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非洲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断想
毛主席会见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蒋晖
弗朗西斯·福山
今天，一切思考和分析非洲问题的框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抑或非洲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
当福山（Fukuyama 1989）预言历史终结的时候，他指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然而他的前提毕竟是承认那段历史曾经是存在的，并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此，理解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必须以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以宣告其失败为结论，除此别无叙述之可能。换言之，无论面对东方还是西方，福山提出的是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的思想。
福山的预言似乎无法应用在非洲问题上，不是因为非洲历史尚未终结，而是非洲根本没有历史。如果说，当社会主义国家想把自己终结在福山的同质化的理想时间设计里面，必然面临来自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抵抗，而这些抵抗也必然要通过市场和国家机器的双重手段来制约，才有可能完成社会基因的再造，那么非洲似乎全然没有这个抵抗发生。非洲曾经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没有给社会机体留下任何的DNA的记忆，彷彿那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只是非洲庞大病体上的一次膝跳反射，一旦痉挛过后，再无发生过的迹象。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非洲问题的最基本的假设：非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一个历史的喷嚏，连小感冒都算不上，根本无需我们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种族的对立、阶级矛盾、政府腐败和执政能力低下、缺乏基础建设、教育落后、内战、宗教冲突等等，是这些根本的现实制约着非洲发展的矛盾。至于从六○年代开始至九○年代，非洲大陆尝试的两种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则不能被叙述为非洲现代历史的内在矛盾的反应。这样，非洲的现代史虽然被认为是深刻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根本冲突的漩涡里，比如，它的反殖是世界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冲突也有机地内化在非洲的历史进程中，并且成为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相反，从殖民体系挣脱出来的非洲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后面的历史：所有非洲问题都被一个个孤立出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被悬置于历史之外。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基本框架就是这种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它的前提是，非洲在八十年代已经实现了欧洲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设计，即一党体系让位于多党制，计划让位于市场。正是这两个关键方面的转换使得非洲成为西方内在的一个不理想的自我，然而毕竟，非洲不再是他者，就像它永远也不曾是他者一样——它为欧洲的繁荣兢兢业业地服务了数百年。它的种种疑难病症只需要使用外科手术来切除即可。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非洲问题的思路，在这点上，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对非洲问题的看法没有任何不同，而这也正是令人担忧之处：按照世界经济体系需求打造出来的非洲的增长是否可以带来非洲的真正的发展？谁还愿意反思，非洲面临上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否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
我们理解各种务实的考虑，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非洲给我们出的各种棘手的难题是否完全可以在缺乏对非洲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上而得到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非洲自我历史的生成过程。它与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终结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否内在于这种被终结的历史？而许多重大的问题恰恰是因此而生？
本文旨在提供一幅宏观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图景，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讨论。关于非洲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学者贡献颇多，但是，在非洲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社会主义遗产如何被转化和吸纳，如何成为改变现状的思想和体制的资源，还期待更多的研究，鉴于它和中国问题的相似性，这或许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高级发展阶段的话，非洲则完全无法设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会大面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具有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庞大的工人阶级大军、完善的基础建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等这些从理论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其他国家生产力水准大多处于原始农耕、渔业阶段，畜力耕作尚不普及，遑论有什么现代农业和发达的现代工业。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于1957年前无一独立（埃塞俄比亚［Ethiopia］并未被西方殖民，因此除外），因此，脱殖才是最紧迫的任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则是下一步的事情。但是如果要理解为什么大多数非洲国家一独立就开始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是如何天然地根植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之中的。