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邓超 我不要醒来
若以自然作比，他是大江大海那样的男人。行为言辞一向炽烈、明亮，是那种磊落无私的好。
欢愉时便手舞足蹈，动容时则抱头痛哭。不掩饰，为什么要掩饰？
大家提到他，都会说，他待人敦厚，热情如故人。他反问：热情不好吗？热情多好啊。
他说小时候总是想飞，愿望只能在梦里实现，为此甚至常常在睡前许愿：今天好想飞好想飞。梦到了，就好高兴，高兴到不想醒来。
表演于他，戏剧于众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美妙的梦。天黑了，有点凉，林间空地上他点起一团篝火，唤人们前来聚拢、取暖。
发一场美梦，不复醒。
和邓超的对坐相谈，因为工作沟通之需几次中断，摄影师、主编⋯⋯先后推开门来，迫不及待见他，每次都是双方一把搂过彼此，相谈甚欢。这般状况下，以致于回到访谈时，大家一度有点晃神，忘记了上一次话题是停在了什么地方，我们都想了一下，实在想不出，是他先开口说：“连不上了，没事儿，慢慢连。”就这样轻缓地疏解掉了彼时的一点小尴尬。
褪去银幕上的一切虚实幻影，我面前这个男人真正松弛下来了，讲话迟缓，不急于解释或倾诉，就随着心说，说到兴头上会时而想起一些久远的过去，便兀自离开正谈着的事情，扭一下身子跑到另外的“交叉小径”上去了。是随性而粗粝的质感。
他握着烟的左手，手指关节处一片血脓色的伤痕，结了痂未愈。这是在正在拍摄的新电影《恶棍天使》里受的伤。戏里有一个情节，他要因为愤怒，一拳打在墙上。“我有另外一个搭档也要打一下墙。我们任务不一样，我是负责特别帅地把墙打碎了、打穿，他则要表现很痛。我们做了一个特殊道具墙，拍之前还开玩笑，我说不会一会儿实拍的时候我的手烂掉然后你的手没事儿吧。后来果不其然⋯⋯”
《恶棍天使》计划贺岁档上映，邓超兼作导演和主演。
于他，时时在创造角色的感性与导演工作的理性间交错抽离，亦是艰难。刚刚进入表演的状态，就会有人凑到耳边来说：“导演，还有十分钟下雨了，怎么办？”、“导演，演员（收工）时间快到了。”“导演，谁谁谁生病了⋯⋯”“导演，饭到了。”听到最多的就是“饭到了。”
他只觉得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力变化了，每一天都不够用，“怎么一转眼天就黑了。”“好像一趟列车，已经出发了，也规定好了几时几点几分得到站，车是不能停的，这是最大的原则。路上会有很多意外，有时候开错方向，那就马上调头⋯⋯”
一把风吹发断的快刀
一间四壁冷白的房间，水泥地面，四肢被捆绑在黑色注射床上，针管扎进动脉，有无色的液体慢慢流进血管，随着时间缓缓推移，嘴角一点微弱的抽动，人开始变得禁不住的疼痛、抽搐，越来越无法控制，进而失去抵抗的能力。光一点一点消失了，此前生命中所有悲喜、忍耐、期盼和冷暖，飞速地后退。那个叫辛小丰的青年终于肉身清洁地离开了令他痛苦万分的世界，是他主动地告别。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没有恨，也没有留恋。
邓超四肢打开呈“大”字型，躺在中国南方某个不知名的空房间里，完成着《烈日灼心》里，属于主角辛小丰的最后戏份，一场死刑。他选择了真实的注射，虽是对身体并无害处的药液，但大剂量高流速输入身体时，依然令他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让他许久缓不过来。“导演喊停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一直在哭。是我们的执行导演，后来他跟我说，超哥我以为你死了。”在影片先导纪录片里，他回忆起这一场戏。
工作人员马上冲上去，拔下针管，替他松开手脚的束腹，紧紧抱住他的头。他脸色惨白而虚弱，嘴唇几乎失去了血色，干裂颓唐。躺在床上久久起不来，嘴里不停念叨着“小丰太不容易了小丰太不容易了小丰太不容易了⋯⋯”，然后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那个哭不是因为受了伤，或者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就只能一直在说，一直在重复那句话。”
《烈日灼心》是他和导演曹保平的第三次合作。最初读到原著和小说剧本时，邓超就为辛小丰这个角色着迷，一把风吹发断的快刀。“一个强奸犯、杀人犯、逃亡七年，原来是个学生，后来变成协警、爸爸，开始做好事儿了⋯⋯”他巨大的弹性让邓超难受，也喜欢。“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活死人，一张黑白照片，唯一能让他有点颜色的，就是那个小女孩。”他这么沉迷于这个角色，就是因为它用了一种大恶的、命运使然的格局，“就让你去感受那么一点点的暖。”
邓超为小丰的结局不甘，却又理解他所做所选的道理。
