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 | 初论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和社会变革论

初论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和社会变革论

文 | 曾健民

追思

你离开我们也超过一个月了，如果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向你道别算起，刚满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依旧忙着庶务，但时刻想起你，在心一团乱麻中一直想写点甚么，虽然在闻你去世噩耗时匆匆写了短短的追悼文，许多朋友还是催促写长一点的，但一直没有动笔。

曾健民（1950年-2020年），台湾省花莲人，高雄医学大学毕业，日本九州岛齿科大学研究，日本北海道行医10年后返台，牙科执业医师，2019年退休。曾任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专研台湾近现代社会史，尤着力于光复后五年的台湾史（1945-1949）。曾编着《新二二八史像》、《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八月十五日后激动的一百天》等著作，并曾参与主编《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

想怎么写好？与你一起工作十数年的历往太多，不知从何下笔，只好先拿出你的著作阅读，拿出与你一起活动的存稿和笔记来看，愈看愈觉得你开拓的思想世界太辽阔太庞大，一篇纪念文容不下，很难尽意。北京赵遐秋大姐准备为你出版纪念文集，我帮忙她收集台湾各方的追悼文，近三十篇已传给赵大姐，我自己却未动笔，深感惭愧，或许是我已心神耗尽，情感涸竭吧！还是，等待我把你的思想世界全部学习完了，再以一部书纪念你吧！也为了你一生追求直至离别时还挂心的台湾左统运动的前进，尽一点力。

你与病魔搏斗十年的肉体已走了，但你留下的庞大思想体系仍在这纷乱的世界活着，深深影响每个人心灵。十年来，有时，在一些活动聚会中恍神中好像你还在场，在大家的迷惑中你会以特有的低沉有条理的声调拨云见雾地为大家直指问题核心。

曾健民《台湾意识形态批判》海峡学术出版社2012年版

深感惭愧的是，与你一起工作十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料和课题，我一直没有很好的整理，使它继续发挥你的思想和实践应有的时代作用。过去的十多年中，你带领我们在展开清理和批判台湾社会历史、台湾文学史、台独史观、东亚冷战和国家恐怖主义、新帝国主义批判、台湾社会性质论、统一运动等等，在各种文化、政治战线上，作为批判和对抗台湾非理的支配体制追求社会变革的学习和实践中，我全力向前冲刺，一直没有时间停下来整理。在你病倒医院的十年间，世界和中国、又有新的巨大变化，时代似乎朝着我们努力的方向倒退，我想你在病床上也时刻关心着这些变化，痛惜的是，我们已听不到你的声音读不到你的思考了，我只有在台湾仍然独自沿着你开拓的道路继续向前走。

在写这篇不算追思的追思文的时刻，也使我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面对的二十几年来积存下来的资料和课题，在惭愧的心情中，必须开始认真整理，作为在新的动荡世界中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虽然你走了，但你的思想仍然活着。这个追思只是为了前进的追思。陈大哥，你安息吧！

为了前进的道路

记得在2006年5月底，也就是陈映真要到北京的前夕，他和大嫂两次来我新店家，在有关搬家或车子如何等细琐事的谈话内容中，至今还清晰记得，他提出了趁此次机会一起把“台湾社会性质论”作一次总结，在那次算最后一次的见面中，虽然没有达到总结，但对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新殖民地性和资本主义性似乎有共同看法。直到今天，我深深感觉到在他在去北京之前内心最牵挂的事还是有关台湾社会性质论的建设。这也是他从1990年代初起，或者说，更早在《人间杂志》停刊后，他一直关心的焦点，不管在谈话中、创作评论中或是社会活动中经常突出的核心思想。这也是他出版“人间台湾社会经济丛刊”，创办“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创刊“人间思想创作丛刊”以及从事许多社会进步活动中的思想中心。

另外，还依稀记得，当时他还特别问起我们的运动中还有哪些可以跟上来的年轻人，还一一列出了名字，可见得在临走前他还忧心着运动后续的发展。

1992年底我全家从日本搬回台湾，记得是1993年初，他到我家谈了很久。当年4月，便由他发起共同成立了“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他担任初代会长。在创立宗旨中指出：

“我们有鉴于此，深感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1920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为了克服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与阶级的矛盾，援引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对于台湾社会与历史之科学的、自我认识工作;一方面又要进一步汲取二战以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其他各种进步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理论新的反省与发展，同台湾社会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科学地、批判地认识和改造台湾社会与历史的论述系统，诚为当务之急。

欲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协议成立了这个研究会。”

当时陈映真带领大家研读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惟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开始的。

为了“建构一个科学地、批判地认识和改造台湾社会与历史的论述系统”，陈映真与研究会在十年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九十年代初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

