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毛主义运动”的幽灵

尼泊尔人民解放军第一师司令部，摄于2008年11月

文/汪晖

幽灵是一个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但马克思用它描述正在生成的、现实的运动。幽灵无处不在，但同时也被“光明”所压抑。在南亚，“毛泽东主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无处不在却很少被言说的幽灵，它的力量时时突破媒体的封锁，在一些边角的消息中裸露令人不安的形象。在后革命的氛围中，“毛主义者”是谁？

王静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作者深入历史脉络，纵观世界变化，对印度和南亚持续不断的、在“毛泽东主义”旗帜下展开的、现实的（而不是理念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多面探究，将历史探讨、理论分析和对运动的战略得失的评估融为一体。迄今为止，这是我在中文世界所见到的有关这一运动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书。

1989-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标志着19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为标志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式微。在西方和中国，这一转折也被冠以“历史的终结”的名号。与之相匹配或呼应的，则是“文明冲突论”的到来，后者将历史变迁的范式从意识形态的对峙修订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判断从不同的方面宣布了20世纪政治的终结——民族解放、国家与革命、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等等从此成为不合时宜的命题。伴随这一“终结”的进程，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主要由社会主义运动构成的屏障，进而对所有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进行重组和支配。在当前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形态是突破一切政治形式的差异，实现其重构新型等级制的全球主义大业：对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一党、多党、议会政治，以及在冷战时代尖锐对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是难以调和的政治形式，它们全部可以被驯服为同质性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形态。在国际范围内，伴随冷战的“终结”和国际主义政治的退潮，“三个世界”的范畴日渐失去其政治含义，人们更习惯于在南北关系的范畴内将不同世界之间的政治对立解释为贫富差距。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声势浩大，但力量微弱；由于“三个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的蜕变，这些发源于中心地区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地区的衍生产品政治面目并不一致，其中一些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入旧的冲突结构之中。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这些反抗运动对于上个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屑一顾，在主流媒体的包围和渲染中，一些擅长各种最为进步说辞的领袖人物经常沦为虚假的“反抗者”。他们的功能毋宁是为金融化资本主义扫清上个世纪残留的最后障碍物。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可谓逆流而上，将焦点对准了与上述宣称和运动截然相反的历史实践。

尼泊尔毛派游击队【来源：网络】

也在上述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降“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以及他们分别打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等等的旗帜，的确是一个“奇观”。称之为“奇观”包含两层意义：第一，1989-1991年的巨变以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败为标志，各国共产党或者瓦解、更名，或者蜕变为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由共产主义运动所催生的政治形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相处融洽，甚至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更新、跨越难以克服的危机的主要动力和制度保障。南亚“毛主义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回应，但与发达国家的反抗运动不同，“毛主义运动”毫不迟疑地宣布他们与20世纪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继承关系；如同王静所说，他们致力的是“解决第三世界的农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毛主义运动”而言，不但种姓制度、土地关系、民族独立等问题仍然构成斗争的中心问题，而且反帝反封建等20世纪的基本命题依旧是有效的政治语汇。需要说明的是：在“毛主义”旗帜下的运动难以一概而论，秘鲁、哥伦比亚、菲律宾、土耳其等地的运动与南亚的“毛主义运动”在理论形态、行动方式和社会基础等各方面均存在重要的差异，很难等量齐观。即便在南亚地区，尼泊尔的“毛主义政党”相继领导和推动的“持久人民战争”也区别于其他“毛主义运动”的规模和方式，的确构成其在特定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所以构成了“奇观”，也恰恰由于当代思想和学术集中于观察全球化、中国崛起、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等等，即便是批判性的思想也相信20世纪已经终结，不再存在以革命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阶级到民族，从独立自主到国际主义，无不成为反思和解构的对象。我们在当代思想的脉络中，几乎找不到"毛主义运动"的痕迹。在西方，如果没有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的文章，“毛主义运动”几乎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毛主义运动”之为“奇观”，并非由于其罕见或规模弱小，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历史终结论”的视野中观察我们置身的世界——即便对于许多明确拒绝“历史终结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毛主义运动”的规模、持久程度、斗争的激烈性，都远在各种“占领运动”之上，其政治创新及其成功与失败均值得认真总结。“毛主义运动”与发生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区域的各种“占领运动”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当代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高度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不能简单地置于时间性的关系中加以把握，而应在一种共时性的全球局势中加以分析。正像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一样，“毛主义运动”经历了和平抗争、武装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实践与理论辩论展开路线斗争，在分裂与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政治团结。与工农相结合，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之间在革命运动中的相互转化，无论是出身底层的被压迫者，还是出身上层的精英人物（毛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多半是出身婆罗门但背叛本阶级的反叛者），都在这一运动中经历了阵痛与转化。分裂、团结、再分裂、再团结，意味着这是一个结合实际进行自我转化的痛苦过程，一个需要淬炼出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很难在当代各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中找到对应物——这些运动通常短暂、碎裂，基于直观的利益和主流的价值，由于缺乏重造主体的过程（一种通过自己反对自己进而形成新的自我的过程）而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社会斗争。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毛主义运动"从未像各种“占领运动”一样，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死斗争从未成为我们思考自己置身的世界的必要参照？为什么甚至对于留心和关注这场运动的人们而言，这些真实存在的运动也仍然让我们有一种“奇观”之感？

