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重生”的进化VS“超稳定—超震荡”的循环: 极简西方文明史
近些年，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新”观点：一边鄙视欧洲“不过是一群野蛮的日耳曼人，希腊罗马的历史是他们伪造的”，一边嘲笑美国“才二百年历史，有什么资格对绵延五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指手画脚？”
尽管中国早已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大潮中，但百年之后，我们仍需睁眼看世界。
对于西方文明，除了上面那些匪夷所思的“新”观点外，类似的误解还有很多——
比如，认为西方文明主要是器物文明，信仰以及一切制度、思想的创新，都为了国家强大；
还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个地理概念，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语言、历史差异太大，不可能是同一种文明。
甚至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茹毛饮血的日耳曼人，在大航海之后，才“坐火箭”创造出来的。
或许，人最悲剧的就是，在低水平的认知里，“成功”完成了自己的逻辑闭环——按照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提出的理解层次模型，从环境、行为、能力等“外在事实”分析，只是在低层次里理解问题，得到的只是低维度的真相，而更大的悲剧，则是以此认知去指导行动。
比如，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来袭，以“强者为师”——服膺并学习强者的力量，却排斥其价值。
其实，对于任何形式的文明而言，力量与价值，前者为表，后者才是里。对此，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的形象比喻“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
与对西方文明的误解不同，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还是准确而又深刻的：1945年，到访延安高层的黄炎培，在一孔窑洞中谈到：中国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的周期律。
这种规律性的崩溃与兴起的历史演进模式，被学者金观涛归纳为“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无论洞悉中国与世界的走向，还是自身转型向何处去的历史大哉问，都需要先了解西方文明的基本脉络和核心特质。
事实上，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三根支柱，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在中世纪就已经形成了，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次次的“系统升级”，才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西方文明的开创者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
近些年，希腊因债务危机，一度被视为“失败国家”的代表，不过，历史上的古希腊，以300年辉煌成为西方文明的开创者。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与中国、印度、以色列等文明一道，几乎同时在精神领域实现了巨大突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在靠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那么，古希腊文明究竟依靠什么崛起，并成为西方文明的开创者呢？
古希腊对世界的理解，与当时“依靠神来认识世界”的其他文明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种以人为中心，不依靠神来认识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称为“雅典的智慧”，它对西方文明主要有以下几大贡献：
◎人文精神——其他古老文明，主要借助神来解释世界，认为人只是神的仆人，神是高高在上的。古希腊把人从神的世界中挣脱出来，人不是神的附属品，可以大胆地去追求自由、尊严、崇高和美。
◎以科学、哲学为代表的思想遗产——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就是崇拜真理、崇拜科学，注重逻辑推理，不崇拜权威，不迷信神仙，也不会对强权卑躬屈膝。
◎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雅典人把政治视为自己的事业，并开创了民主政治。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希腊文明通过“理性精神”，从中东文化的一个边缘分支发展到与古代文化中心并驾齐驱，又进而超越中东其他古文明，这是文明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可以说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开始，西方文明就和其他古文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中被升级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公认的西方文明之树的主干。
正如李筠老师在《西方史纲》中所说：“西方的成长是人不断崛起，并彻底占据整个世界的过程”
▍接力者古罗马：第一个超越种族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
提及古罗马，很多人会认为，在它强盛时，只是希腊文明的抄袭者，除了军团、野蛮的斗兽场外一无是处，甚至连宗教都是照抄希腊。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更变成了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除了废墟外一无所有。
古罗马与古希腊到底有何不同？罗马又是如何承接西方文明的？
在历史上，古罗马的锋芒总是被古希腊掩盖，但其实无论是国家盛极一时的姿态，还是文明的发展程度，古罗马并不逊色。
公元前1世纪，罗马通过一系列战争，不但征服了希腊，还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伟业——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地中海不过是它的内海。
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说：“罗马的强权不在于扩张疆域，迅速赢得征战的胜利。而在于智慧与经验的基业、法律的统一、艺术的光彩、施政明智简便而利民、市民的荣誉与利益与征服者几乎无二。”
罗马的伟大，更在于它超越了种族和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就意味着世界，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越种族和阶级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
实现这个目标的体制，正是在希腊遗产上的一场蜕变重生：
◎开放的公民体系——希腊的城邦只向被征服者征收财物，从不给予他们公民权。罗马发扬光大了希腊的公民权概念，毫不吝啬的授予被征服者。
◎混合政体：共和制——希腊的民主制度从最初的美德政治滑向民粹，认识到民主需要制衡的罗马人，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政体混合成“共和制”，发挥各自的优点，克服了君主制专制、贵族制多头、民主制发散的制度缺点。
◎罗马法系——罗马法律内在的严密结构，逻辑之美，像欧几里得的公式一样凝练，处处渗透着希腊的理性精神。在罗马人看来，只要信奉相同的法律，即使是民族、宗教、文化、语言不同，也是罗马的“公民”。
“我们都是罗马人”，这句话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牢不可破的共识源头和典范，成为了打破了血缘、民族关系，在不同族群、不同阶层间，建立统一政治性实体的伟大理想。
无数西方国家试图重建古罗马的理想——日耳曼人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蛮族。俄罗斯自称第三罗马，扩展成地跨欧亚的大帝国。美国今天也被称为新罗马帝国，吸引着全世界的移民。