问，为什么伊谷春（注：剧中由段奕宏饰演之警察角色）不救他，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楼顶抓匪徒那一场戏，几百米的上空，小丰死死抓着伊谷春的手臂，一松手，他就死了。小丰就能得救⋯⋯小丰没松。你以为伊谷春没有救他吗？他一直在救他，是小丰自己在求死。那些我们所谓的得救，也不是真的得救。”邓超就这么说着这一切，烟夹在手里，已经燃掉了一大半，他没有知觉。
不知道下一个谁会来
《烈日灼心》杀青，离开拍摄地厦门坐车去机场的路上，邓超实实在在地感觉自己就像画皮一样，身体外面一层皮，像毯子一样铺在座位上，（身体）里面全是空的。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小丰，在你的房子里住了那么久，今天我不得不走了，知道你在那个世界很辛苦，很不快乐，希望你再快乐一点。我是小丰，我是超。”
回来北京后，他就全心开始筹备《分手大师》，“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望京SOHO，每天都嘻嘻哈哈，胡说八道，试各种各样疯狂的好玩儿的，好像和辛小丰的世界再见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原来跟着曹保平实习的学生路过，上楼去看他。“我远远地看见他就有点⋯⋯（想哭？）对。我问他你从哪儿来啊，他说超哥我刚从剪辑房来。我说怎么样，他就看着我，我也就这样看着他，那个瞬间，他怔住了，好像在看一个曾经的辛小丰，我也就不行了⋯⋯不需要任何语言，呜一下就把我拽回去了。
他至今还留着戏里一个拍特写的打板器，有一些断掉的部分还用大力胶沾上，板上写着“26场C”，“它们和我当时看的原著小说《太阳黑子》、烂掉的剧本，一起放在我家里很重要的柜子里，每次去阳台都会路过，今天早上我还看见它了。”他需要这些切实存在的物件，来提醒自己某些重要的事情。
“从在中戏二年级开始，我就开始明白，表演是要和角色握手、拥抱。你爱一样东西，就得知道它迷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他谈塑造角色，“并不是一惊一乍，也不是收放自如，还是准确，准确。”每次面对一个人物时，最初就像焦点没有给实，需得慢慢走向他，“有点像灵魂一样，说起来有点害怕啊，就是他会就这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看着他坐在那儿。”
“别人常常问我以后想演什么角色呀，我从来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让人很失望，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来。”
让别人笑自己却在忍耐
俄国戏剧大师果戈里曾经在自己关于喜剧创作的论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每一次我听到评论家、观众对于我作品的评论，都会想，你们总是忽略了一个我戏中最重要的角色，现在我把它请上台，那就是，笑声。”
邓超将他奉为某种信念，他也深深理解果戈里当年在写完《钦差大臣》后饱受关注和争议的心情，“后来他又写了一部剧作，叫《散场之后》，他说我不再听评论家评论我的戏，我不再等那个消息，我直接守在剧场门口，听大家的反应。各种人散场后说的话都不一样，官员、军官、老百姓、妓女、商人⋯⋯他们的反应，和现在，一模一样。”邓超不畏惧一直紧随他的批评和非议，从早年间的“翠花”系列即是，到后来的接连几部喜剧作品。“我当然知道很多‘学院派’一直在骂我。我经常说，没关系，请他们来，取暖，篝火。”
“一个爱笑的人，大家都会喜欢，如果是一个略带冰冷的人，大概没有爱笑的人那么舒服，但是那个人就不爱笑吗？也不一定，他有自己的故事。我们身边总有一两个，我们在讲笑话哈哈笑的时候，他总是嗯嗯嗯没什么反应，其实应该让他也来‘烤火’吧。”
邓超说，自己无论何时都不会是一个评判家，“我考虑的最多的不是高低优劣，而是我爱不爱这个工作。我在干的时候就很尽兴，很快乐，我也相信这份快乐可以传递。”他的志向质朴而直接，“帮喜剧说说话”。谈起戏剧的邓超，言辞虔诚，上世纪末经受过的戏剧学院锤炼，依旧有一些坚硬的部分留在他身上。
回想起十多年前曾经北京人艺小剧场亲身看过的，有他出演的作品《足球俱乐部》，他饰演一个脾气不太好的球星，黄色的“炸毛”发型，怒气冲冲，与顾威、冯远征、于震等一众演员之间合作迸发的火花。遂又勾起他年纪尚轻时的抱负与血气。
临到毕业前夕，大家都开始找工作，唯邓超不焦急。那时觉得多么骄傲，天天背着包去人艺排戏，以为就可以落停在此，一辈子在这个辉煌的戏剧殿堂里获得雨露滋养。后来被告知，不能进入剧院工作，又是何等消极不堪。“现在回想，那时候好面子，危机感太强了。（被人艺拒绝）这是好事情。不然又能怎样呢？你并不知道下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就一直和那时候的自己较劲吗？要当成一生的仇恨和解不开的结吗？”是要到很久之后，他才会明白，生命中任何一种拒绝和被接受，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此去经年，他依然活跃在这个深爱的表演领域里。甚至即将拥有自己的剧院。今年下半年，如果一切顺利，他的“超剧场”将在北京开业，选址已定，在剧场群落的核心地带东单。演出以喜剧为主。会长期、集中地上演自己和白眉工作室曾经创作过的剧目和新的作品，甚至还在考虑在下午开设儿童剧专场。
