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台湾的中国思想史】钟有良 | 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文 | 鍾有良

胡秋原從青年時期到晚年一直持續有民族主義的論述和實踐，從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自由論戰、渡台後創辦的《中華雜誌》絕大多數出自胡秋原手筆的社論，以及在台出版的文章類編學術著作，都有民族主義思想貫穿其中。筆者在閱讀胡秋原著作的過程中，除了受到他淵博的知識和學術生產所震動之外，也不斷地浮現許多困惑，主要原因在於，胡秋原先生思想歷經數次轉變，使我們在特定歷史語境變化中存在著理解上的困難。

對胡秋原先生而言，當1990年代中晚期「新興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逐漸成為主流論述時，胡秋原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強力的批判和回應了這個政治社會的變化。〈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是胡秋原在中國統一聯盟第九屆大會的演講，內容透露出他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在台灣迅速消退的憂心與疑惑，並堅定重申反帝反殖民主義的立場，批判台灣分離主義。這篇文章其實也是針對1996年總統大選當時的台海緊張局勢而發，在胡秋原看來，1996年的選舉和台海緊張「就是新殖民主義、殖民地主義和民族主義三者的表演」（胡秋原 1996：3），他指出美國在蘇聯瓦解後的「新冷戰計畫」企圖「使全中國殖民主義化」，這個新殖民主義計畫「是先使台灣殖民地化，然後用台灣為基地，以台灣人民為砲灰，向大陸挑釁，再造成中國人的內戰，然後他聯合日本來瓜分中國，以便繼續使亞洲各國再殖民地化」（胡秋原 1996：3）。胡秋原在文末呼籲重新思考與整理研究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想問題。

胡秋原《中西历史之理解》中国杂志出版社1966年版

1996年的選舉也與台灣自光復以來的「省籍問題」有關。陳孔立（2002）的分析指出1996年台灣的選舉其實是受到「省籍問題」的影響，而這種政治「本土化」模式已走向一種危險方向以至於形成一種趨勢。他還指出：「在中國各省中，沒有一個省份如同台灣一樣，有這樣突出的『省籍』問題」（2002：1）。歷史地看，台灣的「省籍問題」在國民黨遷台之後就已經浮現，胡秋原在渡台之初也隱約意識到「省籍問題」阻礙民族團結而衍生政治對立，但這樣的感覺卻隨著不同時期而有所變化。實際上，「省籍問題」還反映了台灣光復以來民族從短暫統一到分斷迄今的諸多尚未解決的現實問題，以至於胡秋原警覺到台獨派「殖民地主義」的嚴重性。也因此，對胡秋原來說，「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的問題意識似乎更成了他對海峽兩岸在思想史意義上對民族主義問題的重新認識與整理的觸發點。胡秋原說：「就中國而言，一部台灣史就是一部民族運動史」（1996：5）。他提醒大陸方面「應求其在我」（這一直是他思考中國文化路向的思想脈絡），避免「中洋人之計」。他當時希望「統聯有固定的一天講三民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之意義起源和發展以及有關的世界史之變化」（1996：6）。這個「觸發點」可能在胡秋原來台初期模糊的意識到「省籍問題」時就已經存在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自身的情感結構也在歷經國際冷戰局勢和國共內戰局勢、保釣運動、鄉土文學論戰，以及1988年胡秋原到大陸的破冰之旅後得以重新認識中國發展現況，而使他更加感到民族主義理論與實踐需要調整的迫切性。受到胡秋原這篇文章的啟發，我的想法是，在當前兩岸民族分斷體制下，通過對胡秋原的內在於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把握，可以讓我們從長期以來殖民主義知識生產的慣習中解放出來，成為日後重新整理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有效參照。

我先嘗試梳理胡秋原民族主義論述在不同歷史時期和語境下的特點與變化，並著重分析胡秋原渡台後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胡秋原思想之複雜與其轉變，正反映了近現代中國／台灣歷史的複雜曲折。本文發現，胡秋原在台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特點是站在文化認同的立場試圖連結有關中國／台灣文學與歷史關係的論述與想像，採取民眾與知識分子互相交融的文學審美與情感結構溝通的方式，打破台灣從殖民地到回歸的歷史特殊性與省內外隔閡問題，並將之拉回聯繫到民族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共同體之中。在胡秋原思想變化的歷程中，他對國際局勢的密切關注與把握方式的變化也導致他對世界體系的認識有所調整，這也包括他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發展之認識。胡秋原先生的著作極多，本文主要分析的民族主義論述集中於他的幾本著作：《同舟共濟》（1961）、《中西歷史之理解》（1966）、《文學藝術論集》（1979）、《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1980），以及原刊於《中華雜誌》的一些重要文章。