它们不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而是一个运动的不同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一大批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都是在四十年代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思想氛围中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深受法共影响，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的则深受英国工党影响，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在非洲留学生和印度留学生里面影响深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非洲学生也是最公开批判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群人，被非洲民族主义者视为最可依靠的力量。在美国留学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英国留学的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和在法国留学的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分别是加纳、坦桑尼亚和塞内加尔的国父——都是在四十年代皈依了社会主义学说。两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大本营都建立在塞内加尔。相比较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非洲的影响则更早。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产党分别在南非和埃及建立，1946年，第三个共产党组织在苏丹建成。实际上，非洲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与第三共产国际有密切的互动。非洲同志的加盟带动了第三共产国际内部研究非洲问题的兴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经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苏联成立（见Cohen 1986），这直接导致1928年第三国际把「黑人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讨论。根据谢里丹‧约翰斯的研究，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根据自己的「民族理论」提出黑人应该为一个民族，并意识到黑人反抗将有效遏制美、英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出于这种考虑，黑人解放事业被纳入东方问题这盘国际共产革命的大棋来考虑（见Johns 1995: 208-209）。
旅居西方的黑人知识分子也感受到苏联人的友情，泛非主义思想家乔治‧帕德摩尔（Padmore 1931）旋即在其名著《黑奴的生活与战斗》（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Negro Toilers）一书中表达对第三共产国际的忠诚。但是，苏联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爱德华‧威尔逊（Wilson 1980）指出，苏联对非洲的兴趣是沙皇时期俄国对非洲兴趣的延伸，其核心是维护苏联的帝国利益。不久，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黑人思想家都意识到在独立运动中苏联是不想给予什么实质援助的，非洲的独立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法共更是站在法国立场上反对非洲独立，这引起非洲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法侬（Fanon 1963[1961]）在《大地的受难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明确指出，非洲独立必须依靠非洲全体的团结来实现；非洲黑人性（Négritude）的领导者赛舍尔（Césaire 2000）在《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一书中，也从黑人解放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桑戈尔在塞内加尔执政后执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政策，而他的总理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则由于访问苏联而主张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两个人在议会上争吵起来，迪亚调动员警进入议会，随后桑戈尔调来军队约束员警，才稳定了局面，并罢免了总理，将之投入12年之久的牢狱生活（见Brockway 1963: 38-42）。恩克鲁玛根据利比亚的局势在1947年提出「非洲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主张利比亚的革命需要依靠西非的革命才能完成。1965年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后，他又提出，为了抵御欧洲的新殖民主义政策，非洲应该团结起来，成立非洲国家联盟，以全权处理非洲各国的防务和外交事务。乔治‧帕德摩尔（Padmore 1972）这时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在晚期的《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一书中，提醒非洲需警惕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种族歧视，并明确拒绝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非洲的民族主义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走城镇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的治国之路。他的这个主张代表了初期非洲社会主义者的集体思想。
毫无疑问，非洲的反殖斗争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两种斗争相互支持，最终才终结了人类数百年殖民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和非洲各国都进行了长期富有成果的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应忽略非洲反殖斗争的独特性，它不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理论上，而是建立在种族反抗的理论上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获得成功。现代非洲政治核心意识形态是泛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最终发展为非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与两大阵营不结盟的国关政策。泛非主义强调非洲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因此在政治上强调非洲国家的团结，在国内政策上则不主张以阶级区分人民，反对将各种族群冲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理为阶级矛盾。所以在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统治党大多是全民党而不是代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理解非洲的革命就必须同时理解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两种既有联系又有许多矛盾的两大非洲现代思想潮流。
