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普法】“上门女婿”工伤身亡，岳父、生母争抢赔偿金，法院这样判！

　　“他入赘到我们家三十余年了，当年入赘的时候和我们签订了协议，我的生养死葬都由他们夫妻负责，赔偿金肯定要分给我！”

　　“我是他的亲生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赔偿金更应该分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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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两位古稀老人为一笔赔偿金争论不休，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赔偿款分配的案件，请看本期案例。

　　原告邓某出生于1935年，与两任丈夫共生育三子。因家境贫寒，二儿子李某于1984年与姚某结婚，并按农村风俗“入赘”至姚某家中。因姚某父母生育了五个女儿，其余女儿已经嫁出去，李某在与姚某结婚后便将户口迁入姚某处，并与姚某父母共同生活。李某与姚某在婚后共生育二子，即小明、小天。

　　2021年5月14日9时许，李某为某公司厂房的屋顶进行钢棚维修，在高空作业时，不幸发生坠亡。2021年5月15日，小明、小天与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由某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某家属因李某死亡的工亡补助金、家属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820000元整。赔偿协议签订后，该公司已将820000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小明、小天及姚某。而姚某只分给李某的母亲邓某10000元赔偿款。

　　因邓某与姚某、小明、小天就邓某应当获得的赔偿款数额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邓某遂诉至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分割该笔赔偿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照被告的申请，依法追加老姚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本案第三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李某在“入赘”到姚某家时，由李某继父与姚某父母在宗族及大队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李某和姚某负责老姚夫妇的生养死葬，老姚夫妇百年归世后，由李某、姚某夫妻取得老姚夫妇的遗产。但上述协议书未有李某和姚某签字。被告姚某现已57周岁，主要在家做家庭主妇，生活主要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并成家。原告邓某一直跟随小儿子一家生活。李某的生父、继父、岳母已经死亡。另，李某死亡后，姚某及小明、小天共花费丧葬费60000余元。原告邓某、被告姚某对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邓某、姚某对该协议无异议，且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定有效。上述赔偿款中实际应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内容。原告邓某作为死者李某的母亲，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赔偿款。

　　关于第三人老姚能否获得上述赔偿款的问题，新晃法院认为，姚某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未有死者李某的签字，对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且老姚共育有5个女儿，5个女儿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故老姚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又因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其也无权分配李某的死亡赔偿金。

　　原告邓某应获得的赔偿款由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两部分组成。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符合享受被扶养人生活费条件的是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经核算，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957元，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827元。而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

　　本案中，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由赔偿款减去开支的丧葬费、邓某和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组成，即635216元，且有权分得该款的人应为死者李某的近亲属，即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小明、小天。对于该款的分割，死者李某从1984年开始便一直在女方家中生活，姚某作为死者的妻子，受到的精神伤害最大，且其主要生活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故其应当多分；原告邓某年岁已高，系李某的亲生母亲，故其可适当多分；被告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应适当少分。

　　综合上述情形，法院酌情上述款项的分配为：姚某应分得255216元，邓某应分得140000元，小明、小天应各分得120000元。以上合计，邓某应当分得的赔偿款为164957元（140000元+24957元）。又因被告姚某已经支付邓某10000元的赔偿款，故据此判决被告姚某、小明、小天还应当支付邓某154957元的赔偿款。

　　1、哪些属于近亲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本案中，李某的岳父老姚不属于近亲属范畴。

　　2、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

　　这里说的扶养是包含抚养、赡养和狭义的扶养。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李某死亡时，其两个儿子已经成年，没有需要扶养的情形；老姚是其岳父，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也不属于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姚某系李某的妻子，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且姚某已年满55周岁，生活主要来源于李某，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姚某还有两个儿子，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还需扣减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邓某系李某的母亲，年事已高，也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邓某共有三个儿子，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要扣减另外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

　　3、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二十年，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五年计算。

　　4、死亡赔偿金是指什么？

　　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而并非平均分配。

　　5、遗赠扶养协议是什么？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又称被扶养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理由是该协议签订的主体是李某的继父和姚某父母，李某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再则，该协议涉及到李某和姚某对姚某父母的赡养，而姚某是其父母的继承人，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姚某与李某组成的家庭不能作为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老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