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

王安忆日课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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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

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

我的同学董小苹

文 | 王安忆

董小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声音叫我的名字：“王安忆！”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

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我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

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将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心中的怒气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唱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是说“那个娃娃一样的小朋友”。

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庭来到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年级里学费半免或全免的同学几乎都集中在我们班，还有一些同学长期拖欠学费。

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催缴学费急了，冲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家一班、二班没有一个同学学费半免、全免的。”

而在四班里却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有一些孩子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等。在此就集中体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种“阶级分化”情景。

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弄口有一个老虎灶，老板是一个干瘦多病的老头，也许是患有肺结核或者风湿病，他长年佝偻着腰背，却昂了头，两条胳膊向后伸着，颇像当时广播体操里“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于是，调皮的孩子都叫他“全身运动”。他的孙子就在我们班上读书，是出名的皮大王。祖孙住在老虎灶后头一个洞穴样黑暗的破屋内。

弄前是繁荣似锦的淮海中路，霓虹灯在夜晚里闪闪烁烁。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了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

开门是一条过道，越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在我时至今日的印象里，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从来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

我们顺了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内。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的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了照片，她正面地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了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我们在一起有无穷稀奇古怪的游戏，在她家的晒台上或我家的花园里种葱，并立志要去考农学院。我们将种出来的葱夹在面饼里，吃得生腥满嘴。我们又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都是那么的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

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谁也瞒不过别人的耳朵。比如某某同学的父亲住在监狱，由于印假钞票判有多年的徒刑；比如某某同学家里是摆小书摊的，他常常带了一叠一叠的小人书来学校看；还有谁家的父母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家里家外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天天吃馒头，等等。

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伙同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而终于支撑下来。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做共和国的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我当时听了就很怀疑，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并不是改变“成分”的意思。而她坚持说确实有这样一条可以改变“成分”的政策。

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

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幸福快乐的她将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年轻的共和国且又给人许多希望。后来，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

远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似乎从一开头就是这样：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学习优秀，参加公益活动也热心，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就总不那么满意的样子。

而老师的态度也很微妙，记得有一次算术课上，她的课堂回答错了，窘迫而又憨态可掬地张着嘴，不料老师却恼怒地说：“伸什么舌头，又不是狗舌头！”

老师的激怒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奇怪，一直到我长成一个成人之后，才理解了这位老师复杂的心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两人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

就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小学虽不停课，却也乱了章法，成天闹闹嚷嚷的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一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

吵到后来，在场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了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她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

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了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这些日子里，每天夜里我都不敢入睡，觉着红卫兵每时每刻都会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期待着他们敲门，心想：抄过了就好了。而他们终于没有来，不知不觉，童年就在这种焦虑与恐惧的等待中过去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相继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前一个拖了有半年时间，死后，她母亲托人叫我去她家取借给她看的小说书，那母亲将一叠保护得很好的书交给我，一边哭诉着她死前的情景。我望着她平日睡觉的空荡荡的阁楼，心里充满了虚无与茫然的感觉。后一个同学在一昼夜之间消亡，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她给她们猜的一个谜语还没有告诉答案，现在谁也不知道那答案了。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周之内，红卫兵两次上门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最后一分钱，砸碎了家中最后一只完好的热水瓶。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

到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后来，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这一个人似的。

中学的生活是那样无聊，或者坐在教室听拉线广播，或者坐在操场地上开大会，太阳烤得人头昏眼花。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

在经过了那么样的时日之后，两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以外，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

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的淘气，她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才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很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

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而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

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弯到我家。她剪了短发，穿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了头。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

我已于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来直到七九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

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后来到了上海，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初中生，仅只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七七年的考试且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涌进了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而她却考了理科。

然后，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归还，生活渐渐阔绰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与洋人，脱离苦境，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

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那一个新生进校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激动人心。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谁会注意一个董小苹历经数年的奋斗呢？谁会知道她从什么道路上来？谁知道这一个沉默的总是生怕引起别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大的男人都堕落了，销声匿迹了，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秋天这个入学的早晨里，有一个理想实现了。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与我的文友们谈天说地，将一个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拿来搜刮出真理。我到邮局寄信，我到银行取款，我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我只是在菜场买菜，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还有一些什么呢？有时候，在最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我很喜欢在她自己那一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作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孩子对拮据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

她在八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专职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队的日子。

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五百元置装费大都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议应当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

我不由想起幼年时她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气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

然后，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仅仅当作是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再没有想到，这一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是为了和他们作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

她去日本的时候，正值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涌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中，某一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国人滋生了傲慢。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

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她：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心，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到：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觉得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了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

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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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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