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尤西姆：权力会让人产生 “傲慢综合征”

神经科学研究：掌握权力会导致脑损伤，领导者失去原本让他们得以成为领导的一种心理能力——设身处地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能力。         

如果权力是一种处方药，它却有一系列已知的副作用。它会使人陶醉，它会使人腐败，它甚至会让亨利·基辛格相信自己具有性吸引力。但它会导致脑损伤吗?  

去年秋天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很多议员痛斥约翰·斯顿夫，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新的方式，来严厉指责这位富国银行的前CEO未阻止其5000名员工为客户建立虚假账户。但斯顿夫的突出表现却是，这个已升至世界最有价值银行最高地位的男人，似乎完全听不懂与会者说的话。         

尽管他道歉，但却没有表现出后悔或懊恼。他既未显得目中无人，也未显得自鸣得意，甚至也未显得缺乏诚意。他似乎迷失了方向，像一个从斯顿夫行星（那里的自然法则是顺从他，而且5000只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微小数字）乘飞行器刚抵达地球，还陷于时差状态的太空旅行者。

甚至最直接的冷嘲热讽——“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威斯康辛的肖恩·达菲）；“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听到的一些话”（纽约的格雷戈里·米克斯）——也没能唤醒他。       

斯顿夫的头脑在想什么？新的研究表明，更好的问题应该是，斯顿夫的头脑没有想到什么？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权力是“一种最终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的肿瘤”，他是在打一个非医学性的比喻。 然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达彻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经过多年的实验室和临床实验，得出相似的结论。

其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发现，在权力影响下的受试者，其行为仿佛遭受了撞伤性脑损伤，变得更加冲动，更缺乏风险意识。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更不善于从其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最近，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神经科学家苏克温德·奥博海（Sukhvinder Obhi）提出类似的看法。与凯尔特纳研究行为不同，他研究的是大脑。当他将有权者和少权者的头脑放在经颅磁刺激机下时，他发现，实际上，权力损害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即很可能是移情作用基石的“镜映（mirroring）”。

这为凯尔特纳提出的“权力悖论（power paradox）”提供了神经学基础：我们一旦拥有权力，就丧失了导致我们获得权力的某些能力。         

这种能力的丧失，已被多种富有创造性的实验所证明。2006年的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在自己额头上写字母E给别人看，这项任务需要从观察者角度观察自己。有权力感的人写的字母E从自己看正确、其他人看却相反的概率，是无权力感的人的三倍，（这让人想起乔治·W·布什在2008年奥运会上醒目地反举着美国国旗）。其他实验表明，有权力感的人更不善于识别照片中人物的感受，或者猜测同事说话的意思。           

在现实中，人们模仿上级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倾向会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掌权者很少获得可靠线索去了解下级的想法。但凯尔特纳说，更重要的是掌权者不再模仿他人的这种事实。与他人同喜同悲，远不只是迎合他人，它还有助于触发自己产生与他人相同的感受，从而提供了一个窗口来了解他人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凯尔特纳说，有权势的人“不再模拟他人的体验”，导致他所说的“移情缺乏”。        

“镜映”是一种完全在我们头脑中进行的无意识的微妙模拟。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做出某个动作时，我们大脑的相关部分做出会触发共鸣的同样的事，最好把这理解为替代性经历。这就是奥博海和他的团队，让受试者观看一段某人以手挤压橡皮球的视频，试图激活的东西。          

权力感较小的受试者，镜映功能发挥得很好：他们自己挤压球的神经通路被强烈地激活。有权力感较大的人却很少如此。          

是镜映反应机制损坏了吗？更像是被麻醉。这些受试者皆不会永久拥有权力，他们仅仅是因叙述某种体验的“刺激（primed）”而觉得自己有权势的大学生。可以想象，在实验室内受试一个下午，他们的大脑不会发生结构性损坏，他们体验到的这种感觉缺失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这种影响长期持续——比如，得到华尔街分析师的连连赞许，董事会提供的额外报酬，或《福布斯》杂志（Forbes）“干得漂亮”的称赞——人的大脑可能会发生医学上所谓的“功能性”变化。        

我想知道有权势的人，是否只是不再努力让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但自己并没有失去这样做的能力。事实上，奥博海做了一项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后续研究。这次，奥博海告诉受试者什么是镜映，并要求他们有意识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反应。“结果，”他和他的合著凯瑟琳·奈什写道，“显示没有区别。个人努力不起作用”。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拥有知识被认为会获得权力。但如果权力会剥夺人的知识，获得知识又有什么意义?         