我对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关注起源于我的一些印度朋友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著名的学者，在1960-1970年代经历过各自的“毛派”时期，但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很少提及这段经历了。2002年，我第一次访问印度，在班加罗尔开完会后，应老朋友帕瑟·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邀请，去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所（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简称CSSS）访问。CSSS是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的大本营，查特吉本人则是继古哈(Ranajit Guha)之后这一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的“庶民研究”集中探讨印度农民运动，开创了一种不同于甘地主义的左翼思想脉络，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其主要思想资源；但伴随着第二代的崛起，典型的问题已经是有关“庶民能否发声”的反思，而不再是有关农民运动的研究和战略性分析。新二代“庶民研究”与美国学院在199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潮流桴鼓相应，以农民和原住民为主要成员的当代毛主义运动已经很难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有一天，我正在CSSS的办公室看书，CSSS的一位长者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我们聊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印度的关系。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摞白皮小册子，其开本和版式很接近于中国六、七十年代发行的那些白皮书，但纸质更黄一些。他说这些都是他保存的六、七十年代围绕中苏论战而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展开政治辩论的文献。这场论战也导致了印共（马）的分裂和印共毛派的崛起。事实上，包括查特吉在内的一些庶民研究成员，年轻时就是带有毛派色彩的知识分子，但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大转变，在我访问加尔各答的时期，绝大部分已经对自己的毛派思想进行了自我清算。我面对的这位长者显然对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向有所批评，在一种落寞和怀旧的心境中，他慷慨地将这些小册子全部送给了我。

带着这些小册子和在加尔各答期间形成的问题，我在德里的一次聚会中再度谈及中国革命与印度的关系，将毛泽东与甘地作为亚洲回应现代性问题的两条路径加以对比。在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印度朋友能够流利地用英文背诵毛主席语录。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深藏在记忆深处却又在瞬间被激发的政治激情。触发这些记忆的，并不仅仅是我的演讲，更重要的或许是发生在印度丛林中的斗争、西孟加拉邦因建设经济特区而引起的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以及印度政府对于这些农民和原住民运动的暴力镇压。那时我已经读到过一些有关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报道，也自然地问及他们的看法。由于印度毛主义运动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即便是批评政府暴力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如何定位这一运动的问题上，也大多欲言又止。在20世纪，革命运动常常伴随着暴力斗争，但存在着将致力于改变基础性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与暴力和恐怖行动加以区分的理论和实践。事实上，20世纪革命运动不但在政治上对于单纯的恐怖行动经常给予谴责和否定，而且也在理论上形成了对于暴力的政治分析。但在当代的语境中，伴随革命运动与暴力之间的区分日渐模糊，有关暴力的政治-历史分析让位于拒绝理论分析的暴力（几乎与恐怖一样）范畴，以致人们很难对暴力现象进行政治分析。

