尽可能多的车道，保证那几个踢球的、摔交的、划船的、举杠铃的、或者是骑自行车的能准时进入某个特定的地点，这叫“全城立正”；而全城所有的扩音设备这时都会尽可能打开，从电视机、收音机，直到楼底下居委会老妈妈的铁皮小喇叭，都要反复通知，要居民收听开幕式那激动人心的实况。亚特兰大的居民不知从哪儿来的那种架子，来这么多奥运健儿居然不待见，盛世大典还未开幕，他们就嫌烦，很多人举家外游，有意躲避这个热闹的日子。有个出租车司机就跟我抱怨说，奥运会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意就已经清淡下来了。剩下的居民是否对外国来宾就拉下一副寡妇脸，冷眼相向？倒也不是。我曾走进亚特兰大市郊的一个教堂，旁观他们一次礼拜弥撒。那个教士不穿黑色道袍，而是打领带，穿皮鞋，不像教士像教师，这一点首先让我奇怪。而在例行的宗教内容结束后，那个西装革履的教士突然开始宣讲非宗教内容，谈起社区荣誉，这就更让我诧异。他说奥运会即将在我们这里举行，希望本社区的居民比平时更勤快地撒扫庭除，搞好环境卫生。你可以不喜欢运动员的粗鲁、没有文化，但不应该对外国来宾没有礼貌，要笑脸相迎，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云云。这就有点像中国常见的号召人们学雷峰了，而且是真正的说教，就在教堂举行。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中国，这样的善意教导多半由单位负责人和居委会来反复聒絮，直弄的人们耳朵起茧，最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在亚特兰大，那些星期天进教堂穿得一本正经的善男信女，听着那个西装教士的说教，居然恭恭敬敬，一起跟着唱圣歌，真令我大开眼界。那个教堂坐落在亚特兰大一个著名的山下，一块孤零零的巨石拔地而起，就叫 Stone Mountain （石头山）。据说全世界只有两座这样奇怪的石头，另一块在澳大利亚。当时中国电视台在播送奥运会节目的间歇，曾反复播送这座山的风景照片，以调节观众疲惫的视觉。因此，记性好的电视观众应该还记得它的大致风貌？如山上有缆车通道，缆车一上一下，会经过一座刻在山体上的巨大浮雕，浮雕上有三个人物，三人都挎着上一个世纪的老式手枪，骑着高头大马，等等。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物上，尤其是骑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的总司令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 Lee），按照前三十年前中国人的说法，是个历史反革命，按照三十年后中国人的说法，至少也是一个历史罪人。这样的人物是不能刻山纪念的。不知是否出于中国记者正确的历史意识？或是相反，他们对眼前的历史画面毫无感觉，只见电视台的镜头无数次地掠过这位李将军的雕像，却没有一次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说：“这就是南部叛军李将军，凡是读过美国小说《飘》的中国观众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只消说这么一句，问题就来了：美国人怎么会纪念这么反动的南部头领？即使美国出版的历史书，只要说到南北战争，不也都是说北方代表着正义，南方代表着反动？难道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允许被战败的一方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记忆？我在小学三年纪时第一次登台演小剧，就是被满脸涂黑，化装成一个美国南部小黑奴，在台上高高举起镣铐，作英勇反抗状。四十年后我自己来到这块土地，居然发现在这块土地上高高耸立着的不是镣铐，而是代表着镣铐一方的李将军塑像，一时目瞪口呆，哑在那块如山体般庞大的石头下，半天不能发一语。我怏怏下山，坐小火车绕山一周，那也是风景区的一个旅游项目。小火车保留着1861年内战爆发时的蒸汽车头模样，还会“呜……呜”地拉响上一个世纪的蒸汽汽笛。铁路沿线是人工仿造的历史遗迹：一会儿是当年南军浴血奋战的战壕，一会儿是南军将士的宿营帐篷，全不见北军痕迹。小火车停在了终点站，装模作样地加水，喘粗气。我下车进入设在这里的南北战争纪念馆。馆里陈设先进，最吸引人的是一辐巨大的电子沙盘，有一个房间那么大。那上面山峦起伏，河流粼动，还有一排排红灯闪亮，演示着当时南军节节抵抗的战线，一排排绿灯闪亮，标志着北军侵入佐治亚州的路线。待观众围绕它坐定，解说词在脑后轰然响起，更为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愤怒控诉：“万恶的北军进入我佐治亚家园，一路上烧杀掳掠，把盐撒入我们的庄稼地，使我们的土地寸草不长。他们的薛尔曼将军（General Sherman）厚颜无耻地说：‘战争就是地狱（War is hell）’，是的，他把我们美丽的佐治亚活活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这不是我们经常诉控诉鬼子进村的语气吗？听到这样的解说词，每一个中国观众都会惊骇莫名，旁顾左右而不能言它。要知道，这座纪念馆不是民间私人举办的，而是佐治亚州政府以公款设立，它的解说词岂不代表着州政府的官方立场？这样明目张胆的叛乱言论，居然存在一百多年，每天要重播几十遍，联邦政府为什么不来取缔呢？我后来沮丧地发现，如果按照我所习惯的逻辑，联邦政府有权来取缔，美国土地上可取缔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南方，到处可见南军的纪念雕塑。如果坐“灰狗”（Grey hound）在乡间旅行，随时都可以看到一面飘扬着的南军旗帜，就树立在某一个美丽的农家院落。那面旗帜上斜着交叉两个宽大的蓝杠，蓝杠里点缀着十几颗白星，一颗星代表着当时一个叛乱的南部州。