其实，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形成一定的架构。1992年7月写就的《祖国：追求˙丧失与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各阶段的民族主义》，以及其后的《台湾现当代文学思潮之演变》，两篇都是近一～二万字的长文，且都是以从日据到战后的社会性质为分期进行各历史阶段的论述。两篇的社会性质分期都相同：

1895～1945：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45～1950：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50～1963：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63～　　：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2、关于李登辉体制的分析笔记

这是一篇陈映真写的手稿，共有11页，可能写于1990年代中期，想必从未发表。这笔记通过对李登辉政权的政经分析，比较完整地阐述了陈映真有关台湾社会性质论的思考，不但做了阶级分析，还针对台湾社会性质论提出了进一步的社会变革论。比前述两篇有更大的进展。

笔记首先说明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波拿巴国家，再提及二战后的新型波拿巴国家──新殖民主义豢养的许多“第三世界法西斯国家”。进而分析了蒋介石国家的性质，最后说明了“当前社会的特质”是：蒋国家高度“相对自主性”的终结，李国家成为台湾资产阶级共同处理、镇压被支配阶级，促成台湾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办公室”，接着，笔记分析了“当前台湾社会诸阶级的关系”，把当时的社会分为六个阶级──大集团资本家阶级、官商资产阶级、中小企业资本、中产阶层、农民、工资工人、城市贫民。

指出最重要的结论，当时的台湾社会性质是“新殖民地半边陲资本主义社会”。

兹摘录笔记的重点如下：

（1）台湾的“新殖民地性质”，即表面上政权独立，实际上在政治、外交、文化、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附从于人，受人支配；在经济上，其对美日经济的依附性。

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台海出版社2007年版

台湾的变革运动，在克服新殖民地性上，主要内容是：反对美日新帝国主义，反对为外来势力服务的民族分裂主义(李体制分裂体制的固定化、两国论、依附美日对抗中国论以及台湾独立运动)，发展批判的、科学的民族统一论。

（2）在半边陲性资本主义的克服上，不是全面扬弃，而是加以发展，使两岸统一构造的完成、大集团资本和官商资本中的买办性和官僚性的批判与否定，促进民族资本的健康发展。因而，克服半边陲资本主义性，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变革，基本上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变革。而这一切，又是为达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条件。

（3）关于批判的、科学的统一论，主要在变革过程中建立台湾人民在这统一过程中高度的主体力量，以这力量保证一定时期中台湾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并在这历史的自治期中，发展先进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健康、自主、高度精神正当性之发展，做出贡献。

3、我们要走怎样的道路？

陈映真主张以社会性质论指导党的路线争论。

曾健民《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联经出版社2015年版

在1994年4月1日召开的劳动党第三党代表大会上，英姿风发的陈映真清楚地说明了对当前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是党路线争论的“首先重要的问题”。他说：

“到底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党应该走先锋队的道路呢?还是走相对而言比较大众党的道路?那么这个问题也不是大家在这里你死我活争论就可解决的。

我们的党须要有一个对我们台湾社会、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做出比较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研究我们当前社会是什么性质，在这个社会里面阶级的关系是怎么样，老毛说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没有把敌人跟朋友搞清楚，各阶级的力量的对比搞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马上在这个会上用争吵来解决我们该走大众性的党呢？还是前卫性的党，或者说，讲得更赤裸裸地说吧，事干革命的党……。”

(以上抄录自林稚霑剪接的有关陈映真的影像)

4、2000年一系列有关台湾社会性质的讨论

从2000年6月到11月，研究会进行了一系列(大约有十几次)有关台湾社会性质的讨论。从日据期有关台湾社会性质的资料(台共两个纲领、陈逢源和许乃昌的“我的中国改造论”、李友邦和矢内原忠雄的书籍等)，一直到战后各时期的讨论。

恰好在这期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两篇批判陈芳名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的长文，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文中，陈映真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台湾社会性质论作了历史的分析，并以此联系到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化。在结论中，他提出了从日据到战后迄今各时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

1895～1945(日据期)──“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5～1950(光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

1950～1966(农地改革到加工出口导向)──“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1966～1985左右──“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

1985～目前2000──“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对此，陈映真说这只是“初步的整理”，有待更深入的讨论或争论。

文中，陈映真特别指出：

“台湾社会性质的推演，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之社会形态的推移，而是中国社会之一地方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台湾社会史的一个颠扑不迫的事实。”

关于社会性质论的重要性，陈映真认为：

“是我们当前的、久悬未决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这一课题上的深入研究与展开，不但有益于对台湾社会实情的客观理解，也有益于清理已经基本教义化的许多论说──例如台湾民族论、台湾社会独特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权独立论，更有益于科学地探索新时期的反帝、民众的民主主义变革运动，包括文学的变革的纲领。”