知識分子自述思想歷程其實也是重新進入歷史、反覆審視與思考歷史的方式，這是一種具有進步性的指向自身的省察，然而，由於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曲折，這樣的自述不免也要對自己曾經的知識經驗作出嚴厲的拷問與檢驗。胡秋原最早自述思想歷程是在渡台之後出版的多部文章類編專書的〈前記〉開始的，按照胡秋原的自述[1]，他最早是素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學時期就熟知國際上的左翼人物，1928年胡秋原在理論上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到1930年代初，他則主張自由的馬克思主義。1930年以公費赴日留學鑽研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在1930年代中期到歐洲和蘇俄旅行後，胡秋原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而轉向主張「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文化的歷史觀。抗戰勝利後，他放棄了實證派的觀念，轉為以生命之時間性立目的論為價值判斷之根據，「以社會之內外構造之相互作用即因革損益為史學方法論之主題」的「理論歷史學」（1979b：1）。胡秋原也自述，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發展歷程，是因為持續思考中國與世界思潮與形勢變化的影響。

1928年春當左翼文學社團提出「革命文學」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白話新文學，並要求以文學作為階級的武器時，胡秋原以冰禪筆名發表了〈革命文學問題〉，與左翼陣營就文藝的使命這個問題提出了商榷。此後，胡秋原開始著手研究普列漢諾夫的理論，為此他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九一八事變後，他放棄了官費和學業回到上海。從1928年到1930年代初，國民黨的文藝報刊從鼓吹三民主義文藝論逐漸演變到建構民族主義文學論，並強烈抨擊普羅文學，當時法西斯主義成了最新潮最時髦的思潮，許多刊物也吸收援引了法西斯主義，所以1930年代初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也頗具規模和聲勢（倪偉 2011：119）。接著，胡秋原在1932年以「自由人」立場掀起了「文藝自由論辯」，分別批判了左翼機械的教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國民黨的民族文藝宣傳。

論戰起於1931年12月《文化評論》創刊號胡秋原的一篇文章〈阿狗文藝論──民族文藝理論之謬誤〉。這篇文章批評「不三不四的理論」對文學藝術尊嚴的壓迫，「理論」指的是當時國民黨正在組織的「民族文藝運動」和「三民主義文藝」，胡秋原明確反對以政治主張強行干涉文學經驗。他認為「民族文藝」是極端的國家主義為了挽救社會頹敗而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所倡導的文藝（1931：7），「民族主義」文學或「民族文藝」就如同法西斯主義文學。批評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前鋒》雜誌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該宣言稱文藝運動中缺乏中心意識（即民族主義），而胡秋原則認為恰恰是民族主義這種中心意識使中國文化與藝術僵化。胡秋原認為：「將文藝與政治混為一物，已經表示他們沒有談文藝的資格」（1931：13）。

《民族文艺运动宣言》，刊载于与《前锋》1930年第2-3期

從文章中還可以感受到，胡秋原對民族的認識完全是政治性的國族意義上的闡述：「民族只是一個地理上政治上的名稱，一種抽象的存在，在今日，民族與國家成了一個東西，實際上只是統治階級所統治的地域與人民之名稱」（1931：15）。胡秋原在這裡把民族主義當成國家主義的意義來理解，而這個國家主義是受資產階級所掌握的。他寫道：

這段話似乎又帶有左翼邏輯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在批評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壓迫性，擔心民族主義缺乏反帝國主義性質而失去進步意義。這些看似「反民族主義」的論述，若與胡秋原對西方民族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解相對照，可以得知，胡秋原其實是通過對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而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論述是具有暴力內涵的（謝遠笋 2011：169）。

1932年的另一篇文章〈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擁護〉則同時批評了普羅文學和民族文學。錢杏邨是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第一個文學社團──「太陽社」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文章前半部是基於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來批判以錢杏邨為代表的左翼普羅文學論述，甚至批評錢杏邨的文論是「右傾機會主義」。文章中說：