阿兰达蒂·洛伊(左)正对游击队队员进行采访。【来源：网络】

那次我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CSDS)发表演讲，《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的作者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也在场，朋友们介绍说她曾写过有关印度毛主义运动的近距离观察，但我们没有机会交谈。不久之后，罗伊和我的另一位印度朋友、作家兼记者潘克杰·米西拉(Pankaj Mishra)来北京访问，在万圣书园的咖啡馆里，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西孟加拉邦农民暴动和印度毛主义运动的长谈。罗伊提到一些军火库的武器已经被农民掌握，对局势十分忧虑。在她看来，当代“毛主义运动”并非统一的、有理论指导的运动，毋宁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和原住民的集聚，他们使得早已式微的“毛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旗帜。她没有谈到当代“毛主义运动”与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内部分裂之间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对当代印度毛主义运动有一个概观式的了解。

在中国媒体中，时不时也能看到一些简短的、转发自外媒的有关毛派袭击警察哨所等等的报道，却很少提及印度政府调动军队对毛派游击队进行大规模镇压，至少6000人被杀。2010年，我重访印度，那时已经读到过两篇罗伊所写的关于毛派游击队的文章，因此计划在访印期间随她一起深入丛林，走访那些反叛的、难以被知识分子的文字命名的原住民/农民/游击战士。但就在临行之前，她因卷入克什米尔问题的争论遭致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探访“毛主义者”的计划不得不暂告中止。2012年2月，我去德里参加国际社会学学院世界大会(IIS World Congress)，约她见面讨论毛主义运动问题。那次谈话之后，罗伊送了一本她的有关毛主义运动的新书《与同志们同行》(Walking withComrades, Penguin Books 2011)给我。这本小书汇集了她历年所写关于毛主义运动的文章，以生动的笔触，第一次将这些“同志们”及其斗争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在她的叙述中，而不是在印度学院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毛派反叛者不再只是作为主流媒体、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中的“恐怖分子”，而是作为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思想传统和现实关切的反抗者，进入了读者的视角。罗伊对毛主义运动的关注与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持久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她第一次访华所谈的毛主义运动到她最终发表的这些文章，她自己对于毛主义运动的观察也愈益具体和深入。在印度的语境中，她对这场运动的调查和报道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激情才能完成。这本闪烁着思想光芒和文字魅力的著作常常让我反思学院知识分子的貌似周全、实为回避的“审慎”。

在德里谈话中，我提及了我在尼泊尔与毛派的交往。2008年4月，尼泊尔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成为第一大议会党团；同年8月，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当选总理，并成立了以尼共（毛）为首的联合政府，尼共（联合马列）、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等取向极不相同的政党成为联合执政的政党。那年的11月间，我应一家民间学术机构的邀请，访问尼泊尔，得以与尼泊尔各派政治人物见面、交谈，并深入尼共（毛）控制的解放区考察。除了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的主要领导人尼帕尔、卡纳尔等，我们也拜访了偏右翼的大会党的资深领袖、前首相柯伊拉腊，以及后来在逼迫普拉昌达下台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总统亚达夫。

在与罗伊的谈话中，我们谈及普拉昌达的下台和刚刚当选总理的巴特拉伊。我访问尼泊尔时，巴特拉伊担任财政部长，在他的办公室，我们也有过交谈。在“十年人民战争”中，巴特拉伊曾因其过度的亲印立场而被革职，但议会道路时期又被重新启用。实际上，巴特拉伊与普拉昌达的路线分歧在我们访问尼泊尔时就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他原是尼泊尔人民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领导人之一，曾于1994年率领部分成员参加大选，但未能获得任何席位。1996年2月，巴特拉伊向谢尔·德乌帕提出有关“民族主义、民主与民生”的40点要求，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即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被首相办公室拒绝，他转而与普拉昌达结盟，共同宣布发动“持久人民战争”。

罗伊告诉我：巴特拉伊的妻子是她早年的同窗好友。事实上，尼共（毛）的领导人大多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巴特拉伊如此，普拉昌达也是如此，他们与印度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王静所说，“尼泊尔毛主义运动是在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1971年，受到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鼓舞，尼泊尔东部特莱平原地区的贾帕县尼共青年党员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柯西区域委员会（后改称ML即尼泊尔全国革命委员会）。

