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们是报废的一代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
我们是报废的一代
何兆武/口述
陈洁/采写
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很模糊，好像上小学后就没见过他了。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读小学时比较淘气，喜欢看小说、杂书，还参加过童子军，后来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也关心时事政治，看一些时政杂志。
1937年升高中那一年，抗战爆发了，我们全家回到湖南老家，当时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央大学附中在长沙，我在那里读了两年，高三跟着学校转到贵阳。战争中物价飞涨，开始饿肚子了，学校吃饭不要钱，可要抢到够吃却不容易。抢饭吃要手脚快、力气大，动作慢一点，饭就没了。我总是抢不过人家。一年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大。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填志愿时，有个同学对我说：“我这样读书不行的只好读文科了，你们成绩好的当然读理工科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意识，没用的人才学文科的。
我也准备学工。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丰子恺写的书《西洋建筑讲话》，很喜欢，就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中学生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所以现在的中学教育分科太早不好。像我们那时候，大人也不给什么指点的，就是给你足够的自由，什么都开放，文理法工随便你自己看，自己喜欢。这样在广博的基础上，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然发展了。
我跟西南联大的关系，这么说吧，我就生活在联大的圈子里，我的同学、亲戚、最好的朋友，都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两个姐姐分别学化学和经济，一个妹妹学中文，联大的。姐夫和妹夫、我老伴，也都是联大的。
我曾跟人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读本科和研究生，从18岁到25岁，也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其实那时从物质上来说，是最苦的一段时间，常常饿肚子，而且还要跑空袭，警报一响就往最近的防空洞跑。可就是这样，还觉得非常美好，是因为自由。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这也是当时的具体环境决定的，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有矛盾，党化没有深入到高校。
在西南联大读书，在云南街上的茶馆里论学，这些美好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没有娱乐，就是学习、清谈。老师和学生之间很平等，既是学问上、人格上的平等，也有共赴国难的意思。还有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思想的开放和自由。我总觉得，人就应该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权，根本的人权。
我在清华大学前后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工程和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和外语，不过一样都没学好。第一年读工科，目的是为了以后学建筑。我们一年级不分具体专业，学的是工科的公共必修课，微积分、物理，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就是要画画，我最不擅长了。慢慢地就觉得很苦，没兴趣了。觉得还是文科比较性灵，后来改学了历史。那时候转系很简单，只要学分修够了，随便转。
其实读历史也是糊涂选择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学的时候感觉很幸福，很喜欢。大四开始，我在中学兼职。大家都很穷，日子很苦，能在外面赚点钱，生活就改善了。当时昆明的几十所中学基本上都被联大学生和老师包了，朱自清在联大是我老师，在外头成了“同事”，教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年级的语文，我们各教一班。还有的学生到外地去教书，考试时才回来，学校也不管。
毕业后我接着上研究生，学的是哲学。研究生兼课的工资又高些，生活还不坏。谁知刚读了半年，我生病了，肺病，吐血吐得很厉害，当时也有点害怕。我们有些同学就是这样死了的，都是成绩很好，很有才华的，很可惜，但也没办法。当时生活条件差，没病不预防，病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病的，也不治，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死了，完全是自生自灭，自然淘汰。
我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外文系学西洋文学了。法语、德语，都是那时候学的，后来还搞了一点翻译。像我这样没有在海外留过学的人做翻译是很少的。我没读到毕业，研究生最后一年，课上完了，但论文还没写，正赶上“一二·一”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又说要北上回去了，要分家了，形势很乱，大家也都没心思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母亲在台湾病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去台湾接收政权，姐夫在教育厅工作，便过去了，姐姐跟着到台湾女子师范学校和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母亲跟他们一起。姐姐说母亲的病很严重，当时的意思是要赶去见最后一面。1946年深秋，我离开云南清华，去了台湾。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可是解放战争开始了，兵荒马乱的，我就滞留在台湾，在台湾一所极好的中学建国中学教书。教了两三个月，又吐血了。
