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生活的25年丨四季风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
“ 城市变化太快，变换之间，我从一个年青的学子走到今天，从单身一人到四口之家，工作有得有失，亲情断断续续。看着别人的孩子早已经大学毕业，我的前方，还很遥远，还得继续……”
#日课个人史写作营佳作#04 我的县城生活
我的城市生活
文/四季风
01
1996年，大学毕业，我又回到了家乡，在大荔县邮电局工作。按前几届大学生的分配结果来看，大部分都留在了西安，有的同学去了广东的大小城市，我的失落感蛮强烈的，毕竟，我是通信专业的本科生。好在是自己的家乡，熟悉的城市和熟悉的人，渐渐地也就适应并投入到工作中去。县上邮电局工作不多，局里也很看重我，没让我进机房，直接去了电信股工作，主要负责电话设备管理和移动通信。
大荔县是关中东部的人口大县，全县当时有68万人口。90年代，自动交换的程控电话刚开通，一改80年代那种人工拔塞子接续的低效率电话接通方式，加上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都有钱了，电话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刚开始上班，局里的交换机就面临着扩容，号码容量也很紧张。我临时加开了两组中兴的设备，扩容了1000户容量。没有新开号段，剩余的号码很难挑，一般人不喜欢4和7，末尾947，谐音就是“就死去”，774就是“齐齐死”。我曾经的女友琰家里电话就是“479”，她母亲说：“还好，死去救，死去又被救下来了。”
90年代，装电话机的机线员很牛。每天基本上都是先维修后装机，装机的主家都算得上有钱人，免不了请机线员吃喝一番。我见到有个机线员还联系选号的同事拉托，不但吃好喝好，看到主家是卖鞋的，也要厚着脸皮混上一双。我也曾跟着机线员吃过火锅，客户不在乎一顿饭，主要是看中干活的质量和显得有面儿。
我管着放号，这样也能互换资源，机线员能够及时装机，否则，他们一句话，说没线位了，客户也只能干着急。我同学家里离邮电局很远，机线员爬了几根杆子，跳了几次线，才把线路调通。最后，也摆了一桌感谢装机工，我认为辛苦一番，也理所应当。否则，一般客户，机线员也没人愿意费那么大周折去干。
1997年春节前，装电话市场旺盛，装机工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经常不按标准流程装机，也懒得给客户在室内钉线卡走线，他们拿电话试通了，就留了余线走人。我就碰到钉线卡困难的人家。那时候还没有商品房政策，我家附近百家院是一片居民集中买的独院，基本都是上下两层的小院子，一排排非常整齐。我跟着装机工进了一户院子，只有老两口在家，装机工匆匆忙忙留够了线就到下一户去了。两位老人面露愁容，说家里没人能钉线卡。我看不过去，主动给他们说，等我下了班来家里帮他们走线。
晚上，我一边干活一边和他们闲聊，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全国有名的口算大师史丰收的姑姑，史丰收出名后去深圳办了公司。她老伴是个退休干部，老两口有个腿部残疾的女儿，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她女儿被丈夫抛弃，离婚好几年了。老两口守着离了婚的女儿和外孙生活。外孙刚上初中，学习很优秀，成了一家人的希望。老两口装电话就是为了和远在深圳的侄儿通电话，鼓励孙子能向他舅舅学习，快快成才，有一番作为。装了电话也便于老人和朋友联系，沟通信息，消除寂寞。