1971年5月16日，这些青年激进派在贾帕县的吉米尔噶边村（Jymirgadi）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牺牲。这是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的前身。”或许可以略做补充的是：印度共产党在1960-1970年代有过两次大分裂，即1964年围绕对国大党的态度而分裂为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支持，后者反对。1969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发生分裂，形成了印共（马）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者就是领导“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毛主义者”。印共（马）的分裂与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有明显的联系。2008年11月6日，在会见了普拉昌达之后，我们与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司令、新政府国防部长巴德尔在一家中餐馆晚餐，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巴德尔年轻时留学苏联，专业是农业技术，中苏之间激烈而持久的论战在留苏学生中间引发了辩论与反思。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巴德尔转向了毛主义，成为“北京派”的一员。在“十年人民战争”中，这位农业专家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尽管当代“毛主义运动”的脉络可以追溯至1960-19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但这一运动的再度崛起主要是1990年代的故事，它既是20世纪未竟事业的延续，更是对南亚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应。当代尼共毛派的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996年起义为开端的“十年人民战争”阶段和从2006年转入参与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时期。2008年11月6日上午，经过事前安排，我有机会随同几位朋友一道去拜访普拉昌达，原定会见时间是半个小时。在他的官邸坐定后，我首先提问，一连讲了四个问题，普拉昌达非常认真地对每一个问题做详细解释，结果那个上午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

汪晖老师对话普拉昌达。照片后方墙上那组头像是在"十年人民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摄于普拉昌达总理办公室。

我所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的关系。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路径，人民民主虽然也会采用统一战线的斗争方略，但不会改变夺取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战略。中国革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中共与法共、意共的政治辩论中也一再触及这个问题。就我所读过的普拉昌达的政治论文来看，他的人民民主的理念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发的思想一脉相承，所谓“普拉昌达道路”是尼共（毛）在人民战争时期形成的，其基本宗旨是人民民主。但在2006-2008年期间，也正是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毛）转向了“融合理论”和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不但引发了尼共（毛）的党内分裂，而且也在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和毛主义政党之间激起了尖锐的理论辩论。这或多或少有些接近于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昙花一现的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讨论。我问普拉昌达：基于20世纪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可调和性，为什么他认为议会政治与人民民主是可以融合的？尼共（毛）的转向是否意味着放弃了人民民主的宗旨？

普拉昌达的回答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人民战争的实际进程，尤其是加德满都围困战的失利，这是转向和谈和议会政治的契机。他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当时已经占据尼泊尔的大部分国土，尤其是乡村地区，军事上并非没有夺取加德满都的可能，但即便如此，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依然十分困难，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印度不可能容忍尼共（毛）通过战争取得政权，势必进行帝国主义干涉。他举出了美国和印度在人民战争期间和加德满都围困战时期对于政府军的支持和直接干涉。一方面是美、印霸权，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壁上观，这一严峻的国际局势使得尼共（毛）难以重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道路”。其次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即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这一时代的民主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实际上，早在2003年，尼共（毛）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发展21世纪民主》报告，提出“当所有党派都在反帝反封建框架下，和平的多党竞争是存在的。”对于尼共（毛）而言，多党竞争的前提是“反帝国主义干涉和反封建的特定宪法框架”。这一转向在南亚毛主义运动中势必引起争议，印共（毛）在与尼共（毛）辩论时说：“在两党双边会议中你们党也曾说过，你们所谈及的和平竞争是在后革命时期而不是在此之前出现的。但之后，你们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多党竞争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开始采取规避和模糊的姿态。与七党联盟达成十二点共识之后，你们党对此的态度又转了180°的弯，你们宣称，你们党准备与其他买办封建政党竞争！你们渴望通过与这样的政党和平竞争发什么样的民主？这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理解范畴。”（《印共（毛）写给尼联共（毛）的公开信》,2009年7月20日）普拉昌达在谈话中没有谈及尚未公开化的来自印共（毛）的批评，但他显然也在回应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的第三个方面，即人民通过选票选择了我们，我们有权利去推进人民民主的宗旨和方针。换句话说，对他而言，议会民主和选举只是在人民战争无法继续推进的条件下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回头来看，我对此都是怀疑的，历史也在继续证明两者之间的难以调和。