非洲的革命提示我们，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革命并不是单一的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依靠对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力量的动员来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的力量、黑人的（种族）力量和妇女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的革命更应该理解为阶级、种族和性别三大革命，三者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地将种族解放和性别解放看成为阶级解放的附属品，认为前者的实现以后者的实现为条件。中国共产革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但这个逻辑放在非洲就不完全适用。当代非洲的独立运动、独裁、内战、种族屠杀以及美国内部黑人与白人的矛盾，都不能简单地以阶级矛盾理解和处理。种族的问题阶级化、阶级的问题种族化反映了非洲最普遍的现实。从非洲的处境重新反思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阵营被推向极端，也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因为它对外将资本主义完全敌对化，对内追求绝对的平等和消除阶级差别，这两项革命策略都被证明是失败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太多了：中苏不和，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我们72年与美国建交，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许多非洲小兄弟根本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无法以阶级斗争理论说明之。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检讨以阶级斗争来定义二十世纪革命性质的片面性，这样才能对多元的革命动力重新做出说明，才能真正解释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西方战后左翼各种各样的发展，其核心是放弃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辨析被阶级论所遮蔽的各种革命诉求和革命的力量，这一切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多元决定论」后一下子变得可行了。
非洲革命是世界反帝反殖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并不简单的是苏联和中国式的阶级革命，这是我们认识非洲现代社会和其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前提。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一方面，没有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施加的压力，非洲的独立无法完成；另一方面，非洲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文化矛盾使得非洲必须走不同于西方和东方的第三条道路，而这第三条道路为冷战的二元格局开辟了第三世界的战略空间，中国正是借助这个空间才取得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
回到福山的命题，我们反对他的说法，提出世界的历史并未终结，我们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的阶级斗争不但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同时因为随着阶级冲突的升级，种族、民族、宗教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取缔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解决一切矛盾。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在各种矛盾形式里面（政党、民族国家形式、阶级、种族、宗教、市场、资本）找到各自的进步的力量。
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加纳国父
1957年撒哈拉以南被殖民的第一个非洲国家独立了，那就是加纳，其领袖恩克鲁玛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自此揭开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从1957年到1992年，非洲55个国家里面至少25个在一段时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据苏联学者1982年的统计，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统治着非洲大陆约30%的土地和25%的人口。就连尼日利亚（Nigeria）这样的倾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未间断。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从来未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但独立后，政府立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控制私有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葡萄牙殖民地在七十年代纷纷独立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这种运动一直持续到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非洲的红色旗帜也缓缓降落，除了坦桑尼亚至今还将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非洲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非洲可谓以失败告终。更可悲的是作为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我们对另一个大陆所尝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失败的原因以及经验和教训关心不够、研究甚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失败的无可避免。相反，真正对非洲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还是西方学者，今天我们只能通过阅读西方学者的著作来了解非洲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呢？
