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小波，既是非文学专业出身，又在文坛外写作。“
1997年4月的某一天，王小波的邻居听到隔壁房间里一声叫喊，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几天后，不见王小波出门来的邻居报了警。打开房间，见到的只有他的尸体。据说当时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当时《黄金时代》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书稿几经周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我估计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王小波自己，都不会想到它会畅销。那时代的畅销读物跟现在有所不同，那时代人们还把文学当一回事，现在是远离文学或伪文学才有人读；那时代编辑还讲文学，现在的编辑讲市场。这就把王小波打入了无可辩驳的境地——讲文学的时代你都混不出来。作为文学作家，王小波生前被退稿退疯了，即使《王二风流史》等在香港出版，即使《王二风流史》后来以《黄金时代》之名——出不了名的作家一总是改笔名，二总是改作品名——又在台湾出版，还获得《联合报》大奖，但也没能改变他在内地的命运。他的作品发表极少，但这不包括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在《南方周末》等媒体还挺受欢迎，有一定名气。但我相信，王小波最在乎的是发表小说，而不只是杂文。杂文不是文学，至少不是正宗的文学。几乎所有写作者都有当文学作家的情结，最好是小说，或者诗歌，最少也要散文。这种情况即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能满足于发表言论文章，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小说拿来出版；即使是很成功的通俗小说家，最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东西被称为通俗文学；即使是跟传统文学界不尿在一个壶里的网络作家，被传统文学界批评“没有摸上文学的门”，也心虚莫名。
据我所知，王小波当初确实不那么淡定，他是人，不是神。但这一切在他死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的小说不仅出版了，而且不止一部，而是三部，并且联成了“三部曲”——“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而且畅销了。据说，“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说家喻户晓有点夸张，应该是文化圈里家喻户晓。只要自觉有点文化的，都喜欢谈论王小波。他一下子成了中国当代名声最大的作家，成为“大家”，乃至“大师”。作家要成为“大师”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老而不死，撑到别人都死了，非我莫属。所以现在不少作家在努力锻炼身体，包括练书法，哪怕再写不出好东西了，只要人活者，就仍然可以在文学这个“坛”上积累资历。像川端康成、海明威那样获得“诺奖”了，还因为写不出好东西去自杀，在中国难有。另一个途径就是相反：早死，最好是非正常死亡。海子如此，王小波也如此。
死去的王小波甚至被称作“浪漫骑士”。我不知道“浪漫骑士”这称呼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难道就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我的情书也很浪漫，不浪漫的还是情书吗？或者是因为他的人文理想？但在我看来，王小波的理想并不浪漫，而很沉重。王小波的灵魂是沉重的，这么一个沉重的灵魂被浪漫化，不能不说是对王小波的娱乐；而且还有一群人号称是“王小波门下的走狗”，难道王小波是“山大王”？但据我观察，王小波甚至有点腼腆。当然腼腆也可以当“山大王”，宋江就有点腼腆。但王小波是作家，写作是“占山头”吗？写作是“打群架”吗？至少对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这样选择，至少对一个文学作家。
很多人号称喜欢王小波，其实并没有分清作为杂文家的王小波和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他们往往夸着小说家王小波，谈的却是杂文家王小波。写杂文和写小说是不一样的。比如鲁迅，写杂文的鲁迅观点鲜明、思维清晰、“三观”正确——至少要竭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写小说的鲁迅思想彷徨，情绪暧昧，过度敏感。写杂文如果不讲理，那叫强词夺理，但写小说、包括诗歌可以，这时候遵循的是另外的逻辑。西西弗斯一再推着滚下来的石头，简直毫无理性、毫无意义，但在文学上，这恰恰符合了文学的逻辑。所以推崇这种逻辑的加缪本质上是文学家，萨特才是哲学家。文学家不必讲理，甚至应该避免讲理，只讲反抗。反抗就是反抗，不是革命，它没有纲领，不顾逻辑，也不描绘理想前景；反抗者不为社会负责，只为自己负责；不为真实负责，只为激情负责。一言以蔽之，反抗者即“疯狗”，作家就是反抗者，作家即“疯狗”。
