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玛丽·斯劳特等｜后乌克兰战争时代的美国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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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柏林会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近一个月，将其称为划时代转变已有老生常谈之感了。这是自1945年以来欧洲的第一场全面的战争。数十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从未如此团结，甚至德国也意识到需要再度武装。

如今，战争的冲击使得拜登政府急于重写其国家安全蓝图。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用于阐述应对长期安全挑战方法的国防战略，原定于2月发布，现在已被推迟。当这份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安全文件的修订版被发布时，将反映出新的现实情况，也即，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安全，而战争的拖延使得这种改变仍无定论，特别是对于这一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拉近了中俄的关系，亦无确切结论。更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争在内的西方国家作出的回应，突然给外交政策战略家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战略工具组合，得以为将来规划所借鉴。

直到一个月前，美国的大战略似乎完全集中在中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这场战争将如何改变美国的大战略？我们请七位主要的外交政策家进行了分析。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拜登与马克龙“潜艇危机”’后首次会晤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大战略集中致力于维持欧洲、东亚以及波斯湾的力量平衡，波斯湾地区参与程度较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维持上述力量配置的能力造成了最深远的挑战，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展望未来，拜登政府不应因为乌俄问题，便将其注意力从重建国内实力与平衡中国力量这一更重要的任务上转移开。

乌克兰战争表明，由欧洲为其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程度的责任，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这场战争给欧洲人敲响了警钟。欧洲人曾以为，基于既有的国际法规范、国际机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现状，加之美国的安全保障，欧洲大陆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俄罗斯的行动残酷地提醒我们，硬实力仍然无比重要，欧洲自诩为“公民强权（civilian power，或译为柔性强权）”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英国、芬兰等各国政府都作出了有力回应，不同于以往的预测——欧洲内部将出现战略混乱而导致欧洲大陆无法有效地应对共同威胁——即使持和平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德国也不例外。

这场战争也暴露了俄罗斯长期以来的军事缺陷。尽管经过数月的计划和准备，对普京来说，俄罗斯对实力较弱的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场令人尴尬的失败。无论普京可能期待何种结果，目前很明显的一点是，俄罗斯根本没有强大到可以还原帝国状态的地步，而且随着欧洲的复苏，其实力将愈显势微。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制作的俄军对乌军事部署图

此外，即使俄罗斯能够凭借残暴战术和人数优势迫使乌克兰投降，俄罗斯的实力也将继续下降。只要普京继续执政，欧洲和美国都不会与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现在实施的制裁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削弱已经饱受打击的俄罗斯经济。若俄罗斯在基辅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将会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土地上驻扎大量士兵，并面临占领国军队通常会遇到的顽固叛乱。而每一个被部署到乌克兰的俄罗斯士兵都不能被用来攻击其他任何人。

底线在于，欧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未来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潜在实力一直远远大于其东部的威胁。这些国家人口总数几乎是俄罗斯的四倍，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十倍以上。即使在战争之前，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每年的国防开支也是俄罗斯的三至四倍。随着俄罗斯真实军事力量的暴露，各国对欧洲自卫能力的信心应该大大增加。

基于这些原因，乌克兰战争是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重新设计分工的好机会，美国关注亚洲，欧洲自行承担主要的防御责任。美国应该放弃长期以来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反对立场，积极帮助欧洲同盟实现部队现代化。北约下一任最高盟军指挥官应当是一位欧洲将军，而美国领导人应该将美国在北约的角色限定为最后防御者，而非作为第一反应者。

将欧洲安全移交给欧洲的进程应逐步进行。乌克兰局势问题仍未解决，欧洲的防御能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从长远来看，美国、北约和欧盟还应该努力构建一个不排斥俄罗斯的欧洲安全秩序以增强欧洲的稳定性。这还须有待俄罗斯的新任领导，但应该作为现在点明的一个长期目标。

9·11事件

9·11事件后，美国被迫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所谓的反恐战争，并被误导而进行了对中东的改造。拜登政府今天绝不能犯类似的错误。乌克兰问题不容忽视，但它并不能成为美国在当前危机解决后对欧洲作出更深承诺的理由。中国仍然是其唯一的竞争者，而成功地开展这一竞争应该仍然是美国的首要战略任务。

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研究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二战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可能会使人想起20世纪欧洲的残酷历史，但美国及其盟国作出了21世纪式的回应，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同时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与一个核大国冲突升级而作出的调整，也是一次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争打法与大国地位定义之传统的大胆尝试。美国没有实际占领土地，而是展开金融征服与经济破坏。这是一次虚拟而非实际的围困，但目标都是迫使俄罗斯屈服。

