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泠 | 危机时刻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近日，美国数州（如密歇根、德克萨斯等）发生特朗普支持者抗议州长“禁足令”的集会示威，尽管其中不乏因经济停滞生活艰困者要求复工，更有人为了个人生活便利，如：“我需要理发。”此例似乎再次将“个人自由”与“集体契约”的矛盾推至前景。

15日，密歇根州数千人举行示威，抗议延长居家令

中国“抗疫”过程中，全国民众闭门不出，社区由基层人员和志愿者昼夜辛劳网格化管理保障日常物品供应，医护工作者举国支援，生命、金钱、时间的巨大代价换来今日之相对平稳。

很多人感慨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是战胜疫情的重要因素，尽管有些西方媒体对国人付出的努力视而不见，将“武汉封城”视为“侵犯人权”、将“方舱医院”称作“集中营”。

中国民众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被漠视和否定，被视为威权怪兽的零件。这是集冷战思维与“大国威胁论”于一身的傲慢，海外华人也因政客和媒体的偏见不断遭受种族歧视暴力。

但如我身在的纽约，随着疫情加重，政府不得不学习中国经验：封城、建临时医院、强制戴口罩、召集各地医护志愿者等，但因民主体系下政府组织协调能力及私立医院的掌控，效率不高，现实严酷：有医护因缺乏必要防护而罢工，全美已有四万多人死于新冠肺炎, 其中多为老人、穷人、少数族裔病患。

雅各布·k·贾维茨会议中心改建的贾维茨纽约医疗站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些饱含道德、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社会等维度内涵复杂的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尽管包括对之前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归纳概括。

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文化根源为何？对社会文化传统的刻板印象使得人们认为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更注重“集体主义”。

美国非裔社会学家、“泛非运动”创始人杜波伊斯则认为：被压迫的少数族群因其弱势，更寻求集体团结纽带及共同道德良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思潮复杂，殖民受害者的屈辱与现代化的愿景使得“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儒家传统在被反叛之列，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旗帜鲜明。

然而饱受殖民列强蚕食与军阀混战之苦的人们只能寻求团结的力量与强大的顽敌抗争。“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基本理念，内部建设的紧迫与国际的封锁等客观条件更使得团结一致、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成为主流。

“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新启蒙”重新强调个性解放，是与社会主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决裂，精英文化重归舞台，也与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宣扬的“个人主义”合谋。

但如多位思想者曾指出的：个体是现代社会集体生活的产物而非抽象存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并非“冷战”思维制造的二元对立：“集体主义”等于“专制压迫”，“个人主义”等于“反抗、自由”。这种简单结构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

“个人主义” 强调个人目标与欲望、个体独立自主，尽管在“启蒙”及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反抗神权君权、争取民主人权的积极意义，其自私自利的特质使其认为个人利益高于社群或国家利益，英、美式“个人主义”价值观核心为“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尤其在西方受到批评。

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强调公平正义体系中个人尊严权利同时，批判蜕化为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的英式“个人主义”；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政治社会生态后认为“个人主义”的自私“削弱公共社会的效能”。主张市场至上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由主义者推波助澜，使得“个人主义”几乎被顶礼膜拜。

互联网时代并未令文化和价值观更多元，正如全球化并未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因为我们看到各国社交媒体充斥的各种虚假宣传与仇恨性谣言，用巴迪欧的话说，这“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

疫情中并不乏这种二元对立的声音及反对者，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认为“威权主义的生命政治”与“自由地依照人的意愿作出理性的个人选择”即是如此。

对个人主义在疫情或后疫情时代都须审慎观察，如巴迪欧所言：“当代意识形态‘以我为先’的黄金法则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好处或提供任何帮助，该法则甚至有可能成为肆意蔓延的邪恶的帮凶。”

美国一位酒吧老板疫情期间坚持开业、又去乘坐游轮，最后患新冠肺炎不治身亡。正是这样对“个人自由”的蒙昧崇拜及对共同利益的漠视使得欧美国家的疫情迟迟无法得到控制。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以日新月异的技术与消费手段令人们沉湎于原子化的自我隔绝与虚幻的自由感。

比如你发现你只是作为消费者在选择被有限几个财团制造出来的看似琳琅满目实则千篇一律的商品或游戏，比如你一旦失去财力便失去所有“个人自由”， 这些只是一种不断被制造和更新的幻象。

在这种注重自我、消费享乐、远程连接的形态下，人们的共情能力普遍下降，很多时候变成空洞矫情的姿态表演狂欢。有人似乎易被互联网上某些新闻感动，却对同类真正的苦难一无所知、拒绝了解甚至无动于衷。

多位学者指出，今日全球的新冠疫情，正是利益至上、不受公理道义、法律法规约束的全球资本势力侵蚀各国公共卫生资源、造成更严重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经济紊乱、金融危机、气候环境生态破坏的矛盾与危机的结果，如乔姆斯基所言：“新自由主义试图让我们将对公众做出决定的权力移交给不负责任的私人暴政”。

展望未来，埃德加·莫兰认为病毒以紧迫而悲怆的方式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照亮了。因此，我们对未来的关注应超越“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以全球视野和思考、批判能力，意识到面对他人和自己的责任，有意识地参与改变社会，这些积极行为并不见得会威胁到个体的个性化与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