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虽然有独特之处，但谈的无非就是大白话，有人说他是发出了“自由主义”先声，但“自由主义”其实也不过老掉牙的东西，在中国也不是新东西，只不过必须重新说它，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可悲命运——本来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必须一再重申，不厌其烦地絮叨。我尊敬这种“愚公移山”精神，但应该承认这确实是出于无奈。遇到一个差生，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常识，老生常谈。到头来被教育者不爱听，教育者也勉强说，这样的教育简直悲壮，但也是低效，乃至无效的劳动。
若说“启蒙”，100年前“启蒙”文章、言论就已经汗牛充栋了，但现在得重新说、重新写，我想，现在的写作照样将作废。
一是性政治。性是文学的永恒书写对象。不仅是国外，中国文学中也常不缺乏写性。最典型的是《金瓶梅》，但是《金瓶梅》的性写得并不好，庸俗、外在。把性跟政治联系在一起写的也有，比如“新时期”的张贤亮的一些争议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王小波的性政治与之不同。王小波小说中的性，不完全是政治高压之下的欲望压抑和张扬，而是政治的象征。很难把王二的“搞破鞋”、陈清扬的“出斗争差”乃至动不动就竖起的“小和尚”（阳物）看成写实，也很难把王二遇到“王母娘娘倒马桶”式的命运、他跟X海鹰的关系只看成当时现实的写照。因为象征，于是性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也有了更本质的指涉。作为在政治大国中生长的中国人，至少是我，在读王小波的性书写时，总会被尖锐地剐伤。
二是虐恋。要说中国作家最缺乏什么？我觉得就是对悖谬的洞察，究其根源是中国人思维中缺乏对悖谬的理解力，更深层的原因是道德，往往用道德或者科学——诸如“变态”判断，懒惰地抹杀过去。虽然《虐恋亚文化》是王小波妻子李银河所写，但我相信王小波对这领域也深有洞察。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悖谬的逻辑，即是“反逻辑”。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写的就是“反逻辑”。但这“反逻辑”不是一味地“反”，而是要榨出我所说的“黑暗底下的光”。这是文学书写的最高境界。许多人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另类，我想另类就在这里。
三是非专业性。在专业文学读者看来，王小波小说在技术上是有问题的，比如结构，颠三倒四，杂乱无章，文学教学不可能认可这样的文本，专业写作者也不会如此纵容自己。虽然写作是没有规则的，但实际上规则一直存在每一个有一定素养的写作者的潜意识里，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一本教科书。即使是有意反叛，反叛也是在反规则中确立规则的。但我感觉王小波似乎并不知道这个规则。如果没有炒作造成声名鹊起，王小波的小说基本不可能进入专业读者的视野，更不可能成为经典。如雷贯耳，谁都不可能淡定。所以炒作还是相当有用嘀，特别在当今谁都可以写作、作品如山的时代，酒香是也怕巷子深的。炒作并非绝对的贬义词，它虽然能让垃圾成为美食，但也能让被埋没的真金见得天日，让被扭曲的真相得以还原。套一个熟悉的句式：做大就是硬道理。
但即便如此，王小波小说仍是遭到了一些质疑。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少有成名的小说家对王小波的小说发表意见。有人还在技术性上提出了批评。这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果然招来了“波粉”们的反攻。但不能说那作家说的没道理，只是不幸彼方是“粉丝”，他讲的是事实，而“粉丝”讲的是信仰。所以我告诫自己不跟“粉丝”论理，一如不能跟基督徒谈论上帝之有无，谈不到一块儿。但回头一想，人生归根结底不就是一种信仰吗？文学阅读不也是如此吗？需要谁来指手画脚？写作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信仰。
文学到底具不具有专业性？我一直很怀疑。文学不同于绘画、音乐，它需要多高的专业的门槛？我们所谓的专业规范，离文学的初衷有多远？我们时会发现“文坛外的高手”，或者出身于非文学专业的很好的文学写作者，这在绘画、音乐领域，除非是民间绘画音乐，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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