这可能永久地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策略，对美国的战略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这一结果是不确定的。过去通过制裁手段没有或很少带来政权的更迭或战争的结束。正如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大规模的制裁也没有带来明显的胜利成果。西方国家将发现，制裁并非没有后果，甚至会有伤亡。制裁引起的物资短缺与物价飙升将对欧美经济造成困扰。平民，尤其是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平民，可能会因为食品价格暴涨而面对死亡，或因房屋断电而忍受酷热或寒冷。

美国以一场二十年的战争造成阿富汗如今困境

但是，如果美国取胜，且经济战迫使普京撤军甚至失去权力，那么它将从根本上重塑大战略、联盟的性质以及大国的等级制度，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将以一种新的霸权手段重新确立主导地位，并通过使其他挑衅者意识到自己难以免受经济与金融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从而产生威慑效果。它将预示着一种新的非军事军备竞赛，各国竞相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区域商业区，重新配置经济力量以达平衡。最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将重新定义大国的含义以及未来冲突的性质。

中山俊宏（Toshihiro Nakayama），庆应大学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教授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将会更多地改变地缘政治的观念，而非地缘政治的现实。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可以被视为短期挑战，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是主要威胁。如何平衡这两者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注意力往往被吸引到此时此刻，但我们必须维持战略重点。我们可以期待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发生重大变化，前提是世界还没有被带入地狱。

然而，美国的注意力不得不被移转至欧洲战线。面对俄罗斯通过使用武力重新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以力量来对抗。即使是欧洲，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明显加大，也重新发现美国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德国对其防御态势的检讨就是基于这一前提。

美国不具备对两个领域作出全面长期承诺的行动能力，也不具备持续关注能力。但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美国对这两个领域做出承诺。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在欧洲与印度洋-太平洋战线上的盟友伙伴将别无选择，只能更积极地投入。好消息是，有迹象表明这已成为现实。

美国将不会直接干预乌克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北约成员与非北约成员之间有一条明确界限。虽然这种逻辑不能直接应用于亚洲，但毫无疑问，美国的信誉被如何看待将取决于美国在乌克兰的行动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国”智库首席执行官

关于普京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共识是，我们正处于全球事务的拐点，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普京获胜，他将改写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则。这种行动的程度与以往相比是否产生了质的改变？

2014年普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违反了国际法，当时他制造了克里米亚事件。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也违反了国际秩序的统一规范。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期间都入侵了自认为属于其势力范围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提升为其安全政策的焦点的愚蠢性便愈加明显了。美国本应首先关注欧洲，建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议程，并尽可能地将其扩展到整个大西洋半球。与中国竞争的最佳方式，是认识到被欧美视为“后院”的大陆应该得到更优先级的待遇。

俄乌问题强调了欧洲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作为经济、道德和法律问题上的盟友更是如此。然而，欧洲却有不同看法。尽管俄罗斯的行动似乎正在说服欧洲主要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拉近与美国的关系。相反，他们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一个欧洲可能无法依靠美国支持的未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曾谈及购入新一代战斗机与坦克，但坚持认为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与其欧洲伙伴共同建造。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北约的敌意以及美国政治体系的持续失调使欧洲领导人感到不安，即使他们对拜登政府积极的外交举措表示赞赏。

美国应鼓励欧洲为发展更强大更协调的泛欧防务所做的一切努力，同时拜登政府应推进新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条约以及数字共同市场。美国还应该鼓励加强欧洲与南半球国家的关系，即使承认这些关系往往带有后殖民主义的包袱。而在普京下台后，美国政府应该支持欧洲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新安全架构，或许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相互交叉重叠的防务合作圈。北约永远不可能延伸到太平洋一带，所以应该寻求其他框架。

北约东扩图

事实上，这一重新规划的美国大战略将把民主国家放在中心位置，但不应将其目的设定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相反，西方应该关注民主和法治的许多优势，如个人能动性、自治、透明度、问责制、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在人权受到侵犯时的追索途径。当然，将这些价值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会迫使其更有必要首先在国内实现这些价值。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和中国同等视为威胁，与其不同的是，2021年拜登政府的临时指导意见主要侧重于中国，拜登总统甚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伸出了橄榄枝，寻求一种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便于美国政府专注于其在印太地区的优先事项。

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行动使人们对拜登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倾斜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资源来同时应对欧洲和亚洲的挑战？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俄罗斯在欧洲构成的威胁可能迫使拜登放松中美对抗。