我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军队改革。尼共（毛）执政后，参与议会的其他七个党派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议题，其要点是不同意人民解放军与政府军两军合并，而是先解散人民解放军，至于个别战士重新入伍也须按照相应条例进行。右翼的大会党坚持这一观点，尼共（联合马列）也反对毛派保留人民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与柯伊拉腊的会谈和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的会谈中，他们分别谈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在混乱的议会政治中左右联手拖垮尼共（毛）执政局面的开端。尼共（毛）面对的问题与1945年国民党针对中共军队和根据地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几乎完全一样。这也是在议会政治逻辑下必然产生的问题。我问普拉昌达：人民解放军经过了“十年人民战争”，在广阔的乡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和教育农民；人民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斗争，而且也是“宣言书”；经过人民战争的人民解放军也并不仅仅是一支军队，它是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如果说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进程，那么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进程的有生力量，没有这个力量，革命政党走向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在接受了议会政治之后，如何面对来自议会各党派关于取消解放区、解散人民解放军的要求？

普拉昌达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否认会解散人民解放军。2006年停战之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人民解放军不但停止了军事进攻，而且也将武器就地封存起来。尼共（毛）及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相信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然可以取回武器，重走人民战争的道路，但事后看这也不过是幻想而已。（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马来亚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解散了人民军队，当他们试图重新拿起武器时，局势已经大为不同了。）从普拉昌达对制宪会议的期待及21世纪民主的理解来看，他并没有重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准备和决心。在与他会见之后，由尼共（毛）中央的安排，我们前往人民解放军第一师所在的山区根据地访问。尽管放弃了武装，人民解放军仍然坚持军事训练，那些贫苦的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战士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态度庄严，纪律严明。我几乎要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解散的断言了，但在回程的途中，我一再地提醒自己：这支军队可能不久将不复存在，而以这支军队为主力的社会解放进程也势必遭遇巨大挫折。这一预感不久之后即被证实：在担任总理的短暂时期，巴特拉伊迅速地解散了人民解放军，退还人民战争期间“被侵占”的土地。就在那次印度访问期间，在一家报纸的边角上，我读到过一则关于巴特拉伊被控“印度间谍”的传言。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正如中国革命时期一样，尼共（毛）的政治路线分歧与地缘政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正如王静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的，南亚问题的核心是极端不平等的、对普通农民形成严酷压制的土地制度和种姓制度，而印度和大多数南亚国家恰恰都没有经历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与这种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中国革命与南亚独立运动的主要区别恐怕就在这里，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作为两种回应现代性挑战的亚洲路径之间的差异也在这里。无论在印度乡村还是尼泊尔乡村，都可以看到许多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无地农民，他们靠出卖劳动勉强生存。占尼泊尔人口65%的贫苦农民仅有全部可耕地的10%，相反，仅占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65%的耕地。贫富分化与种姓制度相互支撑，少数民族和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土地关系和种姓制度提出的挑战的，不是大会党的改革，而是尼共（毛）所推动的“十年人民战争”。在根据地，尼共（毛）通过人民战争推进“耕者有其田”及免除农民债务的土地改革，许多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尼共（毛）还大力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我在人民解放军中看到许多女战士、女指挥员和大批的少数民族战士，他们来自底层，饱受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剥削和压迫，而在人民军队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尼共（毛）加入议会，参与多党竞争之后，如何处理“十年人民战争”中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却成为议会斗争的焦点之一。制宪会议是妥协的结果，宪法承认私有产权，而除尼共（毛）之外，其他各党派均不承认尼共（毛）在人民战争中推进的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他们通过法律方式和政治压力追究尼共（毛）成员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问题是：在转向议会政治之后，尼共（毛）如何处理其他各党派提出的向地主退还土地的要求？尼共（毛）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

普拉昌达显然理解这一问题对于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意义。他在谈话中明确地拒绝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关于退还土地的要求。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恢复重建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见面讨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或高级指挥员。按照他们的看法，土地改革的成果不但不能退还，而且还应该在尼泊尔全境推广土地改革。但伴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和人民解放军的解散，土地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保障。这一点甚至不用等到尼共（毛）下台就已经很清楚了。