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是：非洲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非洲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并不想重复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具体的反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他们不认可西方式的民主，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实行一党制，这样保证政府执政的力度和进行社会动员，这在一个多种族、经济落后、治理体系极不健全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应该尝试的制度。[1]如贝宁（Benin）1990年进行多党制改革、放弃社会主义，标志非洲大面积民主化进程之开始。第二，在经济方面，非洲否定自由市场原则，普遍实行计划经济，许多国家土地国有，大部分国家自然资源国有，这样有效保证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否则，市场一旦开放，非洲微弱的工业体系将受到极大冲击。目前南非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三，在人文价值上，非洲不认同西方的必须有阶级才有发展的理念，强调自己传统价值里面的互助、和谐原则，社会主义消除剥削和平等的原则因此才深深打动非洲人民。
同时，非洲也不想重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表现在：第一，在政治上，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执政党大多为大众（the Mass Party）党，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非洲社会主义一大特点是「没有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宪法中强调对人权的保护。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六个：安哥拉、贝宁、刚果（布）（Congo）、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马达加斯加。第二，在经济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彻底取缔私有企业，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认为，由于非洲的生产方式是混杂性，从原始农耕的生产方式到殖民者留下的现代生产方式应有尽有，所以，非洲必须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导但也要允许私人企业发展，由于工业化需要的资金短缺，非洲欢迎西方投资、借贷。第三，在外交上，实行不结盟政策，尽量避免成为美苏超级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从上面具体政策可以看出，非洲力图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国家安全方面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们因此有理由说，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也是非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2000年前彻底失败了；非洲的资本主主义道路在2000年前也没有成功。在2000年之前，当世界各地贫困人口都在锐减的时候，唯有非洲的贫困人口不降反升。占25%人口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此负责，占75%的非洲资本主义国家更该对此负责。非洲的不发达的原因太多了，由于非洲并没有出现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哪个制度的问题。2000年到2010年，非洲迎来了高速发展期。这十年，世界发展最快的十个国家六个在非洲。其中三个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另三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卢旺达、乍得（Chad）和尼日利亚。姓资还是姓社在发展的起点和潜力上再次平分秋色，打个平手（见Mills and Herbst 2014: 1）。
因此本文认为，我们不能按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分析非洲社会主义运动。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起点，去了解非洲式社会主义兴起的目的是要解决独立后非洲发展的一个普遍困境：有增长而无发展。非洲的经济在六十年代初有了一定的增长势头，然而财富明显开始集中到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手里，他们利用从殖民体系留下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累积财富，而不是通过建成自己民族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行政、经济、教育体系依然是殖民时期留下的，只为少数精英所服务；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根本利益被遗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唯一可以改变现实的办法。
19世纪末欧洲各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范围
非洲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分析非洲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理解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点。民族国家的形式本是欧洲的产物，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了非洲。五十年代末西方势力开始撤离，却为非洲留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主权形式。现在的非洲各个国家基本是继承1884年德国柏林会议用直线圈出来的版图，因此它是殖民的产物。也因此，非洲民族国家形式的天然缺陷既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也形成其特点和局限性。
在柏林会议上，14个欧洲列强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称「瓜分非洲」的会议。其中英国和法国各获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权，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比利时，它将拥有丰富资源的刚果收入囊中。欧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国家利益切分的。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当时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商人、军人和传教士的地盘利益。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点没在他们脑子里。其结果是，拥有共同语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为二，从此可谓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条人为的国界线分隔。