另一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就不在此论列了。

曾健民《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

在一次社科会的讨论(9月23日，晚，在林一明宅)，陈映真对自己的论争文作了检讨，他认为自己“实证材料不足”、“只谈社会性质，没谈社会改造，没有联系到社会改造论是不行的，应该要指出前行的道路。”

在同年的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胜选后，陈映真在“左翼”第五期发表了《让历史整备我们的队伍》，指出陈水扁是“台湾独占资产阶级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延续了前朝的新殖民地性质”。在文中，他再一次提出了前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只不过，在此文他认为当时是“新殖民地独占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独占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与展开。

文末他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变革运动的课题”，也就是社会改造论。

针对“新殖民地性”，应该反对美日新殖民主义，即民族解放的课题，具体包括：

“反对美帝对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支配”、“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反对日美安保新指针”、“反对根深蒂固的美国意识形态”、“反对一切派别形式的台湾独立”。

针对独占(或国家独占)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存在着对新的官商大独占资本的批判和扬弃，主要的课题为：“广泛形成工人、市民、中小资产阶级、独立民族资本的反独占团结”、“发展工人农民、中小资产阶级为同盟，使资本得以公平、发展，反对买办主义，反对官商特权政治独占，进行民众的民主主义的改革与变革，为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积蓄条件”。

最后，陈映真要求：“台湾左翼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对台湾社会史和当前台湾社会性质的科学的认识。无头苍蝇式的乱闯、《唯实践论》、《寄生利用任何资源论》，都应该有认真的检讨与反省。”

曾健民《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人间出版社2007年版

比较上述陈映真从九十年代初到2000年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在分期和定性上有相同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他对于1950年后台湾资本主义性质的概括上。

1950～1963：1992年定为“半封建社会”，2000年定为“半资本主义社会”。

1963～　　：前者为“半资本主义社会”，后者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

这印记了前面陈映真说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只是“初步的整理”，“有待更深入的讨论或争论”。可惜，对于他不断提出的台湾社会论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或争论，包括我们自己的左统运动，这是陈映真的真正的孤独之所在。原因，就如他在各处指出的：

“由于1950年白色屠杀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学性的讨论”──《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

“由于战后台湾社会科学和文学理论，完全受到美国反共保守系学界的深刻影响，使台湾朝野社会科学和文学理论界不知道透过正确把握一个社会所以构成和发展的一般原理。”──《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

1998年从3月26日到6月11日，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帝国主义与台湾”的讨论会，分12次进行。从帝国主义概论开始，荷、西、明郑、清、日帝殖民到冷战美国新帝国主义。作为历史地认识台湾社会性质论，特别是论证和克服当前台湾社会的新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论”是必备的重要思想支柱。陈映真在4月16日作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报告，依据我的讨论记录林孝信、曾健民和林深靖在陈映真报告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映真还为此拟订了一份有关“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内容。后来讨论进展到准备写作一本新帝国主义论，我手头有一份当时陈映真拟好的写作大纲，分序章、美帝国主义与台湾、台湾独立运动与美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形成、台湾的反美斗争、终章等六章，可惜，大家赶不上去，写作出版的事也没竟功。后来，在2000年11月在研究会的“台湾社会性质”讨论中，陈映真又重提二周内编出“美帝在台湾”的资料目录，2年内出版一本书。可见得，陈映真对帝国主义论重视的程度。

曾健民编《东亚后殖民与批判》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记得在1988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13”、《美国统治下的台湾》，陈映真在“自序”的最后，早就意气昂扬地指出：

“对台湾战后史的总结，批判美帝国主义支配下台湾“民族分裂/冷战/国家安全/对美日附从”的体制，以及因这体制衍生出来的一党专政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买办附庸主义;同时并举具有民族统一运动视野的民主化运动，和具有民主主义视野的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运动。”

由此可见，陈映真早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就对战后民族分裂的根本问题，积极进行了对美国新帝国主义支配的批判，作为岛内民主化运动以及国家统一运动的重要基础。

2000年11月底，在社科会上唐曙报告了10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AWC会议情形，陈映真发言提及：

“台湾的反帝运动要有自己的议题，要有自己实际的反帝运动的实体，不能人家反帝就跟着反帝，要从自己的社会历史中的帝国主义出发，要先有自己的帝国主义论。”

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支配

AWC(Asia Wide campaign Against The US-Japanese = 反对美日对亚洲侵略与支配的亚洲运动)，就如其名，是一个广泛结合亚洲民众(包括日、韩、台、菲、印尼……等)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宰制和支配，追求亚洲和平的运动。在1992年创会时陈映真即参与并发表了论文。