越是市场旺盛，装机紧张，人情关系越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戴局长是局里的“一支笔”，电话装机费1280元，他签字可以优惠，按关系紧要程度在1180元、1080元、1000元之间选一个批在电话申请单上。我的主管局长很自觉，一般比戴局长优惠幅度要少100元。戴局长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复员干部，工作很有魄力，很会发动群众。他用车把全县干部员工接到局里召开大会，亲自动员，布置任务，明确激励，发展一部电话可以获取60元的奖励。我趁着旺季，联系亲友和同学，当月就发展了21部，获得了1260元的奖励。
诱人的激励刺激着想发财的人，不同的人动不同的心思，找两位局长来批条子优惠的人络绎不绝。在我们办公室，我对面曾经坐着一位比我年龄稍长的吕兄，他个子矮、心眼多，为了用优惠政策多发展客户，居然铤而走险，模仿戴局长的笔迹签字批优惠。眼红的人总会起疑心，营业厅的班长老李，本身就是个细心较真的人，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拿着那些签字单去找局长印证。事发后，吕兄被调离了电信股，“发配”到支局去了。
1997年，我们邮电局的邮政分局赶着香港回归，出售过一批香港回归纪念币，是那种用密码箱装起来的，说是国内限量发行十万套，内部员工销售有奖励。开始我留了一套给自己。后来，我看一车又一车的纪念币进了邮电局，我想这不可能只发行那么一点量，不值得收藏，悄悄把自己的也卖了。
与电话同样火的还有称为BP机的传呼机，传呼机分汉显与数字，汉显的直接可以留言传呼内容，数字的只能知道谁呼你了。1997年9月，我花了600元购了一部数字的传呼机卡在皮带上。买了传呼机，总想被同学和朋友呼，刷刷存在感。
当年9月底，县上开通了第一座移动基站，能覆盖十几公里范围。这是继模拟移动通信大哥大后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也就是数字移动电话。刚开通的移动电话非常贵，一部手机五六千，还有三千元的开号费，两百元的卡费，置办下来得上万块。尤其是双向收费，省内四毛，国内漫游六毛，还有漫游长途费，走到哪里算到哪里。一般人很难消费得起。
局里给电信股配有一部维护手机，是松下产的，虽然又窄又厚，不太漂亮，在当时能用到也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跟我一起维护基站的老李，儿子参军，他在宝塔旁边的饭店请客，手里高高举着这部松下移动手机，非常神气。
后来，手机品牌样式越来越多，最有名的前三名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有一天，我刚上班，还没来得及吃早餐，就被戴局长委派去西安取几部手机。那时，车辆走国道，只有一小段高速路，司机为了赶在中午下班前到目的地，一路上没敢停。拿了手机，我建议吃点饭，司机说西安不安全，几万块钱的手机在车里，太操心，还是赶紧回吧。等我们赶回大荔，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饿得我心里直发慌。
90年代末，通信发展非常快，1999年，继邮电分家之后，移动也从电信局剥离出来，开始组建中国移动。我是学无线通信的，管着移动设备，我属于人随事走，自然被分到移动公司。分营以后，人少事多，自主性强，也给了我机遇。我成了往返渭南和大荔的背包客，很多事情都要我经手，不论是经营业务、组织收欠费、做财务报表，还是维护基站、销售手机、售后维修，我就像陀螺，一刻不停地转着。
我根据手机号末尾00-99的数字，把客户整理成数据库，又结合了地址信息分成片，帮助员工催收话费，创新方法，公平公正，效果明显。2000年夏天，经过竞聘，我被聘为县公司的副经理。
02
那年，在我大学毕业回大荔的长途汽车上，我认识了刚从咸阳财校毕业返家的莹，她比我小七岁，上的是初中专。她家也在县城，我在城南，她在城东，她最后分配到国税局工作。
