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新迎来两名中国法官，有什么不一样？

浙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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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最近上了热搜：11月15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全会举行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两位中方候选人首次当选：高晓力法官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孙祥壮法官当选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这件事意义不小，因为这是两个法庭设立以来，来自中国的候选人第一次当选法官。第一次，总是有着特别的意义，不少媒体为此聚焦此事。

也有人疑惑：中国人当选国际法官，好像早已有之，像电影《东京审判》里，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法官。

但这两个法庭有点不一样。

记者问了专业人士，这位人士说：大家印象中的国际法庭，往往侧重于解决国家之间的各种纠纷，像领土、领海之类；而这两个法庭的“业务范围”差别很大，主要侧重于维护联合国工作人员合法权益，促进联合国系统在法治基础上有效运转。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下属机构和工作人员很多：其官网显示，它在193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3.7万名工作人员。任何一个机构要顺畅运转，必须解决诸多内部管理问题，如规章制度怎么执行，下级人员对上级决定产生质疑时怎么保障自身权利等。

这两个法庭处理的就是这类问题。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就称这两个法庭是“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重要机构”。

11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两法庭法官选举现场。

不过这两个法庭的功能，又有不同。

争议法庭是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一审法庭”，如果工作人员认为联合国系统内的行政决定违反了任用条件或雇用合同，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向争议法庭提出申请。

争议法庭设有三个工作地点：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各有各的辖区，设在日内瓦的书记官处，面向欧洲和亚洲，包括太平洋区域；设在纽约的书记官处，面向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设在内罗毕的书记官处，面向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

但是，争议法庭作出的判决，要是有人不服，该怎么办呢？

可以向上诉法庭提交申请，所以它被视为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二审法庭”。除了争议法庭，上诉法庭还接受其他上诉，像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争议法庭所作的判决、以及接受联合国上诉法庭管辖的各组织、机构和实体所作的决定等。

上诉法庭的办公地点，只有一个：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两个法庭设立时间不长。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2/228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设立了这两个法庭。虽说时间不长，但法官的“含金量”挺足的：争议法庭总共只有9名法官，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每处3名；上诉法庭法官则更少，共有7名。

弄清楚了这两个法庭的来龙去脉，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国际司法机构广受关注。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海牙国际法院。这个法院的地位很高，它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是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机构。

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非常高，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法官必须品格高尚，并在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为公认的国际法专家。

在程序上，国际法院法官要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产生，而且要获得绝对多数，一名法官的产生，往往要经过数次投票才能成功。

提到海牙国际法院，不能不提一位浙江人：史久镛。

史久镛是宁波人，1956至1958年间曾在中国多所高校担任教职，1984年受聘为外交学院教授，1980年起在众多国际会议与组织中担任过中国政府的法律代表或顾问，曾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1994年，史久镛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连任，任期至2012年，曾于2003年至2006年间出任院长。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100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史久镛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电影《东京审判》，很多人对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征燠印象深刻，他当时的职位其实不是法官，而是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他成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要到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的国际法院法官。

之后被选举为国际法院法官的还有薛捍勤，她于2010年6月首次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并自2018年2月起担任国际法院副院长，是国际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副院长。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是广受关注的国际司法机构，来自中国的李浩培、王铁崖、刘大群都担任过这两个法庭的上诉庭法官。

还有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也广受关注：比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它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特别法庭，总部设在德国汉堡。法庭创立以来，有赵理海、许光建、高之国等多名中国籍法官，2020年8月，段洁龙成为第4名中国籍法官。

越来越多中国人担任国际司法机构法官，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从中可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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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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