文章後半部則是批判國民黨的民族文學理論與法西斯文論：

「民族文藝」既然是受到帝國主義的殖民暴力性質所控制，所體現的也就是壓迫解放運動和思想的僵化形式。

钱杏邨（1900—1977）

1933年胡秋原參與閩變，再到歐俄漂流四年後，胡秋原轉向主張「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他的民族主義內涵也有重大的調整。1938年3月21日胡秋原在自辦的《時代日報》發表了〈純民族主義〉，這篇文章是在抗戰背景下高舉反日本帝國主義旗幟，他說「民族主義是體，抗日主義是用」（胡秋原 1938：29）。胡秋原此時認識到抗戰是中國革命問題的關鍵，便開始一改馬列主義立場批判民族主義的暴力性質，轉為以「純民族主義」的運動來號召全民抗戰以實現中國的革命，這個思想歷程的轉變不可謂不大。若要探究其原因，目前的線索似乎只有胡秋原自述的1930年代中期他在理論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說法。1943年胡秋原的《民族文學論》在重慶出版：「當一群人類，使用同一語言，尊愛共同歷史，有共同生活利害，因而自別於其他民族之時，他們便是一個民族。而在他們有共同言語的時候，也一定發生文學」（1979b：311）。可見胡秋原在文藝自由論辯後重新思考民族與文學的關係，他把民族運動重新拉回新文學的創作。胡秋原側重的是民族「共同的歷史文化」和「共同的生活利害」，而文學正因為其「表現共同生活共同歷史共同情思」而能夠團結民族意識。胡秋原認為，由於中國民族文學發展相對比西方晚，「沒有創作出偉大的作品」，「新文學還未成熟」，也就因為中國缺乏成熟的民族文學或國民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很少將中國文化的精神，將全民族共同一致的深刻的思想和理想，充分結晶而表現出來」（1979b：326-327）。在他看來，民族國家發展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建構的過程（1979b：337-338），也因此，他在抗戰期間對民族文學已經保持著極高的期待與肯定，例如，「中國新的文學運動是中國民族運動的結果」（1979b：329）、「中國政治的獨立和富強，一定產生我們獨立的富強的民族文學」（1979b：339）。新的民族文學或新國民文學也必須要有新的「民族形式」，胡秋原除了探討語言和體裁方面的民族形式，還提及：

他再就歷史與文學的關係加以闡述文學的民族內容，指出：「歷史給我們的是綜合的敘述，文學所給我們的是個別的描寫。唯偉大的歷史，則兼有歷史和文學的價值。此太史公之所以唯千古文章之宗」（1979b：351），又說文學的民族內容就是「民族的生活」和「民族的思想」（352）。這樣，「民族文學」也就從一個可能會壓迫解放運動的角色，轉變成可以促進民族統一的運動或歷史實踐。比如胡秋原認為十九世紀末大多數俄國作家寫出了俄國人民深沉的痛苦與憧憬，也就預言了十月革命的風景（1979b：352）。

那麼為什麼這裡的「民族文學」不再以屬於統治階級的具有暴力擴張性質的法西斯主義來理解呢？怎麼解釋胡秋原文學論述中的民族主義意涵之轉變？他自述：「當時在民族主義高潮時代，左聯已不存在。在『抗戰文藝』口號下，是我們的新文藝最富於民族精神之時期」（1979b：3-4）。可見抗日戰爭是促成胡秋原民族文學論的民族主義意涵轉變的極具關鍵性的影響，抗戰文藝便是新文學創造的契機，抗戰文藝即是民族文學或國民文學。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抗戰時期讓胡秋原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因受限於交通被日本封鎖而不易取得西書，胡秋原在抗戰時期大量閱讀中國傳統學術經史子集，除了對中國學術比過去有更高的評價，也奠定他如同許多近代知識分子那樣堅信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傳統，他強調民族主義是抗戰建國的中心精神，也是文化運動的中心精神（1980：54-55）。這樣的民族主義文化運動的內容包含發揚文化傳統、獨立自主、民主主義、國民主義等，使全民都有民族意識和現代知識，最終是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族文化（1980：55-56）。這樣的中國民族除了追求獨立自主，也是愛好和平而沒有向其他民族侵略的野心的。胡秋原說：「孫先生早說過他的民族主義有二義，一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是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稱此為『聯合的民族主義』。他的民族主義還有一大特色，即尊重其他民族權利，實現世界和平」（胡秋原 1996：6）。這些都顯示胡秋原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國族主義）論述之類同，也使他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胡秋原在〈何謂建國〉（1944年10月10日）一文提到，西方自中世紀起是以統一、民主跟工業化三步走建立起民族國家的模式，但中國的路徑則有所不同。胡秋原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有民族國家之雛形，只是統一的形態還不是十分穩定，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特殊問題。所以，抗戰時期，建國成為最重要的目標。可以確定的是，胡秋原在抗戰期間仍關注報告文學、東北或邊省的文藝作品，並非對文壇隔膜。因此，抗戰時期的文藝、人民的行動，都被胡秋原視為具有推動建立獨立與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潛力。

