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攀：恐慌与野心丨独家故事

原创吕彦妮吕彦妮

相声，是时下繁多的文艺娱乐形式中一个微小的门类，但是演出形式灵活、接地气、能逗人发笑，与社会变迁和人心所向紧密相关。
高晓攀自幼习之，受其恩，也被其伤。几起几落，难以割舍。
他自觉认为，即使时代混沌至令人不解，也至少应当为自己主动争取些什么，更是为后世相声的传承找到可能性。
即使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被谬论、误解、伤害，和无休无止的自我怀疑与革命。

我这个人挺无聊的，没啥别的太大爱好

野心都是被逼出来的

采访、撰文丨吕彦妮

图片丨高晓攀

高晓攀，相声演员

「嘻哈包袱」铺班主

2016年3月24日，话剧《兄弟，别闹》北京首演，900人的剧院坐得满坑满谷，最终大获成功。这是「晓攀传媒」出品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成绩不俗。

但待庆功飨宴端上桌，作为总裁、出品人、男主角的高晓攀心里，却一阵阵觉得「恐慌」，他一遍遍问身边人，「我为什么不是很开心？为什么？」

高晓攀与搭档尤宪超，《兄弟，别闹》宣传照

丨相声红海丨

2008年，23岁的高晓攀一手建立「嘻哈包袱铺」，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相声班主。在他后来出版的自传《别怂》里，郭德纲作序这般言说嘻哈包袱铺：「迎风立于相声界」。

2012年，已成立4年的「嘻哈包袱铺」一夜之间遭遇被封，「停业整顿」，原因是一段叫《新闻晚知道》的相声内容涉及政治隐喻。

那段「出事儿」的相声说的是什么，高晓攀心里很清楚，他知道会有「响」，但没想到会那么火，甚至招来境外媒体的关注，以致于后来被大肆渲染。

事情发生后，当局迅速召集北京相声界相关人士开大会，点名批评高晓攀。他当时的回应是：「給全体同仁造成的伤害，我高晓攀一个人承担。」领导暗示高晓攀好好思量这其中的利害，「我说没事儿，真的，我一个人承担。」

那之后的半个月，他每天早上10点准时到北京市文化局报到，「保安都认识我了，看见就问，又来了，我说来了，来了。」检讨内容每天都差不多，演员及时整顿了，重新洗心革面再也不说这样的相声了，内部审查……。风波过去，时任文化局局长后来跟他说：「这不像一个27岁的孩子能处理的事。」

相声必须经过「文本审查」方可演出这一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度甚至有「嘻哈包袱铺慎用」的文件规定。高晓攀当下回忆起来，「特别可怕的七个字」。

然而，这还只是他和「嘻哈包袱铺」在数年里经历过的大小沟坎中的一个而已。

嘻哈包袱铺开张即落户位于鼓楼西大街的广茗阁，紧邻后海、南锣鼓巷。起初，只是周五晚上一场演出，后来名声大躁越来越受欢迎，渐渐变成周四、周三，甚至周二就开始说。干得好，自然招来旁人「瞩目」。此刻，他坐在东三环一家咖啡馆，讲起过去，所经细节皆历历在目。有时候台上相声正说着，就有砖头从窗户外边砸进来，「都是真事儿。」

「竞争，就意味着会去得罪人。所谓红海，就是因为一片厮杀，全是血液，有对手，就会遭人恨。」

2010年，有一个大老板「轰」高晓攀离开广茗阁，其实是想借故涨房租，「结果呢？我走了之后他们卖不出去票，真事儿。」

同时期，还有竞争对手来挖他的演员，「一点情面不给我留。」「人家一场演出给300，每个月工资1万块，演员当然都会去，换我我也去。那时候我就知道，必须成功，而且是一直成功，才能不被人欺负。」

丨逃跑丨

高晓攀1985年夏天出生于河北保定，「家里也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自幼跟随天津相声名师冯宝华先生学艺，初一没上完就进了艺校。2002年，「扛了一床被窝」就进了北京城。所以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在现世层面没什么好失去的，除了相声和喜剧。