那年，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我办公室电脑用的是拨号上网的调制解调器。我调通了互联网，通过浏览器下载，杰克和露丝那张经典的晚霞船头照从电脑屏幕上方一点一点地显示，直到到满屏，我用针式打印机把图片打印下来，装在玻璃板底下，异常兴奋，虽然那仅是一张黑白图片。
莹也喜欢《泰坦尼克号》，她喜欢杰克，我喜欢露丝。午后，莹经常约我去她家里玩，她家里装了卡拉OK机，莹用英文演唱了那首《My heart will go on》给我听，她有这方面的表演天赋。除了去她家里，我们经常一起去西大街的舞厅去跳舞。
那时候的舞厅设施简单，中间是水磨石地板的大厅，球型的彩灯不断变幻着光影，四周放置几个高分贝的音箱。舞台上有投影，放着带画面的舞曲，周围有休息的隔断座椅和长条桌。莹眼睛弯弯，披肩发，喜欢笑，她的脸像露丝那样，有点婴儿肥。莹中等个头，喜欢穿质地柔软显身材的衣服，她跳起舞来也很柔顺，我和她跳起来很舒服，也很畅快。
1996年，刚开始上班，事不多。我给莹的弟弟辅导过初中的功课，也给局里老李的儿子辅导过。他们两个都不大喜欢学习，最后都参军当了兵，我倒是有些收获，从老李那里学会了几个拿手好菜，也获得了莹母亲的信任。
第二年春天，北电的工程师给局里的设备扩容，工作完了，我领着他们去爬华山，顺便带了莹，莹的母亲说，莹跟着我出去她放心。我跟莹算是好朋友，又差着年龄，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可能。我知道她局里的孔副局长想把儿子介绍给她，莹还有一个初中同学也喜欢她，两个情敌还在西大街舞厅的酒吧里大打出手。莹最终和孔副局长的儿子分手了，在郊外清冷的月光下，她向我诉说着心中的痛苦，我无所适从，只能用话语来安慰痛哭流涕的她。
自从回到家乡上班，母亲就非常关注我的婚事。先后有同学和亲戚朋友给我介绍了不少女孩子，我接触之后，却很难动心。后来，我认识了父亲生前好友的女儿琰。琰是那种清秀开朗的女孩子，在政府的体改办上班。一来二往，我们越来越熟悉，我还曾陪着她去邻县去参加会计资格认证考试。一路上，中巴车的车窗风吹起她长长的秀发，拂到我的脸庞，我深切体会到恋爱的美好和幸福，憧憬着我们的未来。然而，种种现实原因，琰还是选择了分手，令我真正尝到失恋的痛楚，我最后写过一封长信给她。到后来，她嫁给了青岛潜水艇基地一个当兵的，夫妻分居两地。
90年代中后期，随着VCD/DVD的普及，家庭影院成了潮流，电影院变得非常冷落。县城的电影院坐落在东大街，电影院门口被游戏厅和照相馆租用。电影院门口的夜市很热闹，新疆辣子鸡非常有名，鸡块和佐料下锅，翻炒几下，加入一瓶啤酒闷半熟，最后加土豆和青椒再闷熟，配着米饭或者烧饼，很适合三五人聚会。我曾在这里和锐一起吃饭。
锐刚毕业不久，也在邮电局上班，她在邮政股，我在电信股，我们的办公室隔着楼道面对面。锐身材修长，大眼睛忽闪忽闪，长长的秀发用发网收拢在脑后。渐渐地，我们熟悉了，我暗暗喜欢上了她。在那次吃饭时，我向她表达了恋爱的意愿，她羞涩地低着头，未置可否，但我能看出她也喜欢和我相处。
最后，她还是选择出嫁到渭南市，对方家里也是我们邮电系统的，条件要比我好得多，非常容易地就把她调到了市邮政局。八年之后，我也在渭南工作，我们又住在一个院子里。有时候上班路上碰到，我们也随便聊几句，昔日眼中的恋人早已成了普通的朋友。
1998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玲，她的堂兄跟我是高中的同学。她在城北边的许庄职业中学上班，离邮电局也就七八公里路，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她。玲是西安体院毕业的，教体育。她心地善良，不善言语，不善打扮，就那样朴素而大方地美着。这一次，我的恋爱终于有了结果。到了年底，我们在家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母亲也趁着这次婚礼，把父亲去世三周年礼也一并办了。
03