邓超钦佩一切以让人们发笑为己任的艺术家。“做喜剧，开始都是饱受争议的。卓别林和一大批演员当时在默片时代多么不易，还有后来的金凯利、憨豆、周星驰⋯⋯经常不是有人喜欢把一些东西上升到情怀的层面吗。什么情怀？憨豆就是玩一只熊玩了很久，或者上楼梯，对着自己的车较劲⋯⋯”
“‘喜欢的人有很多你算老几？’，你不觉得这种让人发笑的背后有智慧，甚至哀伤吗。那个很难的，真的很难的，你让大家笑，很难的。”邓超深信，会创造出这样的喜剧的人，他生活里一定就是这样的，喜欢让别人笑，然后藏住自己的心情，忍耐。
邓超说，他小时候很喜欢飞，也总希望自己能飞起来。愿望只能在梦里实现。“你不知道我为了做梦能在梦里飞，经常睡前许愿，我说我今天好想飞好想飞，有时候知道自己在梦里飞，就会使劲儿跟自己说，不要醒不要醒来。哇，好幸福！”
他说，表演于他，喜剧于众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美妙的梦。
至此，他终于放下了整个采访过程中一些沉甸甸的东西，释怀地笑了。
对话邓超
大家对喜剧也许有点儿偏见，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其实全世界都有偏见。嗯。原来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喜欢喜剧，大学四年，前三年经常排喜剧，汇演的时候大家都爱看。但是呢，好像，演萨特、尤金·奥尼尔、贝克特，好像份儿都挺高，你明白吗，大家也许真的有所谓的偏见或者。其实你想想，喜剧里都是小人物，最底层的，被命运捉弄的，大家都会觉得他“连我都不如”、“还在这样生活”。在上帝面前，好像每个人都是喜剧，上帝太明白了，咱们就都别装了。
你现在怎么看待善恶？
我希望向善，这是任何职业都可以、也应该做到的。不管是做剧场、真人秀还是拍电影，向善，都是我的前提。有时候我看国外行车记录仪拍下的那些美好的画面，让老人先过马路、义务扫扫雪⋯⋯一点点小事，我就能哭花了。
人生那么多苦难，作为男人，你觉得应该承担下什么？
（思考良久）说真的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也是来学习的。人，每个阶段的状况不一样，有一段时间就是要为糊口过活，想做什么，也要先藏在很后面，不敢提了。现在对我来说，要承担的最基本的就是孝敬父母。原来觉得买一切他们没有的就是好的，现在明白了，不是，是时间的陪伴，或者说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每次打个电话，听他们说，超，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
生活里，你会有觉得无力的时候吗？
我没有啊，我没有无力的时候。
你在拍戏或者忙碌中的时候，希望家人给你怎样的支持？
孙小姐真的很好了。每每我在拍戏中，她就是最支持我的人。我在微博也发过那样的图片，多少年了，都是这样，再累再忙回到家，会看到挤好的牙膏和一杯还有余温的水，莲子心或者枫斗水。对，她会先问我大概什么时间回来，量好时间，让我刚好可以喝，不会烫也不会凉。那一刻就觉得，家的感觉真好。
你和儿子的相处是怎样的？
我们像兄弟一样，朋友一样。我拒绝自己表演自己是一个父亲。我也有过童年，深深知道如果有一个伙伴该多好，一个大伙伴。妈妈负责严厉，我有时候就会说（音量变小声）“再玩儿会儿，再玩儿会儿”，哈哈，当然这样也比不过妈妈。人越来越大，长得越来越老，还能像孩子般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孩子反而常常是我的老师。
太太孙俪现在的生活很慢，你会怎么调整自己的速度？
快慢是要自己来看的，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就不存在快慢的差异，并不是一定要在山里面呆着才是慢生活，好像要自己看自己半天，我也不用，我在家看自己一小时就够了，要去参悟什么东西，（不用），我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美好。
本文为节选后重新编辑。
原文详见《时装男士 L'OFFICIEL HOMMES》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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