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90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千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湖山还是故乡好
文/高尔泰
01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荟萃,民风淳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
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摩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用母亲的话说——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嘛。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02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做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爿板、砖、瓦,石灰、洋灰、沙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
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须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须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须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
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1949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古人诗上说的,“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于今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像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03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分,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嘛,怎么变成了地主?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戴着地主帽子的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疱,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
但是政府修筑了一条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小屋和被占新屋之间的院子通过。从早到晚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息,扬起烟尘滚滚,直往屋里灌。载重的大卡车经过时,地面和墙壁都要抖动。六三年初我南下探亲,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老是担心屋顶上的瓦片会掉下来。
母亲还保存着一些父亲的遗物。书稿、笔记、字、画、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两颗“湖山还是故乡好”。“文革”中几度抄家,这些全都没了。几件老式家具,也被革命群众拿去破了四旧。二姐因对房子被占流露过不满情绪,几经批斗,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同时收到一份盖着“高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大红印章的“房产没收通知书”。
这是关于那栋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说以前的侵占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则它所没收的就是高淳县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们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
总之,二姐去了一个叫做秦家圩的地方,当了农民。后来母亲也跟着去了。随之交通局为拓宽马路,拆掉了那两间摇摇晃晃的破旧小屋。
05
70年代末,党中央拨乱反正。二姐获得平反,让回淳溪镇教小学。工资虽不补发,工龄可从四九年算起。学校里给了一间宿舍,在三年级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经过教室。母亲同她合住,被吵得头昏脑涨。上书上访陈情说理,要求县上归还住房。几年下来,一次次写的申诉材料,加起来足有尺把厚了,毫无结果。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里的事,无可奈何。每次南下省亲,进入那装满声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废纸又增厚了几许,都不由得动魄惊心,感到无能也是一种不孝。
想找县上的领导谈谈,见不着。办公室说领导很忙,有事找信访办(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那是二姐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样。据说有后门,但没钱,不知怎么走。想来想去,想到了张仲良。张曾是甘肃省委书记,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从###劳教农场调到兰州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我因之免于一死。时值“大跃进”,张被调离甘肃,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是我在江苏官场中认识的唯一者。试着联系了一下,居然颇友好,约到南京琅琊路他家中见面。他癌症卧床,依然精明锐利。让省委办公厅主任汤天英以他的名义,给高淳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邢华平写了个信,嘱“尽快落实政策”。让我带着,去找邢。
县委办那人还是说,书记很忙,有事到信访办说去。我掏出信,请他转交,就走了。没走多远,他追上来,气喘吁吁,满脸堆笑,说书记有请。
书记快人快语,说这事早就该解决了,忙得没顾上,我们马上解决。请转告张书记,请他放心,我们马上解决。问我有处住吗,说要是不方便,就到县委招待所住,不要见外。说高教授多年不回来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嘛。最后四句,古诗中有。没想到,他还会这个。
06
回来我们扶着母亲,到城南淳溪河边,去看了看父亲造起来没住上几天的那栋新屋。转眼四十多年,新屋已变成老屋。透过斑斑绿苔,可以看到外墙上革命标语的残迹。一边的窗子油漆剥落;另一边的窗子漆着鲜艳的天蓝色。反映出两家住户不同的风格。后院旧址,变成了公路。前门口造起许多房子,连栋连片,两公尺外就是对门人家,看不见河了。纵使视线依旧,风景也不是当年。河被两边的房子挤得很窄,湖被围湖造田推得很远,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区。烟囱林立,不见一棵树。
尽管如此,也是万幸。母亲连声念佛,二姐频抹眼泪。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较安心了。
但是归还房子的事,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非常缓慢。二姐每次去催问,都说是正在按程序办,办好了就通知你。这样拖了一年多,张仲良逝世,县上口气立即变了,说,该你的不用你说,不该是你的你怎么闹也没用。
一位《人民日报》的朋友,建议我写个材料给他,他让报社的信访组去办。此举果然灵验,高淳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回信给《人民日报》,说房屋没有归还的原因,是“房改时平方米计算方法不明确,待请示上级明确后即可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你们汇报”。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下台阶的准备,只要报社再过问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但不知怎么了,报社没再过问。母亲等不及,在西舍小学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览会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个带阁楼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进去。二姐说,妈妈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来奔丧的大姐和妹妹都哭起来。
90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千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
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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