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文：李慎之  编：瑞秋的春天

按：1979年李慎之陪同邓访美。在飞机上有一段重要对话：

李慎之问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

邓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如今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更挟其“核心科技”之威，大打“卡脖子”之战。

当下，如何突破“核心科技”成为全民热议话题。作为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对于“路径依赖”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至今读来依然令人警醒：

顷阅冯世则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

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五四”先贤接着前人几十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经他“认真想想”就轻易地推翻了一个。冯世则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错了。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纠正他的误断。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

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

▲古希腊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

李约瑟盛赞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发明（记得那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人与马联为一体，对文明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总结论是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

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

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　　

这话是使人一读就能信服的。

在欧几里得发明推理严密的几何学之时，中国还只有占卜之书的《易经》，然而现在它却被推为科学之祖的“元典”了。

▲欧几里得与《几何原本》

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罢，每一个木匠，要做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

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算学”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绝学”，也就是没法传承的学问，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过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传之秘”，或更进而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又成“绝学”。

如此反反复复，并无可以形诸文字的传承体系。而这些我们今天承认之为“天才”的人，在历朝历代的圣君贤相、文人学士的眼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不过是“方技”或“术数”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近世以来方为世人，尤其中国人所艳称。李约瑟更孜孜兀兀为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许许多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发明，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明代学者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载的都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但是清末的先贤如梁启超、严复是懂得这一点的，“五四”的先贤如陈独秀、胡适是懂得这一点的。后者所以要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就是因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并没有这两样宝贝。　

他们舌蔽唇焦都想把这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引进中国，开导中国人民，没有知道中国人并不领情，“学术”一词，此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

不但如此，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　　

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吴大猷在《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说：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探索如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行，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虽则科学发展结果，可能很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索的主要分别，乃前者是不为先定的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知”前进。

吴先生把中国人发明“科技”这个名词认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

▲吴大猷先生

我请教了可称“日本通”的朋友，问他们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没有“科技”这个词，答复是“没有”，只有“科学”与“技术”两个词。

吴大猷先生也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但他读完后的感想却与我们大多数人读过以后“爱国主义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的科技上长期超先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吴先生接着再讲科学与技术之不同。他所没有说的是：中国学术从发轫之始起讲的就是“求善之学”，一切都从“应然”出发，又归结于“应然”，“实然”是不大考虑的；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一切都从“实然”出发，又验证于“实然”。西方学术的原动力是所谓“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国学术的最高境界，从孔子所谓“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谓“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都根本与“求知”不相干的。　　

本世纪初就已经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了。稍后于他们的国学大师、“古董先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就一直慨叹于“中国人太讲实用而无理论”。

不料“五四”以后不到八十年，也输入了不少科学技术，人们就渐渐习以为常反而失去了当初曾有的正确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

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纪初，国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学与技术，到本世纪末反而又模糊起来了。

抚今追昔，我们所愧对“五四”先贤的是，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没有达到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的心理。因为虽然希腊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辉煌，但继承和发扬之者原来都是在文化上本来无甚根底的野蛮人，即构成今日所谓西洋人的主体的日尔曼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要赶超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何况我们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学的积累，所需要的只是彻底的觉悟与全民的共识。“知耻近乎勇”，最怕的是因无知而来的“自傲自喜”。

科学的发展高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可惜，从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就过于关注科研成果，奉行拿来主义，而长期忽略了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建设，这导致现在我们科学的根基仍然非常薄弱。为此，私产先生诚荐《剑桥科学史》，这是一套从科学精神入手，破解科学谬误、塑造科学文化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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