胡秋原《民族文学论》文风书局1944年版

抗戰後期胡秋原認識到西方自由主義只是求西方人的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以及帝國主義之自由，因而提出了「新自由主義論」，就其內容而言也具有民族主義之意義。「而余所謂新自由主義者，則以祖國之自由為樞紐，外以爭人類自由，內以保國民自由。於是此新自由主義，即是民族主義之靈魂，亦是民主主義之基礎」（1980：33）。對胡秋原來說，個人的自由並不必然與組織相對立，而是每個人可以在普遍的意義上在民族獨立解放之後獲得個體的自由，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並不妨礙個體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持反蘇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持反美帝的民族主義之壁壘分明（張玉法 1993）。當時胡秋原選擇加入了國民黨，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1947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1949年開始反共。1950年5月初，胡秋原隻身抵台，1950年冬舉家遷台。兩岸分斷體制下，國民黨急於偏安和顧慮穩定亞洲局勢，主張扶植日本並持續與美保持友好關係，台灣在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本土左翼思潮也因白色恐怖的肅清而中斷，導致戰後殖民性清理的問題長期被擱置，台灣也走向了親美反共的依附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位置。胡秋原在台的「理論歷史學」所探索的中國文化現代化道路之設想，也因此難免在認識論上受到限制和阻礙。

胡秋原在1950年代對俄帝極力批判，1951年至1952年曾出版《俄帝必亡論》、《共產帝國主義之本質》、《俄帝侵華史綱》等書。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形成美蘇冷戰格局，據胡秋原自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美國曾經有扶持第三世界之舉，讓他有近二十年的時間曾對美國及其文化創造力抱著極大的希望，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認識到美國的發展已走向帝國主義（1980：26-27）。也就是說，在他的「超越前進論」於1961年提出之時，他仍然寄望美國能給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他當時不認為資本主義的美國是帝國主義，這和他視俄國為帝國主義不同。

因受限於冷戰語境中而有這樣的對美國的認識是難以避免的。類似的情況也導致胡秋原對中國大陸理解上有其片面與偏頗，這種情形也反映在《中華雜誌》中，系列文章裡的「中華」論述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具有幾種特定的意涵：「中華」之意最初不可避免地「反共」；在進行「中華民國」論述的同時，也將「中華」明確指向中華民族；有時還具有涉及政治層面的國族認同之意（彭韜 2017）。當胡秋原認識到美國開始走向帝國主義並將新殖民主義傳到台灣，且進行反民族主義活動的時候，他開始將其「超越論」置於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新西化派進行了批判（1980：28）。當1970年代胡秋原再度回顧這段歷史，他認為新西化派已落入他之前對美國曾有過的迷思，即，新西化派的反民族主義已不同於仍然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胡適的西化派。這個「新西化派」打著現代化與行為科學的學術標籤，進行反民族主義的活動，其背後則是美國基金會發動的宣傳（1980：27）。或許正是因為對新西化派和費正清的西方中心論與東方專制論之批判過程，讓胡秋原逐漸認識到美國已轉變為帝國主義。

196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充斥美國現代化意識形態，文壇則是以現代主義為風潮，雖然國民黨在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胡秋原卻認為這場運動似乎只是走傳統派的老路。再者，既然胡秋原已認為台灣不應寄望於美國帝國主義，胡秋原的反帝和反殖民主義因此也轉而開始批判「美國性」，這些論述與國民黨的反共親美的路線已經顯得不同調。但在當時肅殺氛圍和親美的主流語境下，胡秋原這樣的認識在與台灣「西化派」的論戰中是難以表達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映真認為胡秋原在中西文化論戰期間有「不可言宣」的狀態。

