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寻求救亡图存，主张激进变革，实现民族救亡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第二类：寻求自由民主，主张渐进改革的启蒙知识分子，如胡适；第三类：从文化层面进行批判，主张反思本体性问题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这三类知识分子，构成了“五四”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也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跳动、切换的脉搏。和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相反的，还有第四类知识分子——传统底色的文人。然而，他们却是长期被淹没的。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强音中，他们的声音微弱到极少被人听到。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外，他们在大众视野中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其中，周作人的学生、著名诗人废名，就是一个典型。1949年，废名“上书”最高层，希望重新尊奉五四以来被“随意抹杀”的孔子，实现儒家治国和农村自治，这传达出传统文人的愿望和理想：新生的革命中国，应该重归两千年来的儒家政治轨道……废名为什么要“上书”？“废名上书”为何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报复”？这些问题，不仅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便在当时，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没有。这件事实在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一书中，用七分之一的篇幅去解读它的历史标本意义，“废名上书”事件，可能永远绝迹于历史的烟海中。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不仅将废名作为研究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种样本，而且将废名的重要性置于与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等人同等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废名上书，钱理群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件“小故事”背后的两个“大问题”：两种历史逻辑的根本冲突；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大断裂、传统文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无法重现的历史传统：传统文人的政治地位，在革命叙事中退场两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对一个历史逻辑深信不疑，新的王朝在“马上打天下”后，会把自己重新请回来“治天下”。而新中国的建立，在废名们看来正是一次历史的轮回——儒家政治重上朝堂的良机。然而时代已彻底改变。如果说，启蒙知识分子的意见，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甚至警惕，而废名的“上书”却是毫无回应，无言是最大的蔑视。在革命视角下，渴望复兴儒家大同社会的废名，正如孔乙己穿着破烂长袍，孤零零地比划着茴字的四种写法。◎被侵占的精神家园，传统文人的学术主张在“五四精神”中日益边缘化要么和诸葛亮一样从政，待明主三顾茅庐而入世，在庙堂上实现政治抱负；要么和陶渊明一样归隐，在山水田园生活中纵情诗歌和学术，在文人圈子之间唱合、著述，留下道德和文学的身后名。然而“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核心，变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赛先生、启蒙、救亡、民族主义和乌托邦。在变革的共识下，只有温和与激进两条路可走。这种背景下，不仅传统文人的政治蓝图被彻底无视，其学术抱负、审美情怀和文化名誉，也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备受冷遇，日渐边缘化。废名上书被冷处理的背后，不仅是他的所思所行，与新的时代精神已相去甚远，更是传统文人学术主张被彻底边缘化——在其安身立命的文化领域，也被赶出了两千年来的精神家园。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向的历史动荡中，中国的传统文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外来文化不仅驱动着社会变革，更是逐渐渗入中国文化的核心意识，从边缘进入中心——无论是温和的启蒙意识，还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尽管传统文人力图转型，却仍然无法接受两千年来坚守的道统，在新时代出现历史性的断裂。废名一方面接受了新文学，甚至创立了新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却秉承了儒家体系观念，以士大夫式的“上书”渴望回归传统社会，废名身上的巨大悖论，正是中国人文断裂伤口上结下的疤痕。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废名这样“被遗忘的小人物”？进而理解钱理群教授将“废名上书”写进《岁月沧桑》的良苦用心，以及他那句“《岁月沧桑》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阅读《岁月沧桑》，不仅是翻开一段尘封许久却又不愿被提及的人和事，还可催生如下思考：◎我们从哪里“文化断根”，又从何处开始“精神漂泊”？废名“上书”的遭遇，不仅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悖论，更是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割裂中的身份困境——因为种种原因，既难以前进到拥抱外来的西方文明；又无法后退到回归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这个中国社会的隐秘伤痛，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中，只用《废名上书》一个章节就讲透了，背后则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变革方向的历史性迷失。然而，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绝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题，这一命题，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犹如“摇荡的钟摆”的内在肌理。◎《岁月沧桑》：七位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悲剧性“代沟”在近现代中国的剧烈变革中，不仅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有“代沟”，更有着个人和时代之间的“代沟”，而在传统中国，时代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和残酷，从而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不是过于超前而被削平，就是被甩在身后惨遭淘汰。钱理群先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种“历史的代沟”，并且用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七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阐述这个残酷的洞见。这是当前各类作品中，极少见到的。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教授足足讲透了七位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奋斗与幻灭，全景式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新的时代叙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也改变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是塑造新的国民性和集体无意识的开始。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还在世的“30年代”（指出生于1930-1939年）大学者、昔日北大精神的象征，钱理群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就“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岁月沧桑》，这是他在晚年决心担负的历史使命。不过，钱理群先生被公众所熟知，并不是因为这本《岁月沧桑》，而是他前些年创造的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而，就像“废名上书”被遗忘一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后半句：为何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泛滥，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岁月沧桑》的字里行间。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钱理群先生这部《岁月沧桑》，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或在京东、淘宝搜索“先知书店《岁月沧桑》”，收藏最后正版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