2000年前，县城有过一次大的改造，主要是中心广场商业街和东西大街的拓宽改造。中心广场建了一座不锈钢的雕塑，三河明珠球体，意思代表大荔的位置处在洛河、渭河、黄河三河交汇之地。这个雕塑与县城西边马家巷的骏马雕塑和东边县委拓荒牛雕塑一起，被老百姓戏谑地编了顺口溜：“西边马，东边牛，中心广场顶个球。”在关中方言里，“顶个球”是“不顶用”的意思。
中心广场成了县城最繁华的中心，广场东边是商业步行街，十几年来我们通信运营商的营业厅都聚集在此地。广场南边是老邮电局、工商银行、新华书店所在地。我经常在广场上买杂志和书。
县城改造前，县政府门口有家山西麻花，现炸现卖，热的软，冷的脆，有甜的，也有咸的。我上学时经常路过，有时候也用零钱买来解馋，麻花金黄可口，香味扑鼻。那里还曾经有月牙烧饼、肉夹馍，非常有名，远远就散发着诱人的芝麻和面香味。改造后，县政府门前这一片拓展成新的广场。
政府门前东西路是东库道和西库道，改造后，两边的街道更繁华了。西库道从广场通到西环路长途汽车站，形成小吃一条街。西库道小吃街有家小店，专卖红薯粉漏鱼和豆腐脑，外带大荷叶饼夹粉蒸肉，我和母亲是这里的常客。
西库道的尽头有家恩恩砂锅店，女老板是我初中同学。砂锅里面有油炸的鸡块鱼肉和排骨，还有豆腐、蘑菇、海带丝、鹌鹑蛋等素菜，就着米饭或烧饼很下饭，很适合单餐，我经常光顾。传说她的老公抽过大烟，我甚至怀疑过，她家的砂锅味道好吃，是不是放了罂粟壳。
大荔县城西环路的黄河宾馆，是我们举行会议和接待贵客的重要场所。为了体现个性化服务，那里的服务员都能把各单位的领导记住，服务到位，绝不会让领导失了面子。2002年，我在大荔移动公司当经理时曾在黄河宾馆招待员工和员工家属，一桌150元，非常实惠。
从2002年开始，大城市过圣诞节的庆祝形式也很快传到县城。黄河宾馆会组织圣诞晚会，也就是准备一些蛋糕和吃食，请来西安的一些演艺团体，答谢宾馆的大客户。从此，这些模式越发泛滥起来，表演也越来越露骨。
在此之前的晚会大多是专业的团体表演歌舞、魔术和杂技。当时的表演，群舞的演员在台上不仅露大腿，还露乳沟，甚至动作大了，一字抹胸掉下来露了点，弄得很尴尬。单个表演的钢管舞或者椅子舞，跳一阵脱一层，直至脱到不能再脱才下去。东北的男女二人表演，荤段子不断，尤其是模仿一些傻子或者残疾人来博取观众的欢呼。
04
2001年，我曾经在大荔县北边120公里的韩城市工作过一年。韩城市号称小北京，很早就有直通北京的火车，而且很方便，晚上坐车，早晨就到北京，不耽搁办事。那年，韩城的新城刚建设才四五年，老城与新城南北分布，南低北高，很好地实现了旧城保护。韩城移动公司刚刚成立一年多时间，在新城区的老邮电局，占了一层楼办公。
临近春节前，我被提拔到韩城就任经理。因为公司才刚开始出现异地任职干部，韩城这边没有来得及给我租房子，我只能暂时住在韩城邮电招待所。那是电信局利用靠街面的小二层楼办的小宾馆，房间不大，设施简单，对外营业。我在招待所住了多半个月，估计因为泡澡的原因，染上了性病，得了尖锐湿疣。我当时心里好害怕，还好发现早，最后，我自己找了个私人医院，花了100元，悄悄做了个激光手术，又经过半月的伤口愈合，才算放下心来。
在异地他乡，吃饭也是个问题，当地员工大多回家吃饭。我去电信局的老食堂吃饭。只有一对老夫妇给做饭。老食堂很小，卫生很差，宽大的案板角落里还有老鼠屎，我只在那里吃过一碗面。我吃饭大多在外面的饭馆里或夜市摊点凑合解决。后来，我在隔壁的邮政局食堂搭上灶，慢慢改善了用餐问题。
韩城人不像渭北那些人实诚。他们聪明而且很有心计，喜欢拉帮结派，在职场不称呼职务，爱称“哥哥、姐姐”，也未必就那么亲，表面喜欢，背地里也告状。
在公司内部，有个北邮毕业的女计费管理员茜，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有点孤傲。在我还没接到任命韩城经理之前，她就给我打了电话表示欢迎，我上任时，她悄悄塞给我一封信，信的开头一句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茜表达了她对客户营销的好的想法，看得出来她认真思考，费了心思。她第一时间表现，想得到重用，从营业前台转到后台工作。我把自己在大荔的催收话费的管理经验教给茜，让她负责统计通报回收进度。