胡秋原在1962年提出的「超越前進論」在根本上原本有企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以反西化、反俄化及反傳統的知識立場探索民族自主自立的中國文化路向的構想和潛力。然而，由於胡秋原曾經對美國的「現代化」理論的幻想而使他曾深陷「美國性」之中，也就不免會在某種程度上被美國的現代性迷思所弱化。但在他1966年批判費正清的同時，逐漸重新修正對「美國性」的認識後，也就完全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框架。

胡秋原在1966年出版的《中西歷史之理解》這本書中批評費正清學派的西方中心主義，主要在駁斥其「共產主義是中國傳統之發展」之說法；而大陸學界批判「西方中心論」時針對的是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述，批判的是費正清學派的美國官方色彩和動機。大陸學界和胡秋原各自不同的批判路線，結果似乎殊途同歸。胡秋原批判西方中心論的「現代化」論是唯一的普世價值，因此也不會同意這種「衝擊－反應」說。在胡秋原看來，費正清提出的「衝擊－反應」模式是通過「現代化」論述而將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予以合理化，而中國被列強「從外部『圍攻』，『合攻』，『分離』，『瓜分』，同時從內部破壞，毒害，擾亂，干涉的過程」（1966：108），卻被西方世界予以特殊化。換句話說，胡秋原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其實也重新浮現了他最早期批判帝國主義的左翼思想邏輯。但胡秋原也承認，近代自鴉片戰爭以來，雖然中國之遭遇失敗，主要雖是因為整個是西方、日本、俄國打擊中國民族運動所造成的，其中確實也有中國「精神真空」下自身虛弱的問題（1966：106）。

在擺脫了西方中心論之後，對於來自西方中心論中有關民族主義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區別，胡秋原主張東西文化在發展中表現的差別，「只是種種內外情勢造成的結果」，「人類文化，因而東西文化，絕無根源的，本質的差異」（1966：46）。在文化現代化的意義上，中國發展也能參與貢獻於世界的普遍性原則中。胡秋原相信，文化主義的民族主義也不是中國特有的。在某些情況下，中國民族主義和西方的民族主義沒有差別，無論中西方都是當國家在強大的時候不講民族主義而傾向文化主義，但是遇到侵略的時候文化主義自然會轉化成民族主義抵抗，所以胡秋原說民族主義是任何民族固有的，也是中國固有的，西方排外與中國排外在特定的條件下是相同且不可避免的。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民族主義並非排外主義，「中國人的文化主義表現於中國人在優勢之時絕不以武力來征服其他民族（唯蒙古滿清時代有之）」（胡秋原 1966：90）。就這個意義來說，「超越論」中的民族主義思想內涵也具有超越西方狹隘民族主義之意。

费正清、邓嗣禹编著《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民主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胡秋原經常提及：「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國，我認為中國問題是民族解放問題，不是階級問題」、「必先有民族，然後才有階級」（1979a：28）。胡秋原並不認為民族解放運動要優先從階級問題才得以解決，這應該是針對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認為民族運動具有破壞階級運動的觀點而發。階級與民族的關係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本就有著複雜的討論，而實際上許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也提出了修正。比如說，毛澤東從「階級－民族」的文學和民間性等開創和建構的民族形式，他與葛蘭西希望以「自下而上」的「運動」統一民族性和階級性的方式相呼應，有機地將社會主義階級運動嵌合到民族主義運動中（李瑋 2020）。胡秋原雖然不從階級問題入手，但由於他在台灣感受到省籍隔膜問題必然將阻礙民族統一問題，這使他思考重新引入在抗戰時期主張的文學的民族形式論點，採取以溝通兩岸國民文學情感結構作為核心來召喚共同的新的文學運動。