看起来，最乐观的可能性是，这些变化只是偶尔才有害。研究表明，权力刺激我们大脑去屏蔽边缘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导致某种有用的效率提高。但在社会实践中，它具有令人遗憾的副作用：使我们变得更加迟钝。即使如此，这对掌权者或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前景未必有害。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权力会减少我们细致入微理解他人的需要，因为权力使我们掌握了本来需要依靠哄骗他人才能获得的资源。

当然，在现代组织中, 这种掌握的维持依赖于某种程度的组织化的支持。但见诸报端的大量的高管的傲慢事件表明，很多领导者越过底线，变成起反作用的蠢人。        

掌权者如果无法识他人们的个性化特征，就会更加依赖刻板印象。其他研究表明，人能看到的越少，就越依赖自己的“视力”导航。约翰·斯夫顿看到的是每个客户都有八个独立账户的富国银行。（正如他常对员工说，八重韵很棒）。 “交叉销售”，他告诉国会，“简称深化关系。”         

难道不能避免权力带来的大脑变化吗？          

既不能，但也能够。很难阻止权力影响大脑的倾向。我们比较容易做的是，至少有时候使自己不再觉得自己拥有权力。 

凯尔特纳提醒我说，就权力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权力不是一种职位或地位，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实验显示，假如一段时间你不觉得拥有权力，你的大脑就可以与现实沟通。          

回忆过去的无权经历，对某些人似乎有效，而且足够的经验可以提供一种永久保护。去年二月《金融》杂志（Finance）发表的一项惊人研究发现，童年时经历过发生重大伤亡的自然灾难的CEO们，比没有这种经历的CEO们，其冒险行为少很多。（但问题在于，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拉格黑文卓·劳（Raghavendra Rau）说，经历过没有重大伤亡的自然灾难的CEO们更爱冒险。）        

但是龙卷风、火山喷发和海啸并不是唯一能抑制傲慢的力量。百事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因德拉·努伊（Indra Nooyi），有时会讲述她在2001年获知公司董事会对她的任命消息那天的故事。她回家时，沉浸在自己的重要性和活力感中，她母亲要她在公布“好消息”前，出去买些牛奶。努伊怒气冲冲出去买了牛奶。她返回时她母亲忠告她：“把那顶该死的皇冠留在车库里”。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讲述者是努伊。它是一个关掌权者的通常职责以及需要保持冷静的有益提醒。努伊的母亲在故事中是个“脚趾夹”——这是政治顾问路易·豪（Louis Howe）用来描述他与曾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关系的术语，豪一直叫他富兰克林。            

对温斯顿·丘吉尔而言，充当这个角色的人是他的妻子克莱门泰。她大胆地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温斯顿，我必须承认，我已在你的习惯中发现某种堕落；而且你没有过去那么善良。”  这封信写于希特勒进入巴黎那天，她写好后先撕毁，然后又寄出去。这封信不是抱怨，而是一个警告。她写道，有人向她透露，丘吉尔在会议上的举止，对下属“极为轻蔑”，以至于与会者“不会提出任何好或坏的建议”，而且随之而来的危险是会议“得不到最佳的结论”。         

丘吉尔

在成为男爵之前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国会议员、神经学家戴维·欧文勋爵（Lord David Owen），在2008年的著作《在疾病和权力之中》（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中，详述了豪和克莱门泰·丘吉尔两人的故事。该书分析1900年以来影响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表现的各种疾病。 

除一些人患有中风（伍德罗·威尔逊）、药物滥用（安东尼· 伊顿）或可能的双相情感障碍（林登·B·约翰逊、西奥多·罗斯福）之外，至少其他四人患有医学文献不承认但欧文认为应该存在的神经疾病。          

根据他和共同作者乔纳森·戴维森2009年在《大脑》杂志（Brai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定义：“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是一种掌权者的疾病，尤其是获得极大成功而带来的掌权、长期的掌权以及领导者受约束最少的掌权。”

它的14项临床症状包括：明显轻视他人、失去与现实的联系、焦躁不安或行为鲁莽，以及表现无能。 

今年5月，英国皇家医学会，与欧文为研究和防止权力傲慢而建立的组织“代达罗斯信任基金会（Daedalus Trust）”，共同主办了一次会议。          

我问欧文，一个人承认自己有权力傲慢的健康问题，是否有助于他了解实际真相，并引发其他掌权的大人物的效仿。 

他提出了几个办法：

1、回忆自己没有权力傲慢的过去；

2、观看关于普通人的纪录片；

3、养成阅读选民来信的习惯。          

但我猜测，今天欧文的研究遇到的最大阻碍，可能与他最近的遭遇有关系。他抱怨说，企业对权力傲慢的进一步研究毫无兴趣。商学院也好不到哪去。他话音中展示的挫败情绪，证实了某种无能为力感。

无论欧文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表明，在董事会和行政办公室里常见的这种疾病，不太可能很快找到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