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被清空的根源

出现这样的事件必然是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笔者认为“意义的客观化”是重要原因。

“意义的客观化”认为，意义可以独立于个体对意义的认识。

但笔者认为，意义并不独立于个体对意义的认识而存在。

人不是物体，人的本质是追求意义，获得意义的主体。

人也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而是能够做出判断，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

从“意义”这一角度看，企业家是特别善于创造意义的人。

他创造能够使他人获得意义的产品，同时他自己也从中获得意义。

品牌就是意义的凝结，是意义的体现。

如我们看到某个品牌，就知道拥有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意义。不同个体对商品意义的不同认识，产生交换，并产生价格等有关意义的信号。

正是追求意义的人，构成了“社会”。社会是“意义”的世界，而不是钢筋水泥的世界，如人不是追求意义的，那么人就是行尸走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动物世界”。

“社会”的意义存在于个体的目的中，并没有独立于个体目的、客观的“社会意义”。

追求意义的个体产生规则，当规则的意义被个体所认识时，产生分工合作的社会。社会正是无数个体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成长与发展的。

“社会”构成个体追求意义的外部环境和前提条件。

个体从社会中获得衣食住行等等的满足，使得他能够追求其意义。

也就是说，个体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如“国家”或“社会”等整体性概念中获得需求的满足的，而是从一件件具体的产品，一个个具体的人那里，获得需求的满足。

所有不正当的强制，其特征正是在追求意义的个体之外，构建一种独立于个体的“客观意义”，也就是把意义客观化，这当然是对追求意义的个体的否定。

如计划经济把人为建构的制度与具体的指标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并把它施加于社会成员，让社会成员服从。这样阻碍了个体对他自己认为的意义的追求，从而也把社会破坏了。

还有，如“按劳分配”这样的说法，把一种人为构想出来的公平准则视为意义本身，因此也是意义客观化的体现。

计划经济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它只是意义客观化的形式之一。我们与其说是要反对的是计划经济，不如说，反对意义的客观化。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特征也是“意义的客观化”，因为它把各种宏观总量指标视为“意义”本身，而事实上，这些指标是经济学家认为的“意义”，与个体对意义的追求无关。

一旦这些指标本身被视为意义，则政府就可以用来干预社会，对个体施加强制，或者说，这种客观的意义（如指标）为政府干预社会提供了正当性。

从“意义的客观化”来看，宏观经济学的学理及其采取的政策，与计划经济是没有根本区别的。

意义的客观化，还体现在“经济要稳住，疫情要防住”这样的表述中，因为在这个表述中，对“经济”的理解是“增长指标”，对“疫情”的理解是“感染人数指标”，无论是增长指标，还是感染人数指标，都独立于个体所追求的意义。

如从追求意义的个体出发，“社会”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经济”与“防疫”这样的人为分割。

一旦这样分割之后，就人为地制造了冲突：实现那些指标，使个体不能追求其意义。

意义的客观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如儒家文化虽然强调仁爱与民本，但并没有把个体视为追求自身意义的主体。

儒家强调伦理、天理等的客观意义，把家与某种类型的国家视为意义本身，认为这些事物的意义是独立于追求意义的个体而存在的。

相比儒家，法家就更是如此了。由于儒法等知识分子认为这些事物具有客观的意义，这样就可以要求他人服从这种“意义”。

这样，这种“意义”的代言人或维护者，以及这种意义的制度表现，就有了合法性。他们没有意识到，整个的伦理与制度（如国家），都应该服务于个体对意义的追求，而不是反过来。

以上表明，传统文化与计划经济有着相似性，都是“意义的客观化”，没有把个体视为追求意义的个体。

一旦认为个体本身不具有追求意义的性质，那么个体“被赋予”意义，接受外部给他的意义就是理所当然。

如承认个体是追求意义的个体，那么社会就应该服务于个体对意义的追求，让个体尽可能地实现其意义。

个体对意义的追求，不应该受到制度性强制，只要他对意义的追求，没有影响到他人对意义的追求，他的行动不应该受干预。政府强制执行的，是防止个体对他人追求意义的损害。

西方的干预主义学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及其他）与传统文化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意义的客观化”，这也意味着两者是容易结合的，如“大跃进”就是结合的例子。

对一个本身就带有“意义的客观化”这种“基因”的文化来说，要特别警惕以它为基础的各种学说，因为“意义的客观化”将导致“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严重一点是生灵涂炭，社会财富清空，轻一点是停滞和缓慢。

要使一个社会保持持续的繁荣，需要那种有助于个体追求其意义的学说，这种学说的意义可以视为“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