成绩斐然那几年，曲艺家协会开大会，老叫他代表青年相声演员去参加。坐一圈人，都是老前辈，就他一个年轻人，他坐在底下越听越不对劲。有一回开座谈会，「一群搞曲艺理论的讨论在写一本相声表演教材，你不觉得可笑吗？真的特别可笑。大家还好好好，对对对地附和。」轮到他发言，他站起来就说，「我们自古以来讲究知行合一，知道，然后行动。但是你们只是知道，并没有行动。这样去写一本关于行动的表演教材，相声后人会得到什么帮助吗？这不是害后人吗？」

圈内许多关于高晓攀「自负」、「自傲」、「目中无人」的传闻因此而起，他自省过，后来发现自己没有错。「我在那钟场合说过无数次我认为是对的话。」

高晓攀8岁拜师，学功。挨打挨骂是常事，「什么样的损话没听过？」但相声就是这样，必得先放下自尊，再重新在上面建立一个自我。

「那时候我师父穿多大的鞋、喜好抽什么样的烟、喝什么样的酒，都得知道。他大褂一下来，就一扔，我旁边必须马上接上叠好了。」

「每天对着镜子，铺一张宣纸，冲着宣纸练嘴皮子，一段下来吐沫星子氤一片。」

「为了让自己把绕口令说清楚，吃冰块，冰棍。我小时候因为这事老无限地给自己理由吃冰棍。（笑）你试试，连着吃三根（冰棍），你再说绕口令肯定说不清楚。但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想当角。」

出了师，却发现时代不一样了。

「一个晚会后台，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化妆间，门口貼张纸：语言类节目。但是一个28线的歌手，就会有一个独立的化妆间，我真不知道他是谁。」

他也被朋友拉到过一个演出的微信群里，老能看见一个名字里挂着「相声演员」的人，天天发自我介绍说什么活儿都可以接。「后来我忍不住了，就@了他一下，我说你别老发这个。」他不愿意看见相声人才以这样的方式和被这个时代淹没，泥沙俱下般流逝。

2013到2014年间，好不容易从「审查事件」中慢慢复苏的嘻哈包袱铺又因为高晓攀的「私人」原因，再次陷入绝境，演员几乎都走了，剧场也没了，大家都觉得这一次，这道坎他是过不去了。关于这段故事的传闻版本众多，高晓攀没法一一去解释，那段时间他每天天擦黑了醒过来，就和朋友出去喝酒，一喝喝一夜。

「那时候天天陪着我的那个兄弟，特别了解我高晓攀追求什么和要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功利关系。他是内蒙人，我们都爱喝酒。」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把北京各种地摊儿和烧烤摊儿都喝了一个遍。

那是他职业生涯唯一一次想要放弃，退出，去考浙江大学哲学系。「众叛亲离的感觉太可怕了，这就是人，所以我想把人搞得更清楚……其实就是想逃跑。」

后来他确实跑了，但没去学哲学，而是和搭档尤宪超一起，联系全国各地的小剧场，不要一分钱，过去给人家说相声。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包头、乌鲁木齐、折回到山东、石家庄……最破的剧场根本不是剧场，就是个棚子，搭起来就开说；兰州是在餐馆里，一边卖着饭，一边说相声；新疆的「相声巴扎」是一个仓库的顶棚，椅子特烂。走到哪里，他都看见乐乐呵呵说相声的人，和乐乐呵呵听相声的人，年轻人。「原来有那么多人热爱这门艺术，不管是真的假的。」

丨相声蓝海丨

2015年，高晓攀重整旗鼓，并且一出手，就宣布完成了A轮融资，让嘻哈包袱铺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融资成功的相声团队。

早前准备融资时，他和演员说，把股份分出来，演员说不要，你给我钱就成。「后来听说融了那么多钱，演员都傻了，原来自己手里的股份值那么多钱！」然后他再一个个苦口婆心地去告诉他们，「股份放在这儿，只是一个数字，只有你我大家都努力，才能变成钱，去套现。」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晓攀传媒」做到上市。

「创业圈和商业圈的人老问我一个问题：相声是红海还是蓝海？我说，一定是蓝海，因为没有人真正用资本的方式去运作。相声是可以变成一个IP的，相声是可以无限放大去赚钱的。」他以侯宝林先生的一段经典相声——《关公战秦琼》举例，「如果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大家肯定会看。是不是IP的作用？一定是。这个相声红极一时，大家一定会去为它买单。」顺势而为，并不是谄媚或者迎合，而是一种本质上的自救。

