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独行者，不向邪恶低头的米塞斯

今天，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诞生127周年。104年前，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货币与信贷理论》问世出版。米塞斯写下这篇论文之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凶兆降临的黑暗前夜。这一写作计划因此更加紧迫，论文的谋篇布局也深受干扰。他在备忘和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让我能够清静工作，能有时间从容支配，我会以直接交换理论开篇，接下来才是间接交换理论。但我实际是从间接交换入手，因为我认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深知，我们正处在大战的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以前，尽快完成我的书。因此，我决定，只在几个关键点上，才会超出严格货币理论的狭隘领域，而对于一部较完整作品的准备，则留待来日。”

这位经济学家，尽管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有深厚造诣。他也许在20世纪的次一个十年，就可以写下像他后来的巨著《人的行动》那样的经典，对经济学进行系统严密的阐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绝佳的理由。

然而造化弄人，米塞斯，以及他那些居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巅峰的代表性思想，要等到西方世界完全放弃这项传统、接受全权政府、走向自我毁灭的那一刻，才迟迟登场。和平与市场，因为战争与计划，遭受遗弃。米塞斯身为自由主义的终极骑士，源自以下两层意义：他既是最伟大的骑士，也是最后的骑士。

米塞斯和世界大战

自由主义时代的丧钟，在一战的炮声隆隆中敲响。米塞斯几乎没有充足时间来完成、出版和捍卫他关于货币的论文，就被派往东线担任炮兵长官。

条件相当的其他学者，获得了战争筹划室的安全职位。然而，米塞斯，因其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见容于奥地利的权势阶层，而被直接置于险境当中。一名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距其人生在起步阶段的湮灭，只差一个气浪滚滚的爆炸。

这会是怎样的悲剧！米塞斯尚未写下他1920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其中包含空前有力的反中央计划论证。试想一下，作为中央计划完美化身的战争，扼杀了中央计划最严厉批评者的思想。

如果你设身处地，成为火线上的米塞斯。你，比历史上任何人，明白和平市场社会的运作方式。你理解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致命缺陷，而战争不过是徒劳一场。你掌握着答案！你知道释放人类潜能的社会法则。

但是，没人会关注你，毁灭和疯狂包围着你。况且，这场在你身边肆虐的战争，随时可能把你整个吞噬。你心中洋溢的未形成文字的全部思想，对于人类而言，都将永远消逝。

更加勇往直前

这一切，几乎足以击垮任何人。不过，幸运的是，米塞斯不仅仅是天才，还是道义勇气的典范。在身处绝境的危机当中，以及在他所有后来经历的考验中，米塞斯用一句他在学生时代铭记的拉丁诗歌，来鼓足自己的勇气。

在不可逃避的灾难面前，一个人要如何活下去，取决于他的气质。上高中时，按传统，我选择了维吉尔的诗句作为我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话。一次又一次，我遇到以清醒理智来看无法逃生的境况；但出乎意料的命运之手，又让我绝境逢生。即便如今，我也不会丧失勇气。我想做经济学家能做的一切。我会不懈地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理。

他永远忠实于这一决心。从不在原则上妥协，是米塞斯终其一生的形象。一个莱奥尼达斯式（注：战死在温泉关的斯巴达王）的知识分子，在成群结队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货币狂想者的围攻下，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便受到老友——那些被凯恩斯革命席卷而去者——的背弃，他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他依旧在战斗。他不仅为子孙后代而战，还为自己而战。

对米塞斯而言，仅凭《货币与信贷理论》，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揭露通货膨胀政策的愚蠢，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身与两次大战间歇期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政策对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从恶性通胀中拯救他的祖国——这样的通胀，即将降临魏玛政体的德国，促成纳粹的崛起。

对米塞斯而言，仅凭《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另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的疯狂，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自劝说维也纳最有权势者，让这座城市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涂炭——这样的主义，即将席卷俄罗斯，导致极度的匮乏。

他还试图从战争的蹂躏中，拯救他的文明。在他1919年的著作《民族、国家和经济》中，米塞斯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可行的路径。自决的想法，不应只是作为一种战时口号，而应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来加以应用。即允许每一群人，无论规模多小，从统治性政治实体当中，自由地宣告独立。退出原则，与普遍的自由贸易相结合，将会带来和平。米塞斯甚至表示，如果可能的话，退出原则应该一直向下延伸到个人的层面。