茜却被人盯上，抓了把柄，告到我这里。她被告利用计费规则，把外面一个朋友手机账号与她的合并，免了话费。还告她在统计欠费回收结果时，私自把自己排在前面，她每一笔回收回来的欠费都被人在后台盯上，真实的结果是她排在倒数第二。我找茜谈话，还没来得及处理，她就谎称甲肝歇在家里，直到春节前我调回大荔也没见到她来上班。
后来多年，韩城移动分公司告状的信访不断，有告后来的领导和下属私设小金库的问题，有告利用职务之便贪腐拿好处的，甚至告到检察院，最终，公司中层以上的所有人员都被迫调离韩城。虽然如此，一些人仍然被异地跟踪举报。
我在渭南时，上层和中层很多领导同时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信息内容是韩城以前的领导和下属搞男女关系。要知道他和她在不同的县任职，告状的人甚至用上了移动的基站定位技术。信息内容，亦真亦假，难以捉摸，被告的人更是百口莫辩，黄泥抹裤裆，不是事（屎）也是事（屎）了。
韩城是渭北仅有的工业城市，煤铁资源多，污染也大。2001年，我曾经去过龙门镇两个亿元村，一个是大开挖的铁矿山，车来车往，尘土飞扬。一个是炼焦厂，黄烟滚滚，臭味刺鼻。尤其是当年“五一”节，我领着大荔同事去韩城玩，龙门的黄河口风大，碳渣子打到脸上生疼。后来，环境污染也曾经被国家环保部门点名批评。
司机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韩城有一个孙子对守寡的奶奶说：“婆呀，你都守寡几年了，我给你介绍个老伴。”婆问孙子：“人家是干啥的”。孙子说：“挖煤的。”婆说：“可不敢要挖煤的。你爷爷死了三年了，婆到至今尿的尿还是黑的。”
韩城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喜欢韩城的文化。除了老城保护完好的文庙、城隍庙等古建筑。北边十五公里处还有个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四合院村落——党家村。党家村的祖先党恕轩是我老家大荔人，从耕读传家，到与河对岸的晋商联姻，走南闯北做生意。
党家村因商而仕，出了不少商人和读书人，并营造了这样一个四合院建筑群。党家村的四合院里有砖刻的家训，门口有石雕的图画，门楣上有精美的木雕和书法牌匾，门口有宽厚黑亮的上马石和石雕拴马桩，建筑艺术中蕴含着儒家文化和主人显贵的身份。韩城人很聪明，在“文革”时候，在这些砖雕和石雕上粉刷了一层拌着麦草的泥土，然后写上毛主席语录，把文物保存了下来。
在韩城工作期间，我的爱人在许庄职业中学，母亲照顾着儿子丁丁。后来，婆媳之间闹矛盾，后营起火，我夹在中间难以劝服，母亲负气回城里去了，再没有给我照顾过孩子。2002年，我从韩城调回大荔工作，次年，爱人也从许庄职业中学调回到县城里任教。在这期间，丁丁刚刚一岁多，没人看管，只好放到乡下的外婆家里。有几次黄昏，我去接孩子，看到他孤零零的身影，怯怯的眼神，我眼中含泪，心里酸楚，感觉对不住这个小家伙。
05
2005年，我被调到大荔西南方向的渭南工作，爱人和孩子留在大荔，两地分居。渭南是个典型的农业城市，当时，因为这里属于在建的三门峡水库预计的淹没区，所以没有国家大的工业项目落地。渭南的城市发展慢，市内交通差，没啥好吃好玩的，也很土，即便是政府的大楼也很一般。没来渭南之前，我们这些所属的县市办事也都直奔西安，没有把渭南放在眼里。
也是那一年，我报名并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我周内在渭南上班，周末在西安上课，有时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大荔。渭南离西安和大荔都是60公里路程，2006年，家用小车开始普及，我花了17万买了一辆高配的标致自动挡小车。自己开车经验欠缺，在2007年元旦，我们一家三口在去西安的高速路上就发生了车祸，还好人没事。两年半时间，我就这样在三地奔波着，又忙又累又充实。