如果分界两端恰巧被不同的国家殖民，若干年后，这个分裂的族群将因分别说不同的欧洲语言而无法交流（见Brockway 1963: 1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制造商，四十多个国家短短几年从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独立，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这些国家基本没有通过激烈的战争获得独立，而是英、法改变了策略，决定和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将来抵抗运动兴起，反殖民战争爆发，便可让社会主义国家趁虚而入，使非洲面临大面积赤化的危险（见 van Der Veen 2004: 28）。英、法在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远见的。果然，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对前宗主国保留了相当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们，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了。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经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国文化为荣。[2]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无论是民间动员的力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干部的培养、人才的储备等都不足以让新的国家可以完全脱离欧洲而发展。相反，当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时，政府除了利用现有的殖民系统，几乎很难立刻有新的作为。连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拒绝送给你的民族国家形式，从而大胆妄为地另辟蹊径，重新以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来设计更为合理的非洲国家形式。
于是，新的非洲国家不得不有如下特点：第一，革命党与群众的脱离。只有通过战争，一个政党才能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才会掌握发动群众的方法，党的发展才能真正扎根基层。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展现在和西方殖民者谈判方面，他们往往充当的是调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而这种能力正是殖民教育的目的。西方长期在非洲的殖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少数倾西方的知识精英群体，替西方管理非洲。管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种前殖民角色的延续，因此这种政党很难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肯尼亚（Kenya）的肯雅塔（Jomo Kenyatta）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肯雅塔执政后，对茅茅运动（Mau Mau Uprising）采取高压政策，否定茅茅运动的正当性。而茅茅是最底层民众组织的反英的农民革命。茅茅的政治诉求是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的利益相悖的。这种党一旦执政，就迅速出现使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并形成新的贵族阶层。[3]
第二，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共同的战斗，各种分散的族群和宗族就没有达到应有的团结。殖民者本来就刻意制造族群之间的摩擦，这样便利于转嫁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和平建国因此没有完成必要的团结任务，这样，国家就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尼日利亚六十年代末因发现了石油而引起约鲁巴族（Yoruba）和伊博族（Igbo）的残酷内战就是一个例子。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只有少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索马里（Somalia）、博茨瓦纳（Botswana）、布隆迪（Burundi）、莱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兰（Swaziland）等。索马里内战主要是宗族矛盾造成。而更多的国家冲突则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西方留下的「烂摊子」确实给独立后的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独立后的非洲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依赖，当然依赖的程度视不同国家而有差异。法国在非洲独立后对非洲的控制要高于英国。法国殖民地只有几内亚要求完全的独立，并和法国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法国立刻将所有的专家从几内亚撤走，这样法国留下的行政和经济部门便基本陷于瘫痪，因为几内亚没有现成的人才接管这些机构。法国还把所有资金从几内亚撤走，使几内亚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境地。杀鸡骇猴，其他法属殖民地没有一个愿意采取几内亚的做法，而是和法国修好。和法国关系保持最好的是科特迪瓦，独立后科特迪瓦在经济领域依然聘用法国人做高官。它的总统菲力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就因为忠于法国，所以大位无忧，无需担心政变，一直执政到1993年。[4]塞内加尔致力于帮助法国建立「法联邦」，其历届总统夫人，除了现任的，都是白人。英国则对殖民地更加苛刻，它主要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让殖民政府在本地建立酋长制度，让酋长做地方行政长官。更有甚者，在东非、南部非洲和中非的英属地，最初的地方管理机构不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而是在这些地区的英国公司设立的，英国商人等于先于英国政府在非洲建立了一套管理和税收机制。吉登斯（Giddens 1991）确实是对的，他在勾勒现代性生成所依赖的四个机制时，特意将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分开来，它们各司其职，不能一概而论，而资本主义才是推动西方扩张的根本动力。西方进入非洲采取了三步骤：宗教、贸易和管理。而当西方撤出去时，这三样东西基本都留了下来。