可以说没有古罗马的共同体精神，西方文明很可能仍是一种地理概念，像希腊一样分裂成几千个邦国各行其是，各有各的追求。没有凝聚力的文明，是不可能走出欧洲，将文明逐渐拓展到整个世界的。
▍保守者&创发者基督教：西方文明在中世纪走入低谷？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废黜西罗马末代皇帝，西罗马帝国覆灭，西方文明步入到蛮族崛起的中世纪。
一般都认为中世纪，是西方文明衰落、野蛮落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传统被教会毁灭、压制。
不过，中世纪在西方文明史上的地位，显然被低估了，甚至被污名化了。希腊、罗马的古典精神，并没有因基督教而消失，恰恰被从基督教的躯壳中复活了，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始终保守在西方文明的内核之中。
通过来自于上帝的智慧——“耶路撒冷的智慧”，基督教重塑了西方文明：
◎超越国家的宗教纽带：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信仰与道德的智慧，它弥补了理性无法解释的道德从何而来的问题，它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生活。
◎保守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行政手段、到哲学、语言、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照单全收，并把它们传授给了野蛮的日耳曼人——蛮族的武士逐渐成为绅士与骑士。
◎新教伦理：中世纪结束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基督教打破了狭隘的宗教观，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赚钱不仅不丢人，更是在荣耀上帝。新教的财富观是“努力赚钱、不断省钱、积极捐钱”
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说“资本主义并不来源于物质的丰富，相反，资本主义是一种商业伦理。”
没有基督教对古典遗产的保守，西方文明可能就胎死腹中了，不可能接续整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源头，恐怕只能在日耳曼人的莽莽森林中去找寻了。
▍西方文明的演化逻辑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
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演化，是一场通往现代的接力赛，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棒古希腊摸索出了方法、第二棒古罗马探索出制度、而第三棒基督教给定了价值。
因此，西方文明底层系统的复杂多元，使西方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演化逻辑：
◎“二元”结构，避免了内卷化与停滞
一元结构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权力是核心，整个国家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围绕它展开，都为它服务。
传统的古文明大多都是一元结构，比如孟子说：“天下定于一”，波斯人说“国王是一个绝对君主：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力和法律。”
一元结构虽然比较稳定，但很容易陷于长期停滞，无法避免社会的内卷化发展。
“内卷化”是指那些表面看来有发展，而实际没有发展的现象，只能在资源稀缺导致的竞争激烈下，做无谓的内耗。就像卷心菜，只能向内而生，不易长大。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交替，就是一个“超稳定—超震荡”的内卷化状态——竞争激烈，资源封闭循环，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进行周期性的王朝崩溃与重建。
西方文明始终表现为“二元结构”：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教会与世俗政治的二元对立；之后，市场与社会迅速崛起，与世俗政权二元对立。虽然，不同阶段，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控制一切力量的核心。因此，避免了“内卷化”，使西方文明具有一直向前发展，向外扩张的动力。
◎理性祛除愚昧，信仰救赎灵魂，理性应服膺信仰
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刘军宁老师说：西方的智慧传统有两个源头——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雅典的智慧代表了旁观者的知识，耶路撒冷的智慧代表了局中人的信仰。
简而言之，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信仰的智慧：给人提出了生活的目的，代表着精神层面的自由，指向是人生如何救赎。
雅典的智慧是理性的智慧：认为人应该通过理性去探索、研究和改造这个世界。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这两种智慧缺一不可，因为只强调理性就会变成人人都是“工具人”的“专制乌托邦”，只强调信仰就会走向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
西方文明内部对这两种智慧理解的不同，演化出了的现代三大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倾向于理性高于信仰。但当理性急剧膨胀，认为可以依赖少数人的理性，通过计划、设计来彻底改造社会，则会演变为激进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许多激进革命，都源于这两种思想。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诞生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理性很重要，但理性需要服膺信仰，社会变革应当遵从超验的的秩序。
如果说，耶路撒冷的智慧提供的是“价值观”，而雅典的智慧提供的是“方法论”，“价值观”是为了防止“方法论”被滥用。
科学越进步，技术越发达，人们对理性就会越自负，保守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抵御各种灾难的定海神针，正是因为它的基本主张：理性祛除愚昧，信仰救赎灵魂，理性应服膺信仰。
◎文明的进化，需要保守，更要创发
虽然作为新思想的保守主义，诞生于柏克那本《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但西方文明的演化，却一直有保守主义“守住已获得美好事物，不断拓展、容纳新思想”的“容器智慧”，
文明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复古或革新，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兼容已经被穷尽的发展可能。
西方文明的发展逻辑，便是遵循植根于深厚观念地基和传统土壤的“容器智慧”，既保守了其中最精华的因素——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还创发出新的技术、观念、制度、宪政、资本主义、四次工业革命等。
文明的毁灭固然是悲剧，但更可悲的是，毁灭后，曾经的文明成果既没有保守下来，也没有创发出新文明，一直在动荡中轮回。这时，更应该从人类文明的大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因此，梳理西方文明基本脉络和内核，掌握保守主义的“容器智慧”就显得尤为关键。
刘军宁老师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曾说：
“中国的变革在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这就需要中国重新建立一个思想根基。保守主义应该是首选。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有两条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
读史可以明智，读西方文明史与保守主义智慧，更是如此——无论改善个人智识，开拓眼界，还是洞悉愈演愈烈的冲突之本质和趋向。正如李筠老师在《西方史纲》一书中所说：
“西方从自身的传统中更新出了现代，换句话说，西方的传统中现代基因最多，它是顺势长成的……尽管现代化不是西化，但西方的基因值得深入研究，也只有从西方的基因中把握了现代化的道理，再说我们不走西化的道路，才真的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