1960年胡秋原在《民族晚報》發表「同舟共濟」系列文章，1961年集結成《同舟共濟》一書出版，在書中第八章論述了他原來對台灣內部祖國意識的認識：胡秋原舉出丘逢甲、丘念台、連橫、梁啟超等來說明「經萬劫仍認骨血之同源」，當時應不存在「本省外省之界限」（1961：95），文中更不厭其煩地呼籲本省外省人彼此團結合作。雖然如此，胡秋原仍指出本省外省人之間仍有二種現象：「其一，雖無問題，卻有界線，雖無界線，亦甚冷淡。……其二，不僅格格不入而已，並且還表現一種政治上對立之萌芽」（1961：96-97）。前者是不能「相生」的問題，意即文化和思想缺乏充分交流，後者是「相剋」的問題，意即政治理念和黨派之間的對立衝突。就相生與相剋兩問題相權衡，他更看重「相生」的問題（1961：97）。對胡秋原來說，省內外在兄弟隔絕五十年後彼此思想的交流更為重要，他設想通過文化認同的共同體來克服台灣內部政治分裂[2]。因此，「為復興祖業，本省人外省人必須合作，乃骨肉手足之義，天經地義之事」（1961：101）。他還論述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文化與經濟之間的依存的共同體性質，「在各種文化學術活動中，雙方交換智識經驗，溝通感情思想。（舉一小例，報紙雜誌應多邀本省作家寫作。）務必使下一代的人幾乎沒有省界」，「正當的愛鄉心與民族思想毫不衝突」（1961：101），這是他所說的「相生」之意。他向當時欲組以本省人為主的新政黨的組織呼籲：

這其中所談的文化祖業之復興是通過共同的歷史與思想（鄭成功主義）和文藝學術來「溝通感情思想」。

胡秋原《同舟共济》自由世界出版社1961年版

以民族問題優先於階級問題的認識，並由歷史文化認同來推動民族運動的這個主張，恰好也符合日據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民族運動與反殖民運動之理念，這可以從葉榮鐘先生的著作《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得到印證。葉榮鐘提到，「所謂『民族』的觀念，係以文化、傳統、目的、願望等共通的心理要素為其內涵。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2000a：19）。葉榮鐘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刻意阻撓台灣與祖國之間的思想文化經濟等等聯繫之下，「台胞半世紀如一日，眷懷祖國之念無時或輟」（2000a：19）。為此，葉榮鐘之所以只談資產階級民族運動，是因為他認為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是屬於在產業稍微發達階段中發展出來的，由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領導的運動，因此葉榮鐘在書中不列敘左翼的抗日運動與階級運動。台灣的殖民地處境正是胡秋原所說的受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民族資本和工業化尚未發達的情況。葉榮鐘把台灣的解放寄望於祖國，將情感心理或意識視為最重要的連帶作用，這樣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堅持與繼承也是依賴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政治社會運動實踐。對葉榮鐘而言，這並非逃避現實的策略，而是在殖民體制下的不得不如此選擇。所以葉榮鐘（2000a）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開篇第一章正是從梁啟超與林獻堂的交往、以及梁啟超以詩文對知識分子與遺老們的民族意識起發酵作用說起。他的另一本著作《台灣人物群像》（2000b）也以文學紀實之筆法，寫下日據時期重要的台灣人物所體現的民族精神與氣節。胡秋原的《同舟共濟》從文化融合而非階級問題來理解兩岸追求民族統一之認識，也是在尋求與葉榮鐘所強調的祖國意識相連帶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相匯合，這個思路也使胡秋原於抗戰時期提出民族文學論（或國民文學論）之設想（由歷史文化認同來推動民族文學運動）重新有了現實意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1960年代的台灣，胡秋原的民族文學論雖有現實意義，卻不等同於有實踐的空間。對於1960年代的台灣仍存在著殖民性未及清理的問題，胡秋原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由於左翼傳統在戰後台灣長期被切斷所導致的1950至1960年代在反共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等「新文學」與現實脫節的某種「錯位」現象，以及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如龍瑛宗）在情感經驗上的短暫失語停止創作等，這些都要到1970年代才逐漸有恢復跡象。某些涉及現實反思的言說討論在1960年代當時不可能生成，或是被自我過濾割捨為斷片甚至成了深埋的歷史記憶，都說明了「不可言宣」同時存在於孤獨而艱難抵抗著時代語境下的諸如胡秋原和葉榮鐘等省內外知識分子身上。