西方留给非洲的经济体系一直是剥削非洲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欧洲市场的需要而建的，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无关。欧洲需要非洲两样东西：矿产和经济作物。为了开掘矿产和运输矿产的方便，有矿的地区便有道路，有了工人，有了移民，有了集市，最后发展出了城市，南非约翰尼斯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农业则是像咖啡、糖、棕榈油、茶叶、蜡、橡胶、可可等农产品才可为农场主盈利。于是，在合适的地区，殖民者往往不考虑本地需要什么农作物，而大肆种植经济作物，造成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极大破坏。比如西非冈比亚（The Gambia）共和国，殖民之前种植多种农作物，殖民开始后，被迫种植单一具有经济效益的花生，使得该地区人民健康状况极度恶化（de Castro 1957: 215）。非洲独立国家面临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但如果要获取外币，就必须生产经济作物出口，这样造成发展本国经济体系的困难。同时，英国留下的政府管理体系如税收，很快就被新政府利用，成为一些政客敛取民财的通道（van Der Veen 2004: 57）。造成非洲政府腐败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为国际援助，而有更复杂的原因（Moyo 2010）。其中殖民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方便政府贪污的一个工具。
总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一开始实际是继续沿着西方传授的发展道路发展，这迅速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5]因而，一些国家开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独立后的非洲继续受西方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信奉西方盛极一时的「发展理论」，努力发展工业、打造消费社会。这种做法是西方极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做，非洲需要西方的市场，西方可以继续享受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同时，发展旅游业和消费社会也有利于欧洲奢侈品的出口以及方便欧洲人来非洲旅游。这样做，非洲的政治精英也乐意，他们等于很轻松地变成了西方的代理商，个人利益得到极大满足。唯一无法从中获利的是农民和工人，非洲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少数阶级财富迅速集聚的现象便同时发生。
因此，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并防止剥削的出现。这是非洲国家普遍的政治理想。但这种政治理想显然在非洲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因为：第一，事实证明，只要发展就会出现贫富差别，这个矛盾无法避免。第二，只要发展就需要资金，非洲这么穷的地方，资金要么从社会主义阵营出，要么从西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出，要么向国际组织借贷。非洲的情况是，非洲所需要的钱只能从方方面面来才够用，这使得非洲无法彻底消除私有制，反而形成高度混合的社会：从原始农耕渔牧业到现代工业的各种生产方式应有尽有；各种性质的企业从国企、私营到民企并存。即使最激进的坦桑尼亚也没有完全取缔私人企业。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念，即允许有不同性质的各种企业存在，但需保证这些企业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的目标和需要。
关于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都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两个极端。前者完全是打着社会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后者则是真诚地搞社会主义。它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我们下面做两个个案研究：肯尼亚的社会主义基本沿袭殖民者留下的经济体系来从事社会主义发展，这个体系以发展贸易、旅游业、和城市为主，而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坦桑尼亚则相反，其思路主要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农业体制，将农村的发展优先于城市，将农民的利益置于其他阶级利益之上，改组党，让党代表农民阶级，并意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肯尼亚和坦桑是比邻的东非国家，老天却是那么不公正，让自然资源都集中到了肯尼亚，而坦桑则一贫如洗，除了务农，别无资源可以利用。在起跑线上，坦桑已经落后于肯尼亚了。正是这两个国家分别在1967年和1965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施的结果是，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地主，而坦桑总统尼雷尔则成为声誉不次于曼德拉的圣徒。
1965年肯尼亚颁发《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African socialis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lanning in Kenya）的施政纲领，里面强调遵循社会主义的总体原则，即在发展中要防止阶级的出现。然而，实际证明，这与其说是肯尼亚执政党的信仰不如说是口头说辞。因为具体的条文显示，肯雅的社会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社会主义。它的核心理念是保护私有财产，宣扬个人致富论；给工会制定的任务不是维护工人的权益而是阻止工人罢工等破坏生产的行为，要培养工人敬岗敬业的精神；在经济发展上要求优先发展旅游业以获得外币收入，以此来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稳定服务业价格。发展服务业的另一个好处是形成国有企业和个体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6]这个经济发展蓝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成了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和已取得的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上的。而没有这些积累的肯尼亚所设想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依赖上面。1978因为国际石油价格升高，肯雅出口减少，肯尼亚一下子失去了发展资金，发展随之停顿。[7]一位学者对肯尼亚实行的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是：「肯尼亚的非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防止和消除阶级分化，反而是促使其生成。肯尼亚鼓励个人对财富占有的本能而不是宣导传统社会里的集体价值观。未来理想社会是有产者的社会，他们由个体创业者、商人和农民组成。另外，这个社会强调个人消费和积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见Mohiddin 1981: 79）。