在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当然难免要讨价还价，想不到他说：“你不要还价了，这可不是在你们中国。”我非常震惊。台湾被日本控制了五十一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挨到1947年春天，形势稍微好一点了，我的病也稳定了，就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便与姐姐一家断绝了往来，幸亏断绝了，否则以后我还不是现成的里通外国的间谍？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去年我去美国，我们见了面，我回国一个月，她就去世了。
离开台湾后我首先回了岳阳老家，我另一个姐夫是湖南省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就在那里教了一年书。我前后教过五六个中学，文科类的几乎都教过，语文、外语、历史、地理。
湖南和平解放后，1950年，当时有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因为面临全国解放，缺少干部，招些中学生去学习三个月，就派出去代表共产党接收政权了。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去学习了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
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四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郭沫若是院长兼所长，本来要请陈寅恪的，可他在上海不肯来。
我是50年代在北京结的婚，对象是外文系的老同学曹美英，我开玩笑总叫她“帝国主义”，她年纪还比我大。
我是1956年底调来的，可是来了就不务正业。一来就赶上大鸣大放、1957年夏天的“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最后是“文革”，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运动。历史所的不研究历史，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
我在社科院三十年，真正搞业务的时间不到三年。当时我们都干了什么？查什么地震资料，编这里、那里的地方志，还有就是干粗活，体力劳动。西直门的城墙就是我们历史所的人拆的，很可惜，八百年的帝都没有保留下来。香港到处是高楼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以前是荒岛。巴黎、维也纳就不行，他们的古堡、凡尔赛宫都保留得很好。
如果说跟业务相关的活，就是给你一个论点，一个结论，你从史实中找点儿能证明的例子。这不是研究，而是宣传工作。正常科研的结论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但当时的情形是相反的。研究也不强调个人兴趣，只讲集体需要，要服从安排，满足组织的需要。那时候没办法。这样干扰学术的正常发展不好。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问题。我曾跟北大一个中年教师说，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没有政治上的强制任务，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结果他说，不行啊，他们也安不下心来做学问，因为“心理不平衡”。
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有两条，其中之一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怎么恶意攻击了呢？就是那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就说，她总是抛头露面的，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还有一个罪状，说起来是个笑话。50年代，罗素在西方宣传和平运动，就是反美国霸权。所以我们很喜欢，邀请他来中国，他也答应了。可他九十多岁了，身体不行了，没来成，只是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书交给下面的人，要他们翻译出来。那时的出版社出什么类的书，规定很严格的，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是商务的事。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因为跟我合作过，又交给我，任务就是这样一层层派下去的。
我译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也懒得搞了，就搁下了。这事儿到了“文革”，毛泽东思想工宣队，按说当然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可他们说罗素是资产阶级，我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招魂”。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商务别说不敢翻译，也拿不到那个原版书啊。这不成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吗？
