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 | 评钟有良《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文 | 李志毓

胡秋原是20世紀中國活躍的思想者與政論家。他一生著述頗豐，並對兩岸統一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但一般大陸學者對他的深刻印象，還是1930年代與左翼文學和國民黨法西斯主義左右論戰，反對政治干涉文學、主張文藝自由的所謂「自由人」代表。對於他一生的思想脈絡，及其思想在不斷回應歷史變局中的演進發展，則缺乏深入瞭解。

鍾有良先生的〈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一文，抓住了「民族主義」這一貫穿胡先生一生思考的核心議題，分析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複雜內涵，特別是在戰後台灣，經由參與鄉土文學論戰，「要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運動與新文學運動接合到台灣的民族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文化政治實踐（鍾有良 2021：XX）。對於兩岸知識分子理解胡秋原思想中的矛盾和變化，在兩岸分斷體制和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思考民族主義問題，反思當下殖民主義知識生產慣習，構想一種新的、統一的、健康的民族主義，提供了豐富的啓發。

理解胡秋原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首先遇到的一個難題，是解釋他從三十年代激烈的「反民族主義」到抗戰時期高舉「純民族主義」的思想轉變。鍾先生認為，胡先生早年的民族主義思想中，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視野和孫中山先生反帝、團結弱小民族的思想。胡先生通過對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認識到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暴力內涵。而三十年代初國民黨公開標舉法西斯主義，其「民族文藝」表現出極功利的政治宣傳和暴力性格，壓迫思想解放運動，其實質恰恰是一種「滿足帝國主義的慾望」，服務於「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反民族的文藝」。因而胡先生予以堅決反對。

評論人以為，鍾先生這一偏重於思想內在邏輯的解釋，是深刻而有說服力的。不過，正如鍾先生在文中提出「特定歷史語境變化」的問題，如結合更具體的時代背景分析，將更有助於理解胡先生的思想轉變。

1927年國民黨發動「清黨」，數千計的革命青年慘遭殺戮。1928年「訓政」體制下的國民黨，竭力壓制激進思想與民眾運動，奉行法西斯主義，視一切反抗行動為共產黨的煽動，殘酷鎮壓各種左翼組織。胡先生目睹青年的鮮血澆灌大地，對於當時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暴力性格」，應有深刻認識。他三十年代初對於國民黨民族主義的激烈批判，除對民族主義本身的分析外，也應與對國民黨的惡感有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國共分裂後，共產主義運動雖遭鎮壓，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人們對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思潮的探索卻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大量聚集在都市中的貧困的知識青年，既反對國民黨「清黨」，又不認同中共的工農武裝暴動，同時又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渴望探尋國家與社會的出路（李志毓 2019）。年輕的胡秋原先生應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胡先生在二十年代末留學日本時，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鄉、朋友，如楊玉清、徐復觀等人。他們都是窮困而傾心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將中國社會好好研究一番。胡秋原和楊玉清還在東京結識了辦《讀書雜誌》的王禮錫，開始為《讀書雜誌》投稿（楊玉清 2007：74，89）。胡秋原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介於國共兩種激進主義之間的許多進步青年的共同選擇。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家的主要矛盾，國共兩黨都放棄了原先的激進政策，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擁護國民黨的統一領導。胡先生此時放棄早年的批判立場，轉向「純民族主義」，探索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是符合當時歷史潮流的。

胡秋原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倡文藝自由論，反對「將文藝與政治混為一物」，遭到左翼文學陣營的攻擊。有許多批判是簡單粗暴的，批判者本人並無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只以抽象的階級理論強加於文藝現象，被陳望道（陳雪帆）稱為「以警棍主義加帽子主義取勝」（陳雪帆 1932：195）。這一現象也出現在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學對魯迅的批判中。但也一些批評是深刻的，例如瞿秋白說：胡秋原叫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不准侵略文藝，「而事實上，中國的，以及東洋西洋的統治階級，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都在用文藝做階級鬥爭的一種武器」（瞿秋白 1932：76-77）。魯迅也指出「第三種人」的主要問題在於：「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魯迅 1932：210）。這些批評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國共鬥爭激烈，各種政治勢力都力圖以「文藝」爭奪群眾、打造新興政治主體的時代，可謂切中了「第三種人」的現實困境。

图左：鲁迅《论“第三种人”》《文化月报》1932年第1卷第1期

图右：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1932年第1卷第6期

在中國大陸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文藝成了政權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政治機構和文藝政策對文化生產的規約，卻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文藝創作的單一化、模式化。文藝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聲筒，遠離了人的心靈自由與真實的社會生活。作為這種極端政治化的反動，在改革開放、特別是九十年代市場化全面鋪開後，知識界又出現了強大的「去政治化」潮流。人文學界日益流行著切割學術／政治關係的思維方式，以批判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作為知識前提，將「祖國」視為一種天然的「異化」力量。其流弊，將個人與國家對立起來，將「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截然二分，將「自我」降格為一種情慾化的身體存在，將捍衛自由窄化為張揚「小我」的私密與低微。既背離了「人的解放」訴求，也令「個性」追求喪失豐厚飽滿的質地，無力抵抗威權政治與消費主義文化的衝擊。