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宪法与联邦制问题。2006年“十年人民战争”结束，2007年1月，《临时宪法》颁布，临时议会组建。临时议会首先剥夺国王行政权力，确定由首相暂代国家元首职务，掌握行政。两个月后，临时议会通过临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在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12月通过的第三修正案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由制宪会议首次会议正式核准。如今的尼泊尔共划分了东部、西部、中西部、中部、远西部等5个经济发展区，下辖14个专区。2008年毛派执政后，面临如何组建联邦的抉择。尼泊尔经过民族识别，起初认定了62个民族，此后降低至58个。人民战争时期，许多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加入人民解放军，尼共（毛）倾向于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与此同时，尼泊尔社会围绕与印度接壤的马德西地区的地位问题存在巨大争议。印度独立后，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些做法，例如通过《印尼友好条约》，确认尼印边界开放，致使大量印度人定居尼泊尔境内。马德西地区就是印度裔和印度人聚居的地区，土地富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是议会八大党派之一，他们坚持要求马德西地区作为整体加入联邦。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联邦制是否适应尼泊尔的国情，如何实行联邦制（以地区还是族群为主要依据），各邦规模如何，马德西地区的地位怎样确定（作为整体，还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

普拉昌达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强调尼泊尔不是采取单一制，而是采取联邦制，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他解释了尼泊尔的民族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角色及地理区域的条件，最后集中地回答马德西地区的问题。马德西地区是尼泊尔最富饶的平原地区，集中了大量印度裔居民和印度人，由于开放边界，印度的影响通过这一地区直接渗入整个国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坚持将马德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联邦，这对尼泊尔的独立、完整和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至少在当时，尼共（毛）希望探索其他方式处理马德西地区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和渗透。毛派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平衡印度的干涉，但在尼泊尔，这是一个极为敏感、随时可能触动印度神经的问题。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来外交学会举办的活动中，普拉昌达的助理特别安排了电视台对我做专访，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尼泊尔面临霸权国家的干涉，中国是否支持尼泊尔的自主发展？

在会见结束时，普拉昌达意犹未尽，他说这些问题触及了尼共（毛）所面临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并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会对尼泊尔的问题如此熟悉？实际上，我对尼泊尔的了解十分有限，所提的问题全部基于我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类似环节的理解。我因此想到：从印度、尼泊尔和南美国家的社会斗争和转型的视野回望20世纪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有待开掘的课题。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运动”在“毛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但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的转型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所带来的后果。在离开普拉昌达办公室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毛派执政的不明前景。但我同时相信，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尼共（毛）的抉择，他们对于时代变迁及其对运动的影响的感受是真实的，简单地重复过去的道路的确没有前途，问题是如何在变动的条件下，坚持基本价值，探索可行的战略和战术。例如，南亚毛主义运动中的“议会道路”和“武装斗争道路”的辩论固然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路线辩论的延续，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霸权形态的力量也是催生这一辩论的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因此，需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亦即属于21世纪的）、能够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治形式。这一探索不仅对于尼泊尔或南亚地区，而且对于处于普遍政治危机的当代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静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印度扩张主义和各国统治阶级对于毛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1986年7月，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美国军事智囊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的“低烈度战争”理论及其实施，

就思想控制而言，这场“低烈度战争”并未局限于南美或南亚，毋宁说是一场遍及全球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中对于媒体和舆论的控制就是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王静所提及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更加深了这场“低烈度战争”的严峻性：

换言之，席卷当代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并未改变压迫和剥夺的基础结构，对于无法占据技术革新前沿的边缘区域而言，霸权国家和统治阶级进行技术操控的能力反而因此更加严密了。

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低烈度战争”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外部挑战，那么，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力量则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内部挑战。从19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开始，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和政治分裂就始终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革命同样如此。在20世纪，许多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也正是经过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逐渐走向成熟。革命运动的内部分裂常常是与外部条件的恶化相互呼应的，中国革命中发生的内部清洗和分裂就是如此，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悲剧。南亚毛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中苏论战或者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的产物，其积极的方面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其消极的方面就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的持久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政治分裂。整合与分裂由此成为毛主义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尼共（毛）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分离的产物，它本身也不断经受分离与整合。该党是由尼共（Mashal）的几个不同派别整合而成，而尼共（Mashal）则是从尼共(Masal)分离出来的。1989年普拉昌达担任尼共（Mashal）总书记后，该党又分离出三个派别。1991年，以尼共（Mashal-CC）为核心，联合其他三个毛派政治团体，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尼共（团结中心）。1992年，在以大罢工为主轴的城市群众运动失败后，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团结中心）决定转向乡村，推进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基本战略的人民战争，也因此与尼共（联合马列）形成了不同道路之间的长久的政治竞争。