1999年7月28日AWC在台北举行了一次“跨世纪亚洲人民反对美日帝国主义运动国际研讨会”，陈映真发表了《帝国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说明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本体是跨国资本的逻辑和组织对于人类生活、思想、感情的全面支配，其蕴含的矛盾造成了金融危机。

会场上关于“亚洲价值”展开了对话。陈映真对于会上有人惯用所谓“亚洲价值”用语，首先提出了质疑。他说：

“亚洲价值有日本军国主义的亚洲价值，也有马哈迪、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这些都是对内对外的压迫性的亚洲价值，我们应该改用‘亚洲人民的价值’。”

菲律宾代表回应说：

“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使反帝运动更强大，讨论亚洲价值应以阶级为主，以工人价值对抗其他价值。”

日本代表(小城)说明：

“应以国际阶级立场来看，日本的统治者也以亚洲团结为号召，我们应以各国的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运动连结为主。”

韩国代表姜祯求在论文发表后回答说：

“亚洲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价值。”

“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是由台、琉、韩、日四地区各运动团体组成个别的事务局共同研议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这是战后东亚冷战下国家暴力的历史和人的第一次遇合。在台湾组成了台湾秘书处，由陈映真负责。从1997年在台北剑潭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后，历经济州岛、琉球那霸、光州、京都、丽水(韩国)六次大会，而于2001年结束。大会的意义，就像第一次剑潭会议时陈映真写的“会议旨趣”中指出的：

“从战后世界史的视野看待，五十年代大规模的国家暴力在台湾的展现，绝非特殊的、孤立的历史事件。由美国支持、由美国影响下各反共独裁政权发动的大恐怖，普遍地、同时地也发生在东亚各国，虽然彼此之间形式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东亚冷战和国家暴力结合下的产物。因此，要把台湾的“冷战──戒严”结构放在东亚冷战的宏观背景中来看，才能掌握开启五十年代各国由政权发动的恐怖主义内幕的钥匙。”

同时，东亚四地区共同举办的研讨会的目的在：

“彼此交换在共同的东亚冷战支配下各国的具体历史经验与各自的省思，以期更客观、更宏观地认识东亚冷战与各国国家暴力的关系，以及在这结构下的人的共同命运与展望，进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真诚的团结。”

“对台湾来说，将台湾战后特殊历史与东亚冷战的普遍历史结合起来，将国家暴力与东亚冷战联系起来，才能踏出“本土意识”感情论和道德论的框框，对战后台湾社会和历史的本质，获致科学的、本质的认识。”

东亚冷战会议并不是始终平顺的，四个事务局之间经常出现争论，毕竟被冷战和各地国家暴力压迫彼此分隔五十年的四地区变革运动者，在跨越冷战和地区的历史鸿沟的第一次相遇，一开始难免彼此陌生。譬如，1998年韩国事务局主办的济州岛会议时，韩国邀请了当时东帝汶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贺尔塔担任会议的基调演讲，可贺尔塔此人和台独友好又经常诬蔑中国，我们在事务局联络会上提出反对希望韩方多方考虑，如果主办方执意邀请此人与会，我们可能会在他进行基调演讲时集体退场。在济州岛会议开场时陈映真率领台湾代表团六十几人大家议决全坐在一块儿，准备一待贺尔塔上台集体退场；果然，贺尔塔一上台，陈映真一个暗示大家就一起退出会场，等他演讲完了再进场，表示对贺尔塔的严重抗议。

这并不妨碍我们与韩方的友好，只不过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反而有助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真诚的团结。结果，六次的会议有三次在韩国举行。就在彼此折冲和协调的过程中，五年的会议使被冷战和国家暴力彼此分割近半世纪的四地区人民，终又有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真诚团结的机会。

我们的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在参加了北京八宝山陈映真的追悼会后，他心有感地向我说，陈映真的意义不仅止于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还代表了东亚的甚至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

前排左起：徐胜先生、林书扬先生；后排左起：横地刚先生、曾健民先生

社会性质论决不是为了学术的研究，而是为了变革社会、改造世界的实践;陈映真再三提出台湾社会性质论，主要希望台湾的社会主义统一派有一个思想的准备和指导，这与变革运动的性质、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有关，譬如要团结谁、要反对谁等问题。

然而，陈映真又说他提出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只是初步的结论，有待讨论、争论，实际上，他期待有更大的论争;可是，一直到今天，不但没有讨论(除了邱士杰作了学术的努力之外)，连回应都没有。这是运动的危机。

自认是社会主义统一派的朋友，不能让陈映真的思想再孤独下去了!

二O一七年一月四日

欢迎关注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