也是在这几年，渭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道路宽敞了，也更明亮了。在渭南有个好处，上班的地方离家只有步行十分钟路程。那几年，移动业务的发展也是最黄金的时段，我刚来是市场部的负责人，繁杂的工作，加上周末要去西安上课，应酬也越来越普遍，我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家里。
后来，我找人帮忙，给爱人断断续续请了两年假，我们才在渭南生活在一起，2009年，爱人正式调动到渭南的一所初中工作。
2006年，有次，我和爱人领丁丁在广场参加兴趣班活动。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听老师在安排什么，一个人扯着舞台的幕布，跟其他小朋友也没有互动。丁丁小时候经常尿床，在这次活动中，我从丁丁的异常表现，发现不太对劲。我和爱人商量后去北京给丁丁看病，检查后，发现他因脊髓有裂缝，所以经常尿床，尿床影响肾和脑的发育。测试显示，丁丁的智力低下。
为了给丁丁治疗，爱人陪着他在北京做了三个月的感觉统合训练，租住的房子是北京那种地下室。从北京回来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带丁丁去西安儿童医院，开排铅和提升智力的口服液。后来，还去了第四军医大，补充过脑蛋白，我没感觉有大的变化。
丁丁的小学是在私立学校上的，学习成绩很差，很难合群。小学毕业后，丁丁在爱人的学校上了初中，他的学习成绩都在四五十分，勉强上到初中毕业，他在渭南上了一个技校。毕业后，他也曾去试着干了几个工作，但都因不能独立完成工作而作罢。
丁丁在家里，生活基本能自理，但是不能很好照顾自己，患上了严重的鼻炎。后来，我们去青海旅游时，让藏医给他看了，买了些虫草，又加上一些偏方泡脚，治好了他尿床的病，但是，智力却没法提升。
2006年，刚开始在渭南，我跟爱人怕要了二胎，耽搁了丁丁，犹豫徘徊，错过了生育的最好时机。我、爱人和丁丁，我们仨一起生活到2010年，丁丁10岁了，我40岁了，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才和36岁的爱人才下定决心要二胎，希望以后两个孩子相互有个照顾。
两年多的孕育准备，我们都没成功，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爱人的身体一些指标不符合怀孕的条件，同时，因为卵巢有一侧抓手黏连，怀孕几率下降了一半。最后，我们在西安大医院检查，跑了好多次，她花了三个月去60公里外的蒲城调理身体。自然怀孕还是没能成功，最终，我们决定做试管婴儿。
在2014春节，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尧尧。尧尧的出生，一切从头开始。最初，我们俩都忙，请月嫂独自在家照顾孩子。尧尧一岁后，丈母娘从大荔过来帮助照顾孩子，挨到3岁，孩子上了幼儿园，才稍微好一些。
国企的干部必须交流任职。2016年，我先走出第一步，去渭南所属的富平县挂职扶贫。两年之后，又回到移动公司，改去渭南市附近的铜川市任职。爱人和两个孩子仍然在渭南生活，在逢到爱人要去学校值周时候，丈母娘会来帮忙接送小孩。而我，只有周末才能跟他们聚在一起。好在公司照顾，按我的意愿在铜川工作，开车回渭南也就100公里，一个小时的路程。
城市变化太快，变换之间，我从一个年青的学子走到今天，从单身一人到四口之家，工作有得有失，亲情断断续续。看着别人的孩子早已经大学毕业，我的前方，还很遥远，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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