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胡秋原多次提到抗戰時期是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思潮最盛之時，抗戰勝利後，民族主義則有消退之勢。到了保釣運動時，他說：「在一連串外交的打擊之下，特別是保釣運動以來，在台灣青年心中燃燒起了民族主義的火花」（1980：29）。為了支持台灣燃起民族主義思潮，胡秋原撰寫文章支持保釣運動。1971年日本與台灣斷交之後，胡秋原藉《中華雜誌》每年舉辦紀念七七抗戰演講會。保釣的意義為什麼重要？之所以能重燃民族主義，其背後正是反身性的知識實踐重新挖掘了日據時期殖民性清理的問題，開啟和接續了被深埋的歷史記憶斷片。隨著1970年代初期文藝界重新發現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作品，胡秋原也重新認識了日據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與作家（如楊逵與吳濁流）的交往更刺激他深入思考台灣文學史的問題。在1970年代末胡秋原介入鄉土文學論戰，力挺鄉土文學作家，並將鄉土文學看成是與中國抗戰文學精神聯繫的反帝反殖民的精神繼承。也就在這個歷史機遇下，胡秋原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民族主義論述重現了左翼思想邏輯，代表性的文章有〈談「人性」與「鄉土」之類〉（1977年9月）、〈談民族主義與殖民經濟〉（1977年10月）以及〈中國人立場之復歸〉（1978年3月）等，對台灣所處的第三世界位置、對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批判性認識，以及對民族統一運動的實踐，都提出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對於領土與鄉土的想像得以重新拉回民族文學的範疇，對胡秋原而言，台灣鄉土文學的「鄉土」並非只侷限於本土，而是指涉整個中國，有中國的民族形式之意，鄉土文學「有可取的傾向，就是民族主義的傾向」（1978：125）。

早在1975年左右，胡秋原已經開始將台灣鄉土文學（包括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和三十年代文學或抗戰文學並列。通過閱讀楊逵作品，讓胡秋原有「先進的台灣，落後的大陸」之感（1979b：1228）[3]。他這樣評價日據下的楊逵小說：

他甚至有他更進而反身自我批評「大亂後來到台灣的大陸作家，也沒有充分注意過去台灣文學的歷史」（1979b：1231）。藉由楊逵文學作品中對日本抵抗的認識，胡秋原在1970年代也藉由台灣「鄉土文學」重新進入了對日據時期台灣的認識以及外省人身分的自我反省。值得注意的是，當中他感到「台灣文學有其特殊的傳統與意義」。胡秋原擔心的兩種隔閡可能會讓「本省外省文學不能共哀樂」，文學天地變得「狹隘」，於是他提議需要儘快編一部「台灣文藝史」的專書，這部歷史須上接明末的傳統，內容包含從鄭成功以來的詩文、以及民國以來的新文學與民間文藝（1979b：1234）。這個「台灣文藝史」構想體現的是將台灣新文學的特殊傳統與抗戰時期文藝相互聯繫並整合於新文學運動史的企圖。

胡秋原（1910—2004）

鄉土文學論戰後，胡秋原（1978）在〈中國人立場之復歸〉這篇文章裡強調要從中國新文學的歷史脈絡來敘述台灣文學，並對19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有進一步的肯定。胡秋原還認為研究抗戰文學「有助於中國人立場之復歸」（1994：103）。本文第四小節曾論及1960年代初期，胡秋原對台灣文學的認識是較為素樸的，他感到台灣文學必須打破省內外和新舊文學的雙重隔閡來求得進展；而當胡秋原「從民族文學的立場，不顧政治恐怖，旗幟鮮明支持了鄉土文學」（陳映真 2017a：207），他不僅肯定19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精神，並參照自己的「外省人」視角中的抗戰文學經驗，更強調台灣鄉土文學與1930年代抗戰文學之間所具有的鄉土、民間性、「百家爭鳴」（胡秋原談三十年代文學之用語）的同胞共感的連結，這也是他認為得以打通省籍與新舊文學之隔閡，創造中國人立場的新文學（民族文學）的一條道路。胡秋原民族文學論的這個思路其實不約而同與曾經在1947年到1949年短暫出現過的以〈橋〉副刊為論爭場域的台灣新文學發展路向高度疊合[4]，兩者都是以倡議民族團結為依歸。

