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在人类头顶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原创先知书店千字文华

悬在人类头顶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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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蓝凰、愈嘉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砌而成的。——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启动了臭名昭著的“人种改造”计划。他们宣称：科学证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纳粹头子希特勒称其为“神族的后代”，相比之下，其他人种都是劣等种族，尤其是犹太人、斯拉夫人。

为了让世界更“完美”，必须让“优等的日耳曼民族统治世界”。于是，纳粹德国开始对他们眼中的“劣等民族”实施灭绝计划：

第一步：使用“科学办法”——通过测量头骨的尺寸和鼻梁的长度，记录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等，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真正的“雅利安种族”。

第二步:发动战争，在纳粹占领区建立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屠杀他们眼中的“劣等种族”，据史料记载，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占整个犹太民族的三分之一。

第三步：对他们认定的心智不全之人和残疾人，施行强制绝育手术，限制其繁衍。

第四步：为保障优秀人种进一步繁衍生息，鼓励纳粹党卫军的精英，同纯正的雅利安女性混合“生产”孩子。许多金发碧眼的德国未婚女子，甚至已婚女士都疯狂地响应纳粹的号召。

此外，纳粹还实施“Lebensborn”（生命之源）计划，被认为最接近纳粹雅利安人种标准的挪威，成为这一计划的核心区。二战时的挪威只有300万人，然而，在被占领期间，却出生了约1.2万名“符合条件”的孩子，二战后，他们都沦为纳粹种族政策的牺牲品。

▍国家的道歉：为“善良的恶”忏悔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如此惨绝人寰的“用科学方法论改造世界”的罪行是纳粹首创，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早在1910年代，澳大利亚白人政府就开始秘密执行一项政策：改造原住民儿童。而且，这项计划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那年，纳粹德国已经垮台30余年。

与纳粹德国相似，澳大利亚这一计划，不仅有“崇高”的目的——提高国民智力水平，让国家更加强大；也有“科学依据”——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白人生育的后代，在智力上有显著的改善。

随后，澳大利亚政府把约10万原住民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强行剥离，并将他们安置到儿童抚养机构或白人家中，这些皮肤介于白、黑之间的孩子被称为“被盗走的一代”。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美好的愿望，却变成了他们的噩梦——在与父母分离的日子里，这些儿童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创伤，成年后的他们一生都活在童年痛苦的阴影中：

“夜晚我们经常被饿哭，不得不去镇上的垃圾堆里找食物，吃陈面包，把罐子砸碎，舔里面剩的番茄酱。”（Bringing Them Home访谈记录）

“他们说这是为了我自己好，我自己的好就是留在我妈妈身边。”（Ruth，一个4岁就被迫离开双亲的孩子）

......

“被盗走的一代”并没有像澳大利亚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既没有很好地融入白人社会，也不再熟悉自己的土著文化。由于心理严重缺乏归属感，“被盗走的一代”成年后的犯罪率，是普通儿童的3倍。

这场持续60多年，以人为实验对象的社会改造计划，导致了文明社会又一巨大的人间悲剧——数十万人的内心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创口，而且更加剧了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仇恨。可以说，澳大利亚政府的“一念善意”摧毁了他们整个人生！

在时隔多年后，新的德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都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孽以“国家的名义”道歉。澳大利亚更是从1998年起，将每年的5月26日定为“国家道歉日”，以此对原住民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忏悔。

道歉虽然迟到，但意义还在。“国家的道歉”意味着在历史错误面前，表达忏悔的姿态——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国家都不能以践踏另外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实际上，纳粹德国与澳大利亚白人政府的“人种改造计划”，仅仅是人类20世纪灾难的缩影。这些灾难，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不清楚这些世纪悲剧的思想源头，那么，从这颗种子上，还会长出其他表现方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邪恶果实。

▍激进之殇：有些“高尚”比堕落还要坏

我们知道，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

第一种，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存在，因此，对任何改天换地，要在人间建造一个整齐划一的“理想国”的激进变革，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这是保守主义；

第二种，迷信人类的理性能力，尤其是那些“卡里斯马”式的人物，认为可以在他们的带领下，按照一定的计划和步骤，消灭旧世界，建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是激进主义。

后者，正是历史上无数灾难的始作俑者——

激进主义者坚信，一定存在一个没有缺陷和不足的完美世界——在西方被称为“理想国”，在东方被称为“大同世界”。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走，完美世界总有一天会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的，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做任何事情，包括牺牲一些人的生命——这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于是——

纳粹分子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从不自责；

德国女子为了希特勒的伟大蓝图，情愿把自己当做生育机器，她们认为这是在爱国；

澳大利亚白人政府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从原住民家庭骗走孩子，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国家好”。

王小波曾说：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激进主义者总是梦想着为自己、为他人，甚至为整个人类建造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总是屡屡把人间变成地狱。

激进主义之所以“殇”痕累累，原因在于人性是复杂的，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又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如果寄望于少数聪明而又道德高尚的人，风险是非常大的，正如学者刘军宁在其《保守主义》一书中所警惕的:有能力给予你多少的人,就一定有能力拿走多少，甚至会更多。

因此，汲取保守主义的智慧，虽然换不来至善至美，但一定能避免错误，尤其是大错误。（点击收藏保守主义书单）

▍理性滥用之殇：人类不是“小白鼠”

20世纪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不仅发生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还发生了无数次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灾难。

灾难的根源，不仅源于激进主义狂潮，还源于人类对科学理性的滥用，甚至可以说，这些灾难正是理性被滥用之殇。

我们将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人，称为“唯科学主义者”。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唯科学主义者：

他们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一些唯科学主义者，曾试图用“科学方法”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他们宣称：“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灭亡了，但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进化了。” 这类人，还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可见，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澳大利亚政府对原住民的改造，都是对科学理性的滥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悲哀的是，“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灾难绝不止于此。

192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人猿杂交实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

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东欧等地用“科学方法”运行经济——用“计划”的方法进行生产与分配，妄想构建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国。

对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真正带来世纪性灾难的是错误的方法论：

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滥用科学方法。由于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确定的，可通过实验证伪的自然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

因此，科学方法被滥用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悬在人类头顶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如果说激进主义让制造灾难者“正义凛然”，占据道德制高点；那么，“唯科学主义”让制造灾难者“有理有据”，具有“不可辨驳的科学理论”支撑，而每一场灾难的背后，两者总是如影随形。

很多人或许以为，这些只是历史和历史的教训。那么，我们来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 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也让一些人再次陷入致命的自负：无论欧美还是东亚，不断有“唯科学主义”精英提出，为了让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

•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的新希望，但也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再次复活：为了加快人类的进化速度，干脆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人类一劳永逸地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从此，世界上不再有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且人类的智商将大幅度提高。

……

阿克顿勋爵曾说：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而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头，正是激进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为此，我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警惕激进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书单，推荐两部保守主义经典，以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读懂保守主义思想，可以更新我们的认知系统，从而不被现实中各种各样“美好”的许诺所诱惑。而哈耶克，我们都熟知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然而他更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的反革命》，却被长期忽略了。

为此，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国内一流翻译家冯克利教授，有幸复活本书。您可点击下图，进入书单专题，收藏经典，同时赞赏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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