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价值吗？一名两度辍学者的意见

我对于大学的看法，源于我两次辍学经历。上高中时，我百无聊赖、成绩平庸。义务教育一结束，我就恢复了对阅读久违的热爱。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上学前一个月，一位好心的邻居给了我一份芝加哥大学名著清单。这份书单成了我了解西方文明最佳作品的路线图。

在阅读了蒙田、伏尔泰、尼采、爱默生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作家的作品之后，我头脑中的一部分被唤醒了。先前我不知道竟还有这一部分的存在。这些经典作品提升了我思想的档次。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头脑空空的状态下虚度光阴罢了。

在大学头个学季，我渴望得到全A的成绩。但在几次满是胡言乱语的考试之后，我意识到教授们所要求的与我追求的东西不同。许多教科书，感觉就像厚重的毯子一样，窒息着我的头脑。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同学只阅读教授布置给他们的读本，从不越雷池半步。他们表现得，就好似有道画地为牢的强制令，只允许使用政府批准的建筑材料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在那个学季，我花在与课程无关的经典作品阅读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花在课堂作业上的时间。我脑子越活跃，就越不能忍受老教授们的喋喋不休。我相信靠自己，而不是蜷缩在教室里，更有可能开发自身的潜力。在褪去大部分青年时光后，我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本应达到的水平。

就和高中一样，我那一学季成绩极其普通，只有B和C。我在第一个学季结束时退学，我并不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几个月后，我打定主意，要成为一名作家。我自尊心很强，稿件质量却很差，卧室墙上，很快就贴满了退稿信。能阅读一本好书，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连贯的段落。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如果想成为一名作家，我需要学习如何写作。我需要专家来协助我克服文理不通的毛病。

我把架子放在一边，回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1975年第二个夏季课程中，我报名参加了三门写作课，每周都要写出六篇以上随笔。在作文课上，我选择了一系列关于哲学主题的文章，这让教授一见我就想躲。我挤占了他的办公时间。“我在这里做错了什么?”和“我怎样才能表述得更清晰?”成了我的口头禅。

在我的期末论文上，教授写道：“这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夏天，吉姆。”那年秋季，我和英文系年纪最大的教授威利斯·欧文（Willis Owen）一道，开展了一项关于写作的独立研究。我很快意识到，没有什么借口能让我交出随便一篇稀里糊涂的论文，多亏了他的批评，我笔下的东西再也不那么杂乱无章了。他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唯一一个认为我有作家潜质的英文教授。

到1976年3月，我参加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提供的所有非虚构写作课程——除了新闻学课程，我像吸血鬼躲避日出一样逃开这类课程。我可不想粗制滥造，尽写些消防队拯救树上猫咪之类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像自动倾卸卡车一样，把毫无意义的事实送入读者头脑。我还学过一些好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课程。一些教授（包括一些认为我没有能力的教授）的批评是非常宝贵的。值得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为取悦大学教授去学写作，他们中许多人都对我猛然转向警句式的写作风格（尽管有些笨拙）感到震惊。

我之所以离开大学，部分因为自己强烈地意识到留下的机会成本。我认为我的才能在文学市场上会比在课堂上成熟得更快。我知道偿还大学债务的负担，会耗尽我最大限度发展智力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我的北斗天星之一是句罗马格言：

“我看到你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是的,”我回答。

“奇怪的是，在自我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的同时，学生债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清晰的思维需要勇气而不是智慧。”

“不能服从自己的人将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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