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中国的帮助，以阻止普京的战争，但2月4日中俄联合宣布的“无限制”伙伴关系使拜登无法在欧洲或亚洲战场之间做出选择。此外，中俄的地缘政治轨迹建立在对美国的深刻不信任之上。中俄任何一位领导人与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单独和平的空间似乎都很小，况且俄罗斯被削弱的前景可能会使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同时面对来自两国的挑战，那么它必须增强其盟友的能力，并使亚洲与欧洲的责任分担安排现代化。幸运的是，拜登政府的大战略有如此操作的足够空间。它特别强调建立一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说的“由灵活的伙伴关系、机构、联盟和国家集团组成的格状结构”，这已经在亚洲获得了相当大的吸引力。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所说，美国在亚洲形成了“五四三二”的格局，即强化“五眼联盟”，兜售“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对拜登政府在亚洲的格局，没有比这更好的批注了。由于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欧洲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长期休假”已经结束，欧盟终于准备好为自身防御付诸更多行动，其中包括德国重新武装的历史性决定。

美国的“四边机制”

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友在确保其本土免受俄罗斯威胁方面承担更多责任，那么美国政府就没有理由因欧洲安全问题而降低对亚洲的关注。与欧洲人最近的顿悟不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特别是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已经准备好为亚洲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洲和欧洲都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平衡。但是，通过加强自身安全建设，它们有助于提高美国国内对这两个地区作出持续军事承诺的政治支持。通过促进其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增加政治发言权，美国可以在其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亚洲和欧洲建立持久的地区力量平衡。美国与一个共担安全责任、得到赋权的联盟，将使亚洲和欧洲更易于探索对近期遏制与长期和解的平衡。这一结果能够加强美国大战略的持久目标，即防止任何一个地区被一个大国所支配。

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长兼首席执行官

俄乌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揭示了欧洲安全秩序的薄弱状态，同时促使其进行改变。普京长期以来宣传反对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宣称这一自由民主浪潮将给俄罗斯利益带来的风险。他曾两次试图阻挡这一浪潮，第一次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第二次是2014年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对乌克兰展开的第一次攻击。

欧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了因此产生的战略模糊性。至少在普京搬出克里姆林宫之前，让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而受到持续的温和制裁，同时慢慢增加对北约和本国国防的投入，这似乎是一种持续却不太尽人意的现状。总的来说，俄罗斯似乎是全球安全架构中的一个小角色，它干涉选举，偶尔进行网络攻击和有针对性的暗杀，并重新介入世界各地的不稳定国家。

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期间停滞不前的努力后，这为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建设地缘政治轴心创造了空间。这一轴心加强了美国与该地区主要盟友的安全关系，从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国伙伴关系到三方安全联盟“AUKUS”（Australia-UK-US），使其在不同层次的强度上正式化。

美国的印太战略也需要对中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美国对技术转让进行了限制，并因相关事由对其实施制裁。对于拜登政府而言，现在是时候表明世界没有进入中美两极对抗，而是进入了民主世界与两国之间的全球较量。

将两国一起纳入西方的制裁轨道，将使这两个大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场危机中，将中国与俄罗斯分开的尝试将是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公开的经济支持，对中国进行二次制裁的威胁将给美国更广泛的战略带来重大风险。中国市场将继续对欧洲和亚洲国家发挥重要作用，而俄罗斯经济则不然。如果冲突不仅发生在西方和普京之间，而且发生在西方和中俄之间，那么维系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联盟就会困难得多。

很少有国家愿意跟随美国回到这样一个严酷分裂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是使俄罗斯因其对一个主权邻国的军事行动而被孤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免美国的战略负担，即必须处理与盟国的两场冲突的风险，而盟国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比俄罗斯在欧洲单独构成的威胁要矛盾得多。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俄乌战争

俄罗斯对乌行动给美国战略带来的教训很简单，即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比道德上的绝对主义观点更能维持和平，后者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后果。

当然，俄罗斯的行动必须受到谴责。然而，那些鲁莽地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促使西方国家提供武器的人，对于将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羔羊”引向屠宰场并造成大规模全球动荡，也应当承担一些道德责任。如果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等主张地缘政治实用主义的人所提出的警示得到了认真对待，那么所有这些痛苦和折磨本都可以避免。

参与印太政策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的最大思维转变，是放弃黑白分明的政治视角，这一视角导致他们只与盟友伙伴合作，例如AUKUS或者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相反，美国需要学会在地缘政治上采取务实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集团展开合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

在制定未来战略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俄罗斯尽管扮演着能源供应国的角色，但其经济只是轻度融入了欧洲的地缘经济空间，而中国的经济则完全融入了亚洲。例如，202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几乎是其与美国贸易额的两倍。

美国印太战略的批评者正确指出的是，这一战略的漏洞是缺乏长期经济政策。这一漏洞甚至大过这一现实，即美国无力制定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致的地缘政治务实战略，而这些国家对将中国纳入其区域集团却没有异议。事实上，他们认识到，将中国纳入多边集团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能够阻止亚洲战争的爆发，那么它将远远优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道德绝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