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丨张樟：我们一边制造武器，一边演奏音乐【修订版】

张樟：我们一边制造武器，一边演奏音乐

口述丨张樟 采访丨吕彦妮

张樟

著名旅欧小提琴家。

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艺术世家，祖籍北京。

九岁后移民北美，辗转于欧美学琴，大学就读于美国莱斯大学音乐系，硕士学位，并获瑞士洛桑音乐学院独奏家文凭。

2000年加入摩纳哥公国享有150年历史的蒙特卡洛爱乐乐团，2005年为摩纳哥君主阿尔贝二世亲王登基庆典演奏，成为摩纳哥公国七百多年历世上第一位享此荣誉的中国人。

2007年，张樟在朋友的支持下，创办了独立、非盈利的机构Zhangomusiq，旨在举办专为救济全球各地贫困地区，灾区与环境保护的音乐表演。

2015年5月，摩纳哥公国蒙特卡洛爱乐乐团首次来华演出，作为乐团的小提琴手，张樟内心是充满了幸福的，离家已经30多年，漂遍了整个世界，中国、北京，于她而言是永远的乡愁。

采访前夜，看到她在中山音乐堂旁拍摄的照片，着一条黑色的长裙，头发长长的披在身后，初夏的风吹过发梢，身后是已经伫立了上百年的社稷祭坛，她的眼睛黑黑的，深邃，而清澈。一种杂糅已久的气质在她身上显影。

我好奇这个出身名门，却因为历史动荡而被抛至天边的中国女人，在以怎样的方式延续着父辈甚至家族带给她的艺术血脉；身处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中，她又有着什么理性的危机、继而生发了哪些思考和行动？

童年Ÿ浪人

当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尾声。我的家人，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失去了他们的房子、财富、甚至生命。但他们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勇气，尽管他们当时都被送去劳改，接受再教育。我出生的头几个月都是跟我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的，因为我妈妈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劳改，那个地方全是艺术家。我妈妈在14岁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演员之一，也是一位专业钢琴家。她的主演的电影在那时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她的脸也频繁出现在巨大的展示牌、杂志甚至是小人漫画书上。她叫林盈。

（张樟的母亲林盈参与《烈火中永生》、《伤逝》等电影拍摄）

4岁时，我上了北海幼儿园，全托，一上就是一礼拜，父亲就每周开着摩托车来幼儿园，给我上小提琴课。那时候北海公园似乎还没有公开开放，我们就可以推开院门，拉着小手去散步。

后来上了小学，父亲和老师商量，能不能只让我上半天课，另外半天练琴。我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但我不想不一样，在窗口看着别人的小朋友去上学，我心里很羡慕。

那时我唯一不用练琴的“美好”时光就是当时我父亲被关押的时候。我父亲当时公开反对江青，后来就遭到了关押。当时他被带走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一些人来了，我父亲跟着他们走了，当晚没有回来。那本可能是我父亲生命的结束，或者是我小提琴生涯的结束。但江青后来被永久解除了自己的权利，我父亲便被放了出来。这对于我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但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每天开始独自一人练琴，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所以，学过音乐的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音准”在法语中是“justesse”在中文中的意思是声音的准确度。当时我的生活被这两个字坑惨了！在中文里“音乐”是由两个字组成，“音”和“乐”——声音和快乐。所以我当时的理解是“把音找准了才能快乐”。

我真正正经开始按时按点儿的读书，是在大学。莱斯大学是美国一所非常厉害的名牌大学，一般都需要SAT成绩非常高才可以录取。我中学时候已经开始全世界拉琴、演出，直到遇到我的导师，他是莱斯大学的教授，我想跟着他，就必须考取，可是我没有中学文凭，是他说服了大学校长，破格录取了我。

我在美国读的书，后来在欧洲游历，现在暂时落脚在摩纳哥。乐团里的同事、朋友，大部分是在法国学习音乐，于他们而言，我是一个异乡人。但是在北京，我也已经只有寥寥的亲人，少时的朋友几乎没有。我常常想，我到底属于哪里？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家的归属地。

“浪人”的身份无疑影响了我的音乐表达，我说不清楚，音乐自己会帮我说。长期经历迁徙动荡的小孩子，往往到了一个地方就会马上想要安定下来，我弟弟便是，到了加拿大，马上不再动了，就要扎下去。但是我，从小就被连根拔起了，我就似乎到哪里就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回不去了过去的家了