鍾有良先生以民族主義為胡先生的核心思想，在這一主題下重新討論胡先生關於文藝與政治（民族國家）的論述，使胡先生的思想對於大陸知識分子而言，獲得了全新的內涵。昭示了一種新的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的可能性。

抗戰後期，胡先生有感於「西方自由主義只求西方人的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提出「新自由主義」概念，用來描述一種理想中的個人與國家關係——「以祖國之自由為樞紐，外以爭人類自由，內以保國民自由」（胡秋原 1980：33）。在近代中國外爭國權，內爭人權的歷史鬥爭中，這意味著中國人民通過民族獨立運動，獲得與世界其他國家國民同等的權利與尊嚴。對內實現「民權」與「民生」理想，保障人的生存與發展自由。在這一理想結構中，國家對於個人不復是一種異己性的壓迫力量，祖國的強大是個人獨立自由的保障；個人也不再是現代西方個人主義想象中的情慾化、原子化個體，而是一個向歷史和未來、生活和政治開放的，有責任感的社會、文化主體。在這個意義上，胡秋原的「新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新民族主義」，亦是一種「新個人主義」。為我們打開中國革命的歷史遺產，思考一種關注心靈、關注個人的社會主義前景，提供了思想資源。

在今天台灣的語境中，重新思考民族主義問題，對於台灣左翼思想與社會運動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意義，評論人不敢驟下判斷，僅嘗試提出這一問題。據評論人粗淺觀察，台灣自與上世紀五十年代至解嚴之前的左翼思想和社會運動，仍對「祖國大陸」有著親切認同。那時台灣左翼的社會主義想象與兩岸統一是一體兩面的訴求。但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即使左翼知識分子，亦很難再分享這種心情。

2014年春天，台灣爆發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引發了的中國大陸與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激烈的認識衝突。雖然運動中不乏諸如保護勞工利益等進步訴求，但也包含著本土主義和強烈的「反中」色彩，更嚴重的問題是，所有左翼訴求和分析概念，都潛在導向反對中國的可能。反資本全球化、反殖民主義、崇尚自由多元、激進民主、公民社會、關注底層的左翼訴求，與區隔歧視、族群主義、排外主義、崇尚西方霸權、冷戰意識形態，在「反中」的政治效果上，殊途同歸。

這在大陸方面，實有必要反思中國的發展道路、政治體制、國家形象、自我認知、世界認知等一系列問題。而在台灣方面，左翼進步思想長期追求「超越」民族主義的糾葛，突破民族國家的「限制」，直接訴諸於社會自身的深度和「人民」主體性的建立，是否也為右翼的中國論述留出了趁虛而入的空間？台灣最激進、徹底的左翼思想，一方面以保衛社會運動和邊緣群體相對自主空間為首要任務，另一方面提出在整個東亞的歷史動力結構中，在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知識生產等各個層面深入開啓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反思。其進步性自不待言，卻有可能在同時退出了另一個戰場。

民族主義固然「落後」、「保守」，但仍是台灣歷史與現實政治中最艱難的議題。台灣的左翼思想有無可能在理論和實踐中收進民族國家的議題，重新開啓從台灣視角出發，對於「中國」原理的反思？推進關於新的中國民族主義內涵的闡發，對於新的中國民族主義文藝形式的探索？生產一種尊重個性、尊重差異性的「統一」的民族主義論述？這是令評論人深感困惑與關切的問題。1960年代胡秋原提出超越西方中心論的「超越前進論」，試圖在反西化、反俄化、反傳統的知識立場上探索獨立的中國文化路向。胡先生並沒有給出完美的回答。事實上也不存在一勞永逸的答案。但胡先生提出的問題和進行的思考，在今天仍有著嚴肅的現實意義，值得兩岸知識分子繼續追問和探索。

1948年，胡先生在內戰後期、國民黨政治思想一派污濁混亂的局面中，出版《思想、道德、政治》一書，說明他的信念：「無論我國家的命運如何惡劣，應毫不懷疑這偉大民族有其光明的將來，而在今天這混亂之局勢中，應不使我們的抱負和責任心，喪失其清明與勇氣」（胡秋原 1948：1），又說：「我希望中國在世界上保持獨立平等之地位，並盡中國人之智力，以貢獻於人類之文明」（4）。轉變中的世界，需要新的世界想象。中國對於世界的責任，不僅在於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也應是一個獨特的文明體，這一文明體的延續應對整個人類的文明有所貢獻。

陈映真（1937—2016）

評論人雖然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但囿於兩岸分斷體制，視野長期局限在中國大陸，對戰後台灣的歷史經驗和思想傳統都缺乏深入瞭解。鍾有良先生的文章，致力「內在於中國」探討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內在於台灣」思考統一的中國文化前途，對評論人也是一種教育。使評論人認識到，台灣在日據時期至今的曲折歷史與複雜政治變遷中，積累了深沈的反帝、反殖民、反威權、反民粹主義思想傳統。胡秋原、陳映真等思想者的長期奮鬥與扎實的思想積累，為兩岸人民進行統一的民族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兩岸知識分子應進一步發掘整理這些寶貴的知識、思想、精神資源，在構想一種更人道的、更健康的民族主義，建設統一的中國「新文化」道路上，共同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