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评点《红楼梦》时，曾经说过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复杂的事物，必然有多重的评价与面相。这句话放到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是成立的。比如，近代历史人物——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蒋介石，都曾被塑造为再造玄黄的大英雄，后来又成了另一种相反的存在。但是，无论哪一种，在当时，虽有反对者，但拥趸者更众。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就有一位异类：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魄，无论政治理想，还是个人私德，都饱受诟病，不被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所待见。可以说，那个时代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是紫禁城里的慈禧和光绪，而是他——康有为。康有为天资聪颖，5岁能读唐诗，6岁读《大学》《中庸》《论语》，三十出头就考中了进士。考举之余，康有为先后写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一问世即名震天下，几乎颠覆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此他被称为“南海圣人”、“孔子再世”。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只是北上来京临时办事，但他敏锐察觉到这将是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机，并一举借助京城内外对甲午战败的汹涌舆情，成为备受瞩目的维新领袖。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仓皇出逃到国外，通过文章和演说，把慈禧塑造成老顽固，通过真假难辨的光绪帝“瀛台泣血”的悲情故事，博取了海外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革命党甚至一度被边缘化。与孙中山向海外华侨募捐革命经费不同，康有为远遁海外后，在加拿大创立了一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是一家用企业的方式运转的政治组织——只要认同他的理念，都可以投资入股。“公司”名下的产业也十分丰富，包括了矿山、商店、报社、书店等多个门类。1906年，康有为砸钱在墨西哥炒地皮，仅此一项，就赚了十多万墨西哥银元。康有为做“生意”的足迹遍布全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晚年的康有为，尽管早被时代抛弃，沦为“反面历史人物”。但他以上海为基地，时而北上青岛，时而南下杭州，仍过着轻松惬意的隐居生活。生逢乱世，很多知识分子连个人糊口度日都成问题。不过，对于康有为，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康有为家中妻儿老小、门生故吏、佣人门卫多达上百人，但依靠在上海投资的地产，加上各种学术著作的版税，整个大家庭始终维持着上等优渥的生活。相比命丧黄泉的“戊戌六君子”，身败名裂、忧惧而死的袁世凯，一度风光无限，晚年却经历人间沧桑的杨度等人，康有为是少之又少的生活惬意而又“善终”者。世俗层面的成功，却无法掩饰康有为政治理想的全面溃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30年，中国历史风起云涌，江山代有才人出，而康有为几乎不见容于任何政治势力，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主要是维护满清统治的遗老遗少。最初，他们抵制西方的技术，反对洋务运动；后来他们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反对改良。◎改良派，主张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促进中国近代化改良派至少可分为洋务派与维新派两种。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士绅阶层，他们相信中国的儒家传统可以吸收西方的实用技术，因此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实现器物近代化。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张謇等立宪派。与洋务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传统文化的制度束缚，才是中国致弱的根本，主张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迅猛的改革，以实现君主立宪。主要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是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党内部派系复杂，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被手握实权的袁世凯边缘化，20年代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北洋军阀主要有三个阶段：包括从袁世凯主政到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帝制、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各方的军阀混战时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或保守、或激进的思潮和政治力量。以上历史阶段的各种政治力量，主张不同，政治伦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康有为都很不待见。让我们把历史镜头拉到康有为的弥留之际。1927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古稀之年的康有为作为被点名的“保皇余孽”，担心不利，为避锋芒，匆忙乘船渡海至青岛。避难舟中，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十余天前的那场七十大寿宛如幻梦。