在1981年，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父母才被允许离开中国，但他们必须做出的一个决定：只能带一个孩子跟着他们，这意味着，父母必须从两个孩子当中选一个。我的弟弟，当时只有6岁，后来被留了下来，因为我们不能一起走。这张照片是在我们分别前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的合影。没有什么能弥补我们无法一起长大的缺憾。

这几年来北京总是匆匆，匆匆来，匆匆走，这一次演出前抽时间回了北京大学燕东园的祖屋。我姥姥原来养的猫特别可爱，每年都生小猫，昨天看到一只，肯定是它的后代，长得很像。姥姥家原来的院子特别好，他们种的花、竹子，很美。现在荒废了，但记忆还在，直到现在，还常常梦到过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回不去了过去的家了，我的乡愁其实是一种认命。想家的时候，反而不会听音乐，我会看书、写作。

我闲时自己会听的音乐大都是17、18世纪时的曲子。若是孤独时，自己演奏给自己的音乐，我通常会选择巴赫。

让它活起来，一活再活

我自己另外组建的一支爵士乐队，四个人，成员来自意大利、法国，还有我。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天才。我们二月份去泰国演了三场慈善音乐会，其中一场挣到了2万欧元，捐给了老挝和泰国边境一所学校作为盖宿舍楼的费用；另外一场的演出收入捐给了泰国一所学校里学习音乐的盲人。

我们自己的演出不是纯粹的古典或者爵士，时而会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改变成带有摇滚或者其他风格的曲子。而且往往会选一首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不喜欢的曲子。那些小孩子，对古典音乐没有偏见，会给出最天然的反应。那些以为自己很懂古典音乐的人，也许反而会听不进去，只喜欢听自己听过的，或者是公认的好曲子。

真正好的音乐，没有界限。古典音乐现在在西方整体呈现出一种不景气，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远离观众。过去的时候，古典音乐不是古典，而是现代，观众们都在等着，莫扎特什么时候写出一个新的曲子。古典音乐是活的，不应该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而应该让它活起来，一活再活。不是音乐过时了，是包装过时了。

近几年在欧洲，我们隔一阵子就会收到一些其他国家乐团的信函，请我们签名声援他们，不要解散乐团，这令我倍感心痛。摩纳哥公国和蒙特卡洛爱乐乐团目前当然还不会面临这样的危机感，但古典音乐的衰落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乐手。

去年我在TED上做了一个演讲，主题就是如何让音乐产生正能量改变世界。我正在努力践行的是打破原有的演奏者与观众的“两翼”关系，而要建立一个有四个“角色”参与的古典音乐体系。除了演奏者、观众，还有资助者和受助人。我们找一个资助者，再找一个真正做实在事情的非常基础的NGO组织。最终，我们将演出票钱全部捐助出去。首先，这对赞助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花了钱，得到的回报是外界对他们非常赞赏的态度；对于观众，欣赏到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可以切实帮助到一些人；慈善机构也得到了宣传自己的机会。2007年，我的Zhangomusiq已经成立，并且有了成功的案例。

一片危急中，总能在深夜里听到音乐

我们能够在历史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每每在大战最惨烈，全城停水停电，一片危急中，总能在深夜里听到音乐，听到有人在演奏。这样的时刻提醒着我们，人类不是不值得挽救的。我们一边制造武器，一边演奏音乐。

周遭世界越是不安全，越需要音乐给人宽慰，就好像坐在水边静静地呆一会儿，找回失落已久的平衡，一定可以的。

母亲林盈在我小时候就常常跟我说，你一上台，演出就开始了，怎么走路、怎么鞠躬，都不能放松和散漫。要尊重音乐、尊重作曲家、尊重观众，也尊重自己。

我的导师也对我说过，我们演奏古典音乐，是演奏作曲家的音乐，我们没有权利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而是要尽量把他们写的音乐最好地翻译成现场音乐，而不是“look at me”。我很反感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任何头衔，没有头衔就很好，实事求是，应该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和判断。如果一定要加，就加上“北京”两个字吧，就很好。

（2015年5月，张樟和乐团成员在北京，演出前的黄昏，中山公园。）

本文为独家采访，部分内容来自张樟TED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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