米塞斯做出一个不祥的预言。无论德国对和平的条件感觉多么屈辱，都不应寻求任何报复。把德国的怒火引向复仇，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和欧洲旧世界的文明一道被摧毁。简言之，他警告的东西，后来演变成二战的大屠杀。

不幸的是，他的反战努力，并没有像他在经济上的积极行动那样，产生巨大的反响。然而，米塞斯的努力，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乃至千百万人的人生。米塞斯的影响，也不限于奥地利。他甚至在德国得享盛名，这里的智识领域，过去由“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把持。他成功把社会科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德国学者，转变到支持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来。

米塞斯抵抗希特勒

在《米塞斯大传》中，许尔斯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悲剧性转折：

“正当米塞斯终于开始在年轻一代德国经济学家当中，激起自由的精神，老一代'讲坛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毁灭性的最终胜利。1933年1月30日，他们在智力上的衣钵传人，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

随着纳粹威胁的不断逼近，米塞斯作为一名犹太自由主义者，被迫离开他的祖国奥地利。后来，德国警察闯进米塞斯的维也纳公寓，没收了他的论文。纳粹分子知道，一间装满米塞斯文字思想的办公室，比起盟军的任何一所军械库，对他们这帮人来说，是更大的潜在威胁。

在瑞士，米塞斯终于找到必要的栖身之所，写下他的系统性论文：《国民经济学》（Nationaloekonomie），《人的行动》的德语版前身。

米塞斯在他30多岁时设想的“较完整作品”，最终在这里实现：社会科学的权威阐述，以及自由社会颠扑不破的理由。

这本书，套用大卫·休谟对他自己伟大著作的说法，“在开始印刷时就胎死腹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欧洲的心灵再次染上疯病，迷醉于自我摧毁。即便这本书如此炉火纯青、令人信服，也没有片刻时间或丝毫关注可以留给自由主义。

再一次，不仅是米塞斯的思想，甚至他的人身，都岌岌可危。德国特工要绑架米塞斯，当真间不容发。瑞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也无法继续庇护米塞斯不落入希特勒的魔爪。

为逃出欧洲大陆，米塞斯和他的新婚妻子，首先必须乘坐客车，从瑞士远赴葡萄牙，全程充满虎口逃生的惊险。

米塞斯和经济教育

米塞斯一家终于在纽约找到了安全港湾。然而，人身有了保障，并未伴随着财务保障。米塞斯和他的妻子，发现全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米塞斯的大部分积蓄，已遭纳粹没收。然后，像米塞斯这样的学识渊博者，居然遍地寻不到教职，因为美国各大学，与欧洲学术界一样，几乎成了反资本主义的大营。

如果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可以轻易地在一所名校安身。但米塞斯就是毫不退缩。与往常一样，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而不屈服。誓不低头（Tu ne cede）！

幸亏美国仍有个人主义者存在。一些爱好自由的人，发现米塞斯的见解，让人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顶之感。在这些人当中，有好几位，主动向米塞斯提供资金和职业支持，以协助他往后取得丰硕的成果。大多数这些支持者，与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FEE）关系密切。

由于这样的支持，米塞斯得以在他的巨著《人的行动》当中，再次用英语（他迅速学会用这门语言娴熟地写作）阐述他系统性的社会理论。为使这部永恒杰作降临世间，经济教育基金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于一位名叫穆瑞·罗斯巴德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阅读《人的行动》，可是改变一生的大事。他立即转变为一名铁杆米塞斯主义者。紧接着，罗斯巴德在米塞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建树，从而为多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人的行动》的影响，触动了从安兰德到戈登·图洛克等许许多多伟大思想家的生命之弦，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依然如此。

米塞斯为自由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在80岁上写书，在90岁上发表演讲。他最后的一场演讲，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当时，有一位叫罗恩·保罗（注：美国著名政治家）的年轻医生在场。保罗医生驾车50英里来倾听米塞斯，据他后来的回忆，这场演讲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在他生命的最后，米塞斯只有一个遗憾：他的生命力处在衰减之中，而他尚有“许多东西要给予人们、给予全世界”。米塞斯虽死犹生：对他的人类同胞充满友善，不懈改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际遇。

米塞斯人生和事业的影响，迄今有如洪钟大吕般回荡了一个多世纪。他的著作和榜样，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中，仍然历久而弥新。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终有一天能够治愈我们最大的病痛。而他的楷模，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勇气，那些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考验所需要的无上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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