本文按照胡秋原自述思想歷程之不同階段，初步梳理胡秋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特點後，我認為在大陸時期的胡秋原從文藝自由論戰期間到抗戰時期已確立了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為基礎，並展開為民族文學（國民文學）論。渡台後的胡秋原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形成了「超越前進論」的認識，但因為冷戰與內戰的雙戰結構導致的兩岸分斷體制，使其不可避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認識受到限制，但民族主義一直是貫穿他廣博的知識構造之主軸，這也使他在參與台灣戰後的各種論戰中能堅持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最值得注意的是，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在他介入保釣及捍衛鄉土文學時期最為突出，他以文學為團結民族統一的歷史記憶，呼籲中國人立場的回歸，使兩岸的民族新文學運動得以重合。回顧1960年代初胡秋原的「超越論」與「同舟共濟」的民族主義論述，我們發現他的知識構造過程與情感結構的問題意識存在著文化和政治認同之間思想的矛盾與內在掙扎，以及他多次藉由自述思想歷程的反思，我們才能理解和感受到知識分子在分斷體制中超克知識構造的困難，這也正是胡秋原先生的思想歷程給我們的意義與啟發。

陈映真（1937—2016）

陳映真寫過幾篇關於胡秋原先生的文章，高度肯定胡秋原先生的分析視角與思想論述。陳映真自述他是在1960年代中期注意到胡秋原先生，當時二十多歲的陳映真偶然購讀了胡秋原在台灣出版的《少作收殘集》，驚詫地發現當時猶在「廟堂」之中當立法委員的胡先生少時寫了很多關於左翼文論的文章，「思想和理論縝密深刻，文風有三十年代理論文章的潑辣和知性，和他渡台後在《中華雜誌》上的文風，判若兩人」（2004：41）。陳映真寫道：

陳映真意識到的與胡秋原先生「永遠隔著遙遠的距離」的感覺頗耐人尋味，陳映真又說，他從胡秋原文章了解到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和文藝自由論戰，再讀「中西文化論戰」中胡秋原的文章後，更能理解胡秋原「在文章中寫出來和沒有寫出來的部分」（2017a：209），這段話似乎也隱約告訴我們去理解胡秋原思想有其難度。陳映真的解讀是，雖然胡秋原思想經歷多次變化，但從他的台灣社會結構與性質論、新殖民地論和文學藝術論等來看，在方法上都留下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明顯印記（2017b：285）。我的想法是，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義論述因為貫穿了他各時期思想，同樣也可隱約歸納出「不可言宣」的左翼思考與實踐印記，特別是他在1940年代的民族文學論，更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反帝反殖民精神、光復初期台灣文學路向的探索，以及197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都相呼應。

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

胡秋原將鄉土文學運動看成是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中國人立場之回歸的新文學運動，希望以知識分子與民間的情感結構和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運動共同構成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以連結兩岸的共同情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秋原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內在於台灣的探討中國文化路向的思想史傳統，他努力匯聚了日據、光復、分斷體制中在反殖民、反威權、反民粹主義的進步思想資源，試圖要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運動與新文學運動接合到台灣的民族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也因為這個設想所遭遇到的頓挫，我們才明白和真切感受〈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這篇文章透露出的焦慮。1980年代中期以來兩岸曾有過短暫且斷續的文化交流，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左翼知識界對省籍問題、族群與民族主義也曾有過深入的討論，然而胡秋原試圖通過文學打通兩岸隔閡的這個思路，仍有待繼續深化與探索。

[1] 比如《文學藝術論集》上冊〈前記〉（1979b：1）。胡秋原的思想歷程自述還可參閱：胡秋原，1990，〈八十年來：我的思想之來源與若干心得〉，《中華雜誌》28（7）：52-56。

[2] 就政治認同的層次上，胡秋原當時仍主張與美國加強合作，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內的右派，以使中國不再受制於俄共。對胡秋原來說，中國反右運動中的「黨內右派」是「反俄愛國的共黨份子」。這反映出《同舟共濟》雖然是受限於冷戰時期的「親美反共」的語境，但胡秋原表明的是「反俄共」而不是「反中」，他仍是在民族主義運動框架中尋求中國的自主發展道路。

[3] 胡秋原的這個感覺與1947-1949年的台灣文學論爭中曾出現的「台灣文學先進論」有驚人的類似，參閱石家駒（1999：12）

[4] 關於這場新文學發展問題的論爭相關問題，可參閱陳映真、曾健民編，1999，《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