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90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千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湖山还是故乡好

文/高尔泰

01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荟萃，民风淳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

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摩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用母亲的话说——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嘛。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02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做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爿板、砖、瓦，石灰、洋灰、沙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

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须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须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须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

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1949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古人诗上说的，“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于今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像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03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分，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嘛，怎么变成了地主？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戴着地主帽子的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疱，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

但是政府修筑了一条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小屋和被占新屋之间的院子通过。从早到晚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息，扬起烟尘滚滚，直往屋里灌。载重的大卡车经过时，地面和墙壁都要抖动。六三年初我南下探亲，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老是担心屋顶上的瓦片会掉下来。

母亲还保存着一些父亲的遗物。书稿、笔记、字、画、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两颗“湖山还是故乡好”。“文革”中几度抄家，这些全都没了。几件老式家具，也被革命群众拿去破了四旧。二姐因对房子被占流露过不满情绪，几经批斗，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同时收到一份盖着“高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大红印章的“房产没收通知书”。

这是关于那栋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说以前的侵占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则它所没收的就是高淳县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们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

总之，二姐去了一个叫做秦家圩的地方，当了农民。后来母亲也跟着去了。随之交通局为拓宽马路，拆掉了那两间摇摇晃晃的破旧小屋。

05

70年代末，党中央拨乱反正。二姐获得平反，让回淳溪镇教小学。工资虽不补发，工龄可从四九年算起。学校里给了一间宿舍，在三年级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经过教室。母亲同她合住，被吵得头昏脑涨。上书上访陈情说理，要求县上归还住房。几年下来，一次次写的申诉材料，加起来足有尺把厚了，毫无结果。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里的事，无可奈何。每次南下省亲，进入那装满声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废纸又增厚了几许，都不由得动魄惊心，感到无能也是一种不孝。

想找县上的领导谈谈，见不着。办公室说领导很忙，有事找信访办（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那是二姐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样。据说有后门，但没钱，不知怎么走。想来想去，想到了张仲良。张曾是甘肃省委书记，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从###劳教农场调到兰州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我因之免于一死。时值“大跃进”，张被调离甘肃，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是我在江苏官场中认识的唯一者。试着联系了一下，居然颇友好，约到南京琅琊路他家中见面。他癌症卧床，依然精明锐利。让省委办公厅主任汤天英以他的名义，给高淳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邢华平写了个信，嘱“尽快落实政策”。让我带着，去找邢。

县委办那人还是说，书记很忙，有事到信访办说去。我掏出信，请他转交，就走了。没走多远，他追上来，气喘吁吁，满脸堆笑，说书记有请。

书记快人快语，说这事早就该解决了，忙得没顾上，我们马上解决。请转告张书记，请他放心，我们马上解决。问我有处住吗，说要是不方便，就到县委招待所住，不要见外。说高教授多年不回来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嘛。最后四句，古诗中有。没想到，他还会这个。

06

回来我们扶着母亲，到城南淳溪河边，去看了看父亲造起来没住上几天的那栋新屋。转眼四十多年，新屋已变成老屋。透过斑斑绿苔，可以看到外墙上革命标语的残迹。一边的窗子油漆剥落；另一边的窗子漆着鲜艳的天蓝色。反映出两家住户不同的风格。后院旧址，变成了公路。前门口造起许多房子，连栋连片，两公尺外就是对门人家，看不见河了。纵使视线依旧，风景也不是当年。河被两边的房子挤得很窄，湖被围湖造田推得很远，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区。烟囱林立，不见一棵树。

尽管如此，也是万幸。母亲连声念佛，二姐频抹眼泪。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较安心了。

但是归还房子的事，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非常缓慢。二姐每次去催问，都说是正在按程序办，办好了就通知你。这样拖了一年多，张仲良逝世，县上口气立即变了，说，该你的不用你说，不该是你的你怎么闹也没用。

 一位《人民日报》的朋友，建议我写个材料给他，他让报社的信访组去办。此举果然灵验，高淳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回信给《人民日报》，说房屋没有归还的原因，是“房改时平方米计算方法不明确，待请示上级明确后即可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你们汇报”。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下台阶的准备，只要报社再过问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但不知怎么了，报社没再过问。母亲等不及，在西舍小学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览会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个带阁楼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进去。二姐说，妈妈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来奔丧的大姐和妹妹都哭起来。

90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千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

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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