尼雷尔的变革则完全不同。尼雷尔接手的坦桑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于是把国家的发展中心放在农村改造上。他驳斥党内同志对外国资金的迷恋，[8]提出要建立维持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改变过去为西方服务的经济体系。他将土地国有，建立国家银行和国家商会，当这些都完成后，他开始实施著名的《阿鲁莎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其核心是建立农村社会主义。[9]这是一项异常宏伟的计划，他设想要建立8,200多个社会主义新村，让坦桑农民离开固有家园搬进这些新村。这些新村围绕着公路和水利资源而建，这样解决了传统坦桑农民散居的局面，便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这种过于大胆的计划一开始遇到农民的抵抗，所以尼雷尔不得不改变说服教育的政策，而调动军队强行搬迁。可以说，尼雷尔为日后坦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尼雷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由于不鼓励个人致富，所以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坦桑的工人在1967年工作时间是每天七个半小时，一周上五天半的班。农民则更是懒散（Nyerere 1968: 30）。尼雷尔除了在道德上进行一番说教，要国民勤勉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但因为缺乏激励机制，而总体是失败的。坦桑的农民在殖民时期并没有受到残酷剥削，多少个世纪都处于封闭的田园生活状态，因此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也没有焕发出多余的劳动热情。1977年，尼雷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改革的失败，承认这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令民生得到显著改善（Nyerere 1977）。这主要是因为坦桑拒绝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所以拿不到发展经费，这样，坦桑只能极度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和北欧的贷款和资助。
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在另些方面却取得了为世界所公认的成就。1980年代联合国观察员认为，坦桑的医疗和教育水准在非洲名列前茅：1970年代坦桑实现了全国义务教育，1967年农村医疗站只有42家，1978年则增加到181个，另外有610个托儿所和儿童医疗站，农村医疗救护十年之内增加百分之二百，医疗服务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10]除了这些成就，尼雷尔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泛非主义者。桑尼巴尔岛（Zanzibar）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其政治受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尼雷尔最终敞开胸怀接纳了它，最终形成现在的坦桑国家。他支援莫桑比克、安哥拉的反殖斗争，为他们培训干部和训练军队；为了支持津巴布韦（Zimbabwe）的独立斗争，他主张修建坦赞铁路，以打通赞比亚（Zambia）和外面联系的经济通道；他出兵乌干达颠覆阿明（Idi Amin）政权。这些泛非主义理想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其施政纲领《阿鲁沙宣言》里，明确要求自己的党员不许在私有企业兼职，不许介入任何经济活动以获得私人好处，这使得当时许多党员经济受到不少损失。[11]但因为尼雷尔个人魅力的感召，大家还是很有热情地和他一起干社会主义。尽管理念不同，西方却尊重尼雷尔诚实的人格，他的国家还是不断接到国外资本的援助。尼雷尔是真诚信仰社会主义，作为基督徒，他显然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伟大的圣经的世俗版。[12]
注释：
[1] 非洲国家独立后长期实行一党制，被称为“big man rule”。但是一党制之所以盛行，除了非洲内部政治气候的原因之外，也和国际政治环境有关。法国对前殖民地的控制比较严格，一旦是法国认可的领导人执政后，法国就不支持换人。所以，法属前殖民地国家大多比较稳定，这和一党执政、执政党和法国关系密切因此得到法国的保护有关。见van Der Veen （2004: 84-92）。
[2] Senghor在《非洲的社会主义道路》（On African socialism）一书中说：殖民主义是很坏，给我们带来了创伤，但我们如果总是责怪殖民统治，就如同爱抱怨的孩子，反而看不到母亲身上的优点，现在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的文明。见Senghor （1964: 81-82）。
[3] 茅茅运动是非洲不多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农民武装革命。这场反抗同时也分裂了肯尼亚社会。肯雅塔从来就没有参与过这场军事战争。这场农民起义和其他国家现代农民革命的差别，可参见Frank（1989）。
[4] 见van Der Veen （2004: 34-38）。 文章谈到，因为法国「看得紧」，法属殖民地独立后和法国大多保持密切关系，并可不断得到法国贷款。这是法语区的非洲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另一个原因。
[5] 非洲独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所谓「发展理论」，即将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为普世方式，让发展中国家学习。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指出非洲「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怪圈」，于是，「依附理论」代替了之前的「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瓦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为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他的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1991）一书极有影响。
[6] 条款23-26强调对西方市场和资金的依赖，强调改革开放的思路；条款124-129为商业发展规划和工会职责等问题。
[7]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肯雅发展模式的批判，最有力的著作，见Leys（1974）。
[8] 他尖刻地批判党内崇尚外国资金的心理，他说：为什么我们政府一旦拿到一笔国外贷款，各种报纸便要蜂拥报导？为什么钱还没拿到，也就才和外国机构见了面，我们的媒体都要兴奋地大做文章？这是因为我们盲目崇拜国外资金。他随后尖锐批评了这种心态，见Nyerere（1968: 22-25）。
[9] 尼雷尔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国家的最主要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被农民掌控，政府和合作社为保证此点而设置」（Nyerere 1968: 16）。
[10] 具体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农村运动的研究，见Okoko（1987）。
[11] 见他对干部的六项严厉规定：Nyerere（1968: 36）。
[12]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切伟大宗教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Nyerere 196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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