尼共（联合马列）成立于1991年，与成立于1995年的尼共（毛）各有渊源，两者都是各自母党一系列分化的产物。这一左翼党派之间的分歧同时伴随着尼共（团结中心）内部围绕“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与“人民战争”的暴力斗争而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是和平主义的派别（即“四大”派）被清除出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之后，从1996年开始，人民战争终于展开。

真正的政治整合必须建立在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于现实的理论分析之上，这种理论分析为成熟的战略战术提供支持。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尼共（毛）在“十年人民战争”中有过激烈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最终形成了以普拉昌达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政党-军队-群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力量，但在走向议会政治的过程中，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伴随着政治失败的到来，政治整合不但未能有效形成，而且每一步政治变迁都伴随新的政治分裂。尼共（毛）是一个经过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政党，其成熟程度是南亚和南美其他毛主义运动很难企及的。尼共（毛）的政治挫折或多或少应该归咎于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领袖或领导集体。

在访问尼泊尔的数月之后，我赴委内瑞拉参加会议，也因此有机会深入乡村做些调查。在旅途中，我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也包括前政府中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党的投机家；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

查韦斯

查韦斯的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而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直接产生了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并非产生于领袖个人对于权力的追逐，而是源自一种维持其社会改革方案的激进性质的政治需求。在经济精英垄断石油工业和土地资源、文化精英控制大部分媒体和大学、未经彻底改造的军队中持续存在军事政变的危险、霸权国家对其国家进行操控和颠覆的条件下，查韦斯不得不通过与群众的持续不断地直接互动来动员群众、鞭策自己的政党和政府、威慑各种反对力量，其结果是其执政基础与领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一旦其政党失去其魅力领袖，不但其政治的激进性，而且其执政的地基，都会随之大规模衰落和动摇。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在人民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缺乏中国革命曾经拥有的外缘政治力量，也未能涌现富于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和“团结紧张”的领导集体及“严肃活泼”的政治文化，进而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代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进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物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也难以避免一次又一次政治分裂，从而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

卡斯特罗和查韦斯

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历史条件不同，前者地处南亚，深受印度教影响，种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后者地处南美，深受殖民地经济及其遗产的制约，石油产业控制在买办阶级的手中，地主庄园拥有大部分土地，种植业单调地集中在咖啡生产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农业。这是两个在地缘政治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上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形式不同又遥相呼应的激进政治运动。这两场激进政治运动的真正动力和目标其实是相似的，即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摆脱殖民的和后殖民的支配逻辑，通过群众动员、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公平的市场活动，寻求弱小国家的自主发展。这是21世纪的民主追求，即寻求通过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改变在殖民主义时代（以及此前）形成、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固化的等级制和奴役，就其针对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政治、军事压迫而言，这些运动与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反体系运动都可以视为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平等政治，却无法形成1960-1970年代边缘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心地区的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那种呼应、配合和互动。我在这里不能展开对于这两个左翼政府的政治-经济纲领的比较，只是从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

在收录于本书的单篇论文《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的末尾，王静出乎预料地提及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美国在不同区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并试图在亚洲地区重构冷战的框架，其次是在美欧鼓动下渐成气候的有关“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氛围，三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某些重叠所唤起的历史记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是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在展开新的进程时需要参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但对于当代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反思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就与悲剧也具有关键的意义-对于革命的思考和批判需要一种内在于革命的视野。“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需要一种能够将不同区域的底层贫困人口及其政治运动置于思考内部的理论视野和战略，但这样一种国际战略的前提是重新调整和确定国内发展模式。中国明确地拒绝欧美殖民主义的路径，但仅此仍然是不够的。只有走一条不同于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才能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也只有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才能摆脱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遏制，为突破以重构等级制为使命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宿命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是全球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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