寿筵之时，末代皇帝溥仪派人送来的贺礼令康有为受宠若惊，他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在奏章中，康有为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坚持与“理想”的失败，感慨道：“我虽然用尽心力，谋求让您重掌权力。但是，人事纷繁艰难，天道变易。我这个老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想到家国的境况，便只有求死的心情。”到青岛不久，他忽然若有所思的对身边的人说：“在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一个人为理想奋斗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伤心可想而知。虽然世人给康有为贴的标签是“保皇派”，但是当流亡的溥仪想给康有为赏赐一个谥号时，却被身边的封建遗老阻止了。保皇派不待见康有为。他们不待见康有为，说康有为“保皇”，是“别有用心”，在他们眼中，康有为是“保国家不保大清”，或者说，“保皇”是康有为的手段，而非政治理想。改良派不待见康有为。共和后，曾经的变法同党严复激烈批评康有为戊戌年间激进的变法，破坏了慈禧、光绪脆弱的关系，认为康有为是真正亡清260年社稷的人。弟子梁启超在康有为逝世几年前就同他反目为仇，转而支持共和派，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军阀更不待见他，哪怕是政治盟友。康有为一生力主君主立宪，但当袁世凯搞复辟时，就连严复、杨度等人都为其大力鼓吹，康有为却不为所动，甚至大加鞭挞。奇怪的是，“手握实权的袁世凯复辟不行，傀儡一般存在的溥仪就可以”，仅仅一年后，当军阀出身的张勋，倒行逆施将溥仪推上皇帝宝座时，康有为作为“谋主”，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春。这一“不可理喻”，在于康有为对在中国搞君主立宪的理解——唯有虚君，才可能共和。然而，他的政治盟友张勋，比谁都讨厌这位“康圣人”，说他“真是腐儒不足与谋”。革命派更欲除之而后快。革命派元老章太炎，在送给康有为七十大寿的对联里讽刺他说：“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用“妖孽”和“贼”来形容他的理想与追求。国民党的北伐军没抓住康有为，但以“保皇余孽”为由，没收了他杭州的房产。▍康有为的悲剧：儒家的政治理想，撑不起现代化的历史大势
但是，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为底色的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但语境的拧巴和逻辑上的不自恰，注定了结果——康有为用儒家重新解释了君主立宪的新天道，表面上是在沟通中西双方，实际上在双方眼里都成了异类。胡适曾经感慨道：“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延伸阅读《胡适精选文集》）。
因为“立宪”，被守旧派攻击太激进，是革命派打进内部的奸细；因为坚持“君主”存在的必要性，被革命派攻击太保守，视为儒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铁证。可见，康有为在理想层面走的越急，越急切的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越形单影只。尽管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未必是那个时代最超前的，甚至可能是落后于时代的。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并身体力行，至死不渝。这比起那些嘴上标榜“再造共和”，私下却为利益“私相授受”者，是值得尊敬的。以当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人心思变，加之政治利益的纠葛，思想者、政治家不断“进步”，改换门庭早已司空见惯——比如守旧派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甲午战后转为了维新派，袁世凯一开始是洋务派，辛亥革命时又转而与革命派同谋，晚年又复辟倒回到帝制时代；孙中山最开始是维新派，后来转入了革命派。哪怕被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其实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他支持洋务，戊戌变法时一度放任维新改良，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时又成为守旧派，到清末新政时又变为立宪派。唯有康有为，是个对理想自足的孤独者，一生只有一个理想——君主立宪。戊戌变法时，作为“维新派”康有为是这么主张，到了张勋复辟时，康有为作为“保皇派”还是这么主张。即便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代，康有为还是这么主张。当共和成为时髦，连小孩都不无嘲讽地说，康有为已经由“历史巨人”蜕变为“历史侏儒”时，也许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像康有为这样的人，与其说真的远离了这个世界，不如说他只是坚守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又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从大事件、大人物、主流思潮等角度，阐述这段历史的作品，也已经太多了。比关注单线条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二者背后的思潮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各种要素错综纠缠的历史中，获得对历史的洞察与智识，并照进现实与未来。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本文主要观点的出处，正是这样一本书。比如，对康有为来说，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王人博老师以宪法学者的严谨、史学家的洞察、哲学家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他既熟悉又陌生、既悲其政治理想之顽迂，又敬其为其理想始终不渝的形象。其实，对康有为的洞察，只是本书中的一个例子，贯通大事件和主要思潮的历史人物，还有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大名鼎鼎者，堪称一部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变局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