他也一早就想清楚了传统和革新的关系。古往今来，不破不立，只要那种「重新建立」是跟时代同步、吻合的。

相声不是没有上市的先例，不在中国，在日本。公司叫吉本兴业，是亚洲第一个上市的喜剧公司，他们靠日本传统艺术形式「落语」起家。高晓攀问，「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到呢？一定可以做到。」

说这话时，是《兄弟，别闹》首演前夜，已近子时，剧场外的商业街人渐渐走空，白日的喧闹散去，他不自觉提高的嗓门在空气里回旋。黑夜渐深，他像丝毫没有察觉，美式咖啡还热着，他疲惫但意气风发。

上市意味着什么？

「写入历史。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早早晚晚都可能会成名，但是花无百日红，写入历史，才是真正的成名。」

相声名家笑林先生生前曾有一次约高晓攀去喝茶，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咖啡厅，他记得，当时周围全是大老板在聊生意，只有他们爷儿俩，闲来饮茶。「我说先生你为什么约我来这儿。他说晓攀，只要你努力，永远能来这儿喝茶。我说哦，你在教我坏吗？他说不是，你记住咯，在这儿喝茶的人跟马路边喝茶的人永远不一样。我说那不就是脱离生活了？他说不是，中国人永远喜欢向富豪看，永远喜欢向上看，很少有人愿意向下看。」

「他说晓攀你记住了，什么时势造就英雄，不要信这句话，一定是英雄造就时势。别相信权威。」

真等到上市那一天，你会干嘛？

「踏踏实实回小剧场里说相声。」

丨舌治心耕丨

高晓攀的书柜里有《黄帝内经》和顾城的诗，也有章太炎，刘瑜，胡兰成，钱锺书，李清照，胡适……另外一个柜子里是满满的海贼王手办。

他初一就进艺校，中学几乎没有正经读过，因为「害怕别人说我没文化」，遂开始读书。早几年去北京四中演出，他还在教学楼外的地上捡了一本四中推荐读物，「我一看，嚯，全都是古典文学。」

他推崇钱锺书，但更喜欢胡适。「胡适有一点最好，当所有人反驳他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的？就跟高晓攀到今天被一些人喜欢，但太多人置疑高晓攀了，我有必要去证明我其实不是那样的人吗？胡适这一点做的特别好，他不，不争辩。即使别人诋毁他，那么骂他，他还能做到温文尔雅，有骨气。」

然后他提起相声界祖师爷朱绍文先生御子板上的一个横批：「舌治心耕」。意为以自己的语言，治疗人心里的病。「我们相声演员的嘴不应该是匕首，它一定是劝人向善的。」

大抵骨气，即善意。

高晓攀不止一次提起，他向往民国。在《别怂》的扉页上，还有一张他专门在照相馆照的，民国扮相的照片。灰旧的照片上，他着长袍、戴圆眼镜，面目从容而坚毅。他说期待乱世，想做英雄。可他理想中的自己却是这般谦和而深情的。参差间或可见得复杂而矛盾的人性在他身体里交错斗争，时刻未停。

去过五湖四海那么多地方，高晓攀最喜欢苏州，甚至觉得自己上辈子可能是苏州人。「清晨从桃花坞走到观前街，上午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一直走，走到一个大戏台，旁边有一家非常小的书店，只卖二手书，我能在那泡一天，晚上再去演出。太幸福了。」

他说这几年浪里扑腾过几个来回，上了岸，其实也想通了。「我这个人挺无聊的，没啥别的太大爱好，野心都是被逼出来的。」

回到《兄弟，别闹》的演出现场。戏末，高晓攀饰演的「高晓攀」站在舞台上的一个铁架子上，动情而自然地念着一封写给兄弟的信，意在告诉他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义气，珍重。观众席里不见往日嘻哈包袱铺的嬉笑，一片静谧里，隐隐听到有人在啜泣的声音。转头看，一个年轻的女观众看着台上发生的一切，独自哭成泪人，久久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