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

文：柳红  编：瑞秋的春天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

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八十年代》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

▲柳红

▌知道要改革，却不知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革命”，开始“改革”。

在“改革”还处于是口号，是方向，是一种新理想的时候，它已经满足了民众厌倦“革命”的普遍情绪，迅速深入人心。

从此，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词像“改革”那样——中国和世界甚至处于离开“改革”的概念，就不足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地步。

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从来，也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198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改革，不清楚目标，不清楚过程，对走向和风险都没有办法估计。

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并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被动的改革，是仓促的改革。

经济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信息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都是急剧扩大。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封闭经济难以为继。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中国选择的参照系，哪怕是模糊和幼稚的。《访日归来》一文，记述的就是邓力群、马洪等人在改革早期的认识。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经济体制、结构、运行，三者高度依存，不可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是一个质量超重的经济体，一旦经济改革启动，很快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形成巨大惯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群体性登场。

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如下基本功能：

1、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改变政治制度、不触动既定法律体系和不挑战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开始的。

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要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改革实践，论证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桥梁。

2、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

例如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

3、推动建立开放经济：

今天，中国需要开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30年多前，需要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呼吁和论说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怎样开放。

中国人从接受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进而需要学习外国的管理、企业制度，直到接受中国必须和世界市场接轨，走外向型经济，直到自觉参加WTO，其过程谈何容易，这是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4、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

在1980年代，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一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21世纪中国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最高水平。

5、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

诸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如何处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6、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例如上海宝钢论证，山西重化学工业基地论证。

7、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

例如，1980年前后的开讲西方经济学，蒋一苇创建旨在改善工业企业管理的刊授大学。

事实上，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都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群体。

▌时代的选择：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

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

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计划时代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

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

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

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

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

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

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