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 |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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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首倡者

“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24岁的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中写出这句话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83年。

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着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远远未曾散去。

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拜金主义思想和断章取义行为，严重歪曲了指导思想。”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

和日后一样，张维迎并未退缩。一年后，他在论文中提出著名的双轨制改革，提议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这让他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并参加了注定载入史册的莫干山会议。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

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

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想当年他还年轻，但他的话你无可挑剔：“如果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他们的良心何在呢？”

自由经济边疆的拓荒者

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专家Donald Hay，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

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他的学术思想明确---反对政府干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强烈反对并持续批驳所谓的“市场失灵”、外部性以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膜拜式解读，等等。他表示，“经济学家就应该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

在此基础上，张维迎反复强调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对市场的作用，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对产权理论予以阐释和介绍，用无比辩驳的数据暴露出政府干预的效率损失，并不遗余力地将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介绍给更多的人。

知易行难，但勇者不惧于往返两界。张维迎不仅仅是理论的先行者，其对自己理论的践行，也基本上都属于率先吃螃蟹。比如，2003年，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实施了反响强烈的教育改革。在改革方案《关于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设计的理由》中，新的人事体制基本特征为，教师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学科实行末位淘汰，招聘和晋升中引进外部竞争机制。方案中毫不讳言，设计思路来源于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也被称做“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改革并未成功。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对此有评价：“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是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

双轨制改革的提出和应用，对张维迎乃至全国人民来说都是幸运的一件事。这一次的新的举措，却何时能有重新翻开的一日？

恐怕更难！不过，一个数据在默默支持着他的改革方案：十年来，中国对外留学人数翻了两番，2016年为54.45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其中自费留学49.82万！多少人用孩子的双脚，对目下教育做出了坚决的投票。反过来，这一票，也同时投给了张维迎胎死腹中的教改方案。

让更多人开始了解和彻底记住张维迎的，是一场持续了20余年的经济学交锋，烽烟过处，尽管人群依然分为左中右，但相信很多人借此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而从那一次次的激辩中，也可以一窥张维迎先生“不忘初心”的坚定理念。

二十年的持续交锋

2016年，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存废的辩论，再次把张维迎推到风口浪尖。这是二人的第N次交手。每一次，经济学这片外活内死的水域，都被弄得“鸡犬不宁”。

交锋从1995年开始。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此时，北大发生了“交火”事件，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要把国有股权转化为债权，“不改产权，国企根本没有出路”。林毅夫则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移植一种特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与环境。双方分歧的关键词是“产权”。北大交火事件迅疾被炒得沸沸扬扬，并放大成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十年之后的2004，张维迎、林毅夫再次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相左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表示，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使中国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经济增长非常令人担忧。

又十年之后的2014，还是这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成为“北大交火事件”之后又一高峰。在这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2.0版本”（此前有林毅夫和杨小凯的相关辩论）中，林毅夫认为，重点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他强调，“过去35年，中国政府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大量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可能更好！”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世纪冤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学术辩论会”举行。面对寄希望于一个“有为政府”、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林毅夫，张维迎尖锐指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之所以注定要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张维迎斩钉截铁地表示。

这场论战引起了全社会的瞩目，成为当月刷屏大事件。“大家会觉得张维迎的观点比较激进，但总得要有人敲警钟。”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如此评价。

常识永远是简单的，但困难的是勇于指出它。明眼人都能看清：从“北大交火”到“后发优劣之争”再到产业政策之辩，归结之，实质仍是市场与政府关系之争。张维迎的看法从未动摇过：把一切交给市场，让最擅长的人去做擅长的事情！

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政府，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时至今日，对政府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在这些人眼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不是源于市场化，不是源于国退民进。听听这场论战就能明白，上述质疑绝非无病呻吟。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然而，不敢再直接推崇计划经济，但一个马甲又让它神气活现起来，“产业政策”，你要把市场撵到哪里为止？

但张维迎确凿地说道，中国没有一项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对此，连两年前强调“政府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的林毅夫也承认，产业政策大多数是失败的：

1992年，政府认为家电领域投资分散、产业低端，集中力量组建了一家从录像机到VCD生产的旗舰企业，还没等投产，市场已经改变，VCD遭到淘汰！

本世纪初，政府押注等离子彩电，投入大量资金扶持，然后就是，市场迅速变化，液晶彩电取得胜利！

2006年，政府在电信领域力推TD-SCDMA标准，如出一辙，该项目早早就被4G淘汰！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选择跟随欧盟WCDMA标准，躲过灭顶之灾，而积极响应的大唐和中兴受到沉重打击，自此逐渐落后。

2008年，大量政府资金投入“金太阳工程”中，几年后光伏产业过剩，出现覆灭性危机，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破产。

2017年，政府予以大力补贴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爆出骗补丑闻和严重闲置问题，72家车企骗补92亿，全年总销量不过50万台的新能源汽车，闲置车占比10%强！

这些教训的背后是什么？且不说相关企业的巨额债务和信用流失，也不提权力寻租方的巨大套利，最让人心痛的，是纳税人成千上万亿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

上述种种事件中，人为的指令扭曲了信号，市场的良性竞争受到干扰，优秀的企业无法靠智慧取得胜利，劣质企业却凭借着“供血”变成了“僵尸”，扭曲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市场运行极其低效，更严重的是市场的正常逻辑几乎被“金口玉牙”们淹没掉了。要命的是，这些代价，还远未到清偿的时候。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正因为此，这个年代，我们需要张维迎这样的人——讲出常识。

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哈耶克警告过，很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行为的鼓吹者。张维迎的表达同样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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