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古代”欧洲的三大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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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千字君 丨 编辑：千字君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段历史对应着“中国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被称为欧洲的“中世纪”，也曾被普遍称为“黑暗1000年”。

受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影响，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时期的印象都是“黑暗时代”：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经济文化停滞不前、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然而，这些印象有几分是可靠的呢？

首先，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其战争规模、人口损失、对经济社会的破坏程度，都无法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当然，这与人口基数有很大关系。但即使单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欧洲也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当时的战争主要由封建领主发起，骑士和雇佣兵是主力，很难形成全国性规模。即是说，基本上是贵族之间的争端，很少波及百姓。

事实上，欧洲中世纪早中期，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和人口都在持续增长，自由市场带来了城市的极大繁荣。

水城威尼斯，始建于5世纪

当时有法律规定：农奴只要逃到自由城邦住满一年，即可获得自由人的身份。可见在中世纪欧洲，商业文明就已经开始促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王建勋《驯化利维坦》）。对此，19世纪以来的诸多史料和考古研究，都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造成中世纪欧洲人口锐减、经济停滞的最大原因，在于瘟疫和饥荒。14世纪初，欧洲人口达到顶峰，耕地不堪重负，加上数年气候异常，1315～1322年间，欧洲爆发了史上最大的饥荒，造成至少十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1347年底，黑死病随着归来的十字军从意大利南部登陆，大瘟疫七年之内席卷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总人口三分之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就描述了这末日般的恐怖景象。

《女巫季节》：关于黑死病的恐怖传说

中世纪教会最臭名昭著的两大劣迹，莫过于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

公正地说，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几乎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圣城耶路撒冷和伊比利亚半岛都曾被阿拉伯人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世界采取自卫完全理所应当。

1096～1291近两百年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甚至号召下，欧洲的封建领主、底层骑士、无业游民，对地中海东岸前后共发动了8次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

但是，“为了夺回被异教徒侵占的土地和人口，东征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这样的理由虽然漂亮，却不能称为残害无辜、抢劫私产的借口。战事一起，战争双方就不怎么顾忌文明法则的限制了。

君士坦丁堡，又名伊斯坦布尔（意为“这就是城市”）

十字军的矛头起初的确是指向阿拉伯侵略者，但是后来高尚的宗教口号逐渐成为无差别滥杀和掠夺的遮羞布，例如，第四次东征针对不是异教徒，而是自己的弟兄东罗马帝国。

至于教廷设立的宗教法庭，初衷的确是为了制止滥杀无辜。在黑死病流行的年代，数以万计的“女巫”和犹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就是疾病蔓延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宗教裁判所权力的膨胀，该机构时常沦为教会钳制思想、言论的工具。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教分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它消除了宗教的暴力，让信仰更加纯粹——哪怕认定别的教派是异端、邪教，也无法利用国家暴力实施压迫。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接受审判

十字军与宗教裁判所，真的能够说明当时欧洲是政教合一吗？事实上，早期的罗马帝国一向主张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万神殿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基督教因为坚持其他所有宗教都是淫邪，绝不宽容，于是基督教遭禁。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连合法性都不曾获得，何来政教合一呢？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颁布《米兰赦令》（313年）后，基督教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不仅信仰基督，并且将基督教列为国教。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大一统和政教合一体制。

而西欧的分裂则带来另一番景象，这是下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封建”一词的本意是“分封建制”，指中央王朝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向中央称臣纳贡，且在自己封地内有相当的自主权。符合这一定义的，如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西周。

欧洲的封建割据，使分权制衡成为可能

5世纪末，在日耳曼人打击之下，西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此后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法兰克王朝为例：日耳曼蛮族建立了国家，却无力延续罗马法的效用，不得不倚仗罗马教会来治理国家；没有稳固的长子继承制，国王死后由众子平分土地，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合并的反复状态；国王把领土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把土地分封给小领主，于是国王只对大领主有管辖权，对小领主无权干涉（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国王的世俗统治必须得到道德和智力权威——教会的认可；国王、诸侯之间，形成了经济和暴力平衡，而王权、诸侯和教会三者之间又形成了微妙的分权制衡——三者都无法一家独大，地方自治成为可能；中央政权无法对封建领主实现过多的干涉，契约精神、私产制度和自由市场逐步壮大。

这种政治格局下，国民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以女性的财产自由为例，为了鼓励单身、富有的女性（尤其是富有的寡妇）向教会捐赠财产，教会曾极力主张并以法律保护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女性由此“顺便”获得了婚姻自由、经济独立。

1215年《大宪章》：以上帝的名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王在法下”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诸侯面对暴虐国王时敢于捍卫自己的权益，这带来了全新的国家理念。英国贵族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逼迫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盖下自己的印章。由此，“以限政契约保障私有财产、国民自由”的新的国家形式得以产生，“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限政伦理，取代了“暴力最强者为王”的丛林逻辑——这直接催生了以洛克《政府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理念。

政教分立的格局，则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契机。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罗马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异端和抗命的控告。路德所在的萨克森领主腓特烈政治实力丰厚、信仰真诚，他竭尽全力为路德申辩。在腓特烈的斡旋下，路德与教皇的特使达成停火协议：路德不再发表辩论和文章，如果他的对手也如此的话。

另外，印刷术的普及，使路德的小册子迅速传遍欧洲——在他被送上火刑台之前。基督新教由此产生，“因信称义”破除了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信仰自由得以实现。

《路德传》：宗教改革先驱的光辉岁月

在我看来，“文明”必须包括以下要素：更少的暴力、更繁荣的经济、更幸福的人类生活。由此可见，中世纪成型的财产权、罗马法、限政契约，都直接孕育了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是，人类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因此被高举，人的潜能就此被释放。

欧洲人在19世纪就已经改变了“黑暗时代”的说法，为何在中国仍有大批的人认定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旧社会”呢？

首先，某些理论家习惯于将时代的发展割裂开来作“阶段性”论述，以此来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其次，人云亦云的说辞使很多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进入先入为主的误区。诸如此类的自我代入方式，使我们很难准确地陈述史实。

阿克顿在《法国大革命讲稿》中秉承“人本主义史观”，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

时至今日，一些颠倒、漠视人类个体尊严的史观，竟能借由某种批判“历史虚无”的“政治正确”大行其道，这实在是令人无奈的一种现实。但是毫无疑问，尊重事实、尊重人的价值——这才是文明的，正义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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