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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钱理群
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文/钱理群
鲁迅讲，中国统ZHI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
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鲁迅又提出了“包围论”。他说，无论什么人，尤其是“猛人”，周围都有一群包围者。人们无法与之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包围他的人去了解他。包围者往往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渐变得昏庸，成为包围者的傀儡。这样的包围者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扮演，也是帮忙、帮闲之一种，既可怕又可憎。鲁迅善于取绰号，用绰号高度概括对手的特点，神情毕肖，如“革命工头”、“革命小贩”，这些绰号永远跟随着对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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