另外还有些小的罪状，比如我们以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吃饭。可食堂人太多，排队要二十多分钟，我为了省事，就自已带饭。可是带饭菜吧，凉了不好吃，所以我就带面包。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包，但面包可以凉着吃。这就成了“崇洋媚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布什父子俩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很喜欢吃中国菜，那这对美国总统岂不是崇华媚夏？他们那时候有特殊的思路，和正常的不一样。没法说的。
我是1968年被揪出来的。不过我运气好，当时批斗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冲击不大。侯外庐就不行了，他是早一批被揪的，他压力大，瘫痪了。而且那一次的重点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对我比较松，没有关起来，而是派我负责送饭，还是有一点自由的。哈哈。
1985年清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我愿意回母校，就调来了，每年上一门课，1991年离休后又返聘了几年。
我有个看法，就是在治学方面，过去有一个缺点，不准发表不同的意见，搞一言堂。这不对，学术就必然有不同的见解。我来清华后，期末考试，教务处要我出题，我出了，他们又要我提供一份标准答案。我说没有，学生怎么发挥都行。他们说不行，必须有。我只好写了一个给他们，这是体制的问题，他们也没办法。其实以我为标准，是很荒唐了，这样学生就没有创造性了。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做过一个心脏病的小手术，就在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去世了。这也许是解脱，她得了十年的老年痴呆症，不认得我。我以前还每天出去散散步，去年年底摔了一跤，骨折了。现在就不怎么出门了。
每天呢也还是看点书，好些杂志都给我寄，我也就翻翻，看着玩，是游戏。《读书》《万象》《博览群书》《书城》等等。《读书》现在不如从前了，不如沈昌文那时候，现在太专了，我能看的只有一两篇，我觉得它定位不对，其实真正专业的文章人家又不在《读书》上发。《万象》的定位好像也有点偏，旧上海滩的太多了。今年我还给《万象》写过一两篇稿子，9期有一篇《有关张荫麟及其他》。还有别人送给我的书，我多少要翻一下的，就像我桌上的这个，《从历史看管理》。
我也会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看，主要是关于“文革”的书，各种回忆文章。当然不是研究，算是猎奇吧，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文革”，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想了解一些真相。但现在正面研究的很少，我就看一点港台版的，包括一些地下流传的书，我也好奇翻翻。比如最近看到香港一本讲林彪的。
当年《毛泽东选集》的再版前言就是林彪写的，我们都能背，每天早上都要背一遍的。有一天早上背了，上午突然通知到大食堂开会，军宣队的人上来就说“林贼叛国”。变化很快，当然我们也不意外，因为类似这样一夜之间从天掉到地的变化太多了，陈伯达、刘少奇、戚本禹，都是，所以不吃惊。可到了现在，我就想知道一点真相。猎奇而已。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书，是章怡和在香港出版的《最后的贵族》，写得不错。周一良的书我也看过，还有些看法的。
我对现在的书最大的印象是，错字太多了，印得都那么漂亮，却错字。以前商务印书馆的书，没几个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上学记》错字就很多，每次别人找我要，我都要把错字都改了再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现在校对工资不高，工作就没那么认真了？很可惜。
还有一个可惜：现在的旧书店少了。以前北京有很多旧书店，去逛逛，发现本老书，真是大乐趣。现在都卖新书了。我家离万圣书店不远，有时我会走过去看看书，还不错。但我买的不多，没地方放，家里的书还要清理了卖呢，没办法。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有精力的时候就清一清，卖掉，值得留的以后送给学校。研究嘛，还写点小打小闹的小文章，大东西是做不了了。正经的书我是不能看了的。我是搞思想史研究的，但现在不看正经的思想史了，更谈不上研究。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
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语言习惯也是这样的。四五十岁以后就只能吃老本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艺术更早些，十几岁就定了，有多大能耐都使到头了。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
采访手记：
何兆武的家很简朴，进门都不要换鞋。客厅、书房兼卧室里，只有一把藤椅，我坐了，他就只能坐床上。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始终坐得极端正，因为我若前仰，会撞到何老先生的头，我若后合，又会碰倒他的书。
但何先生家里的一切都极干净而整齐，每一样东西都放得规规矩矩，没有一张纸是卷边的。老照片和资料都用密封塑料袋装着，上面作了文字标注。
如此简陋而谨严的生活，让我心疼。
何兆武八十大寿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打算祝贺一下，他极力辞谢，祝寿活动终于改成了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可开会那天，他竟临阵脱逃，人间蒸发。谁也想不到去清华图书馆逮他，他得以偷得浮生一日闲，看了一天的闲书。
当我问到这件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够不上。我是废品，我们是报废的一代。”
一个在当今史学理论界可持牛耳的耄耋老者自称废品，我听着不觉痴了。如此荒唐话，个中的辛酸，谁又能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