一些旅游胜地的纪念品商店，橱窗里赫然陈列着南军的灰蓝色军装，柜台里出售各种南军留下的小玩意，如南军的刺刀，南军的军用皮带。甚至在大城市的街头，也可以看见一些后现代造型的小汽车后窗上，贴着一百多年前的南军军旗，招摇过世。朋友告诉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镇，还流行这样的娱乐：每到盛大节日，小伙子们最爱玩的军事游戏，是穿起爷爷的爷爷留下的军装，在战壕里与化装的北军再次开打。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样的情况。我曾两次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战场凭吊，那里发生过 1863 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类似于我们的淮海战役。J泽M访美时曾引用过林肯总统在那里的著名演说，孙中山将那篇演说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精妙地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则，创下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个由业余翻译创立的最为成功的典范。那个战场其大无比，方圆三十公里，坐车在里面走马观花，粗粗转一圈需两个小时，如果是步行，旅游手册上建议你最好先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然后准备两天时间细细游览。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无牛羊，什么都不种，什么都不养，干干晒太阳，只为后人看看古战场。大概只有老美才舍得撂荒这么大一块肥沃土地，如此荒唐？设想从蚌埠到宿县之间，我们也划出这么一块三十公里方圆的战场遗迹，鸟来了，草长了，人却要迁徙他乡，那将会触发多么严重的移民问题？即使有勇如万里者，再回安徽当一回省W书J，他也不敢这么干。那块土地上保留着一百三十年前双方军队对峙的所有工事，战壕、铁丝网、宿营地、指挥部。还有一排排古旧铜炮，就在路边排列，也不怕人拖走。在北军战线这一端，有各州民间团体捐款建造的各式纪念性雕塑，因为地处宾州，当然以宾州人民建造的为多，也最为高大巍峨。有意思的是，各州建各州的，甚至区分至各县、各镇，而且大多选址在当时那个州、县、镇民兵团队驻扎宿营的老地方，上面尽可能详细地刻印着团队番号、上校姓名和战死者名单。那么，被打败的南方呢？他们在家乡能那样公开地纪念着他们的先驱，到了北方，尤其有美国革命圣地之称的宾夕法尼亚州，相当于我们的延安，他们还敢那样放肆吗？从望远镜里看去，南军的阵地真的还在，隐隐一线，鬼影幢幢，似乎还埋伏有杀机，随时都会万炮齐鸣，将一百年三十年前的炮弹倾泻过来。我的朋友们经不住我的固执，两次到这里，都要驱车开到对面让我去仔细地瞧一瞧。对面的游客确实比这里稀少，但纪念性雕塑却一样多，一样巍峨耸立，也有几百门铜炮一字排开的炮兵阵地，威武雄壮。与北方一样，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县、各个小镇，寻找到他们当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们的团队番号、上校姓名、战死者名单。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这一次他在这里就不是山体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级，成为一尊立马平川挥刀前进的全身铜像。那铜头怒马足有二层楼高，李将军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指挥刀，指挥刀是北方西点军校赠予最优秀毕业生的纪念品，他就用这把刀指向我们刚刚过来的北军阵地，回头向他的南军阵地发出的开火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人们似乎都能听到他那浓厚的弗吉尼亚的口音：“fire! fire!”令人沮丧的是，在李将军坐骑的铁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南方经常看到的那种蓝叉白星旗帜，很小，却很鲜艳，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说不清是谦逊还是骄傲地飘扬着。从那面旗帜的崭新程度，我断定断那个插旗的南方人不会早于三天前，刚刚离开这里。我终于憋不住了。就在南军的炮兵阵地上，对我的朋友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这是美国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有如此对立的记忆？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 我的那两个朋友虽然是小贩，但毕竟是写过《近距离看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他们平静地回答我这个从哈佛来的伙伴：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联邦政府连教育部都没有，更没有权力颁发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还要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我恰好是以那种职业为生的人。此前我在中国教过六年中学、十二年大学，都是教那门叫作“History ”的劳什子，这一次我终于沉默了下来。此前我们大概在哪个岔路口迷失过方向，以至越到后来越不知道还有这一常识：我们拥有一些争论，同时还拥有一些定论，但最值得争论的却是那些定论；既然历史是“他”的故事，是“History”，而“你”和“我”当然有权力再保持一份各自不同的记忆。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从多